近年来，基于西方学界寻求“欧亚统一”世界历史范式的需要，在中文语境中被称作“王朝”的中国历史政权，一旦进入英文语境，往往会被“转义”为“帝国”（empire）。当中文语境的“王朝”转译为英语的“帝国”时，至少会为“王朝”增加两项原不具备的意义：第一，在西方历史经验下的“帝国”，是不稳定的“世界”或“国家群”，迟早是要分裂或解体的；第二，在西方的历史逻辑上，“帝国”的分裂或解体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前提。西方学界将“帝国”视作某个“强权”统治的“世界”或“国家群”。因此，“帝国”并不稳定，具有分裂为多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宿命。这种“王朝”到“帝国”的概念“转义”，导致西方学术语境下中国“王朝”历史叙事与意义的改变。例如，西方学界通过强调“清帝国”在行政集权、多民族、“殖民定居”模式、扩张、合法性和收入等方面与其他欧亚帝国的所谓“相似性”，最终把“清帝国”纳入西方预设的“欧亚统一”、“早期现代帝国”的“新”比较视野中，从而实现了西方学界中国历史研究从“王朝”向“帝国”范式的转换。西方学者把“清王朝”看作“清帝国”的“转义”做法，是基于欧美“想象的民族—共同体”现代国家理论，论证传统中国王朝共同体与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毫不相干，其目的在于割裂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将“清王朝”等同于“清帝国”的“转义”叙事，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首先，中华文明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产物，中国的“王朝”确实有复数“中国”的面相，因而在外观上与西方“帝国”、“国家群”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两者本质是不同的：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政权都自称“中国”，而且非汉族群认同“中国”是自觉行为，并非受武力强制，他们从未认为“中国”一词是汉族独有。其次，中国“王朝”在历史上形成了不强调族群属性的多样性统一“历史中国”认同观。历史上中国“王朝”认同的核心与基础是，不管哪个“王朝”、哪个民族成为“历史中国”的统治核心，都必须履行维护生产秩序、保障国家安全、救济百姓、赈恤灾荒等国家公共职能。在这方面，既无族群之分，亦无“传统”与“现代”国家之分。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来源：《历史评论》2022年第4期，原题《西方学界基于概念转义的“历史中国”叙事置换研究》，摘自《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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