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有几个至亲，家庭都因赌博而闹得鸡飞狗跳。每到年底，冷不丁不知从哪里冒出几个上门催债者，手拿几张欠条——里面字迹潦草、错别字连连，实在让人堵得慌。或许，很少有时代像如今这样，赌博会和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密切勾连。在笔者调研过的多数乡村，“赌博”在最近十余年间已实现去污名化，乃至于和日常娱乐活动纠缠不清；“赌徒”也不再是败家子的同义词，反而被赋予了胆大、豪爽的正面意义。笔者有一个表哥，因在赌场上极其豪爽，一诺千金，所欠赌债说几时还就几时还，竟因此而获得好名声，当上了村主任。然而，因赌博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事例，却更为常见。如何认识今日中国乡村的赌博业态，虽非易事，却是大事。赌博已成社会之癌，不可不治。
01. 乡村赌博业态
我调研的乡镇是一个典型的中部农村，总人口不到2万，共17个行政村，100余个自然村。因地处丘陵地带，人均耕地较少，且无任何工业，乡民们在上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外出打工，至本世纪初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庭生计模式。如今生活在乡里的，以中老年人及小孩为主，以及少部分在家带小孩的年轻留守妇女。因此，该乡可谓是一个消费型社会，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年轻人（第二代农民工）外出务工。中老年人则在家务农补贴家用。
尽管该乡几无生产功能，集市经济却甚为发达。除了少量几家农资、化肥店，街上全是为乡民“现代生活”服务的商店，包括超市、饭店、家具店、服装店、理发店，甚至于养生馆、五谷杂粮配方点、蛋糕店、快递服务点等，一应俱全。不过，最大的产业当属“赌博业”。
准确地说，当地人所称的“茶馆”其实是麻将馆。笔者做了一个不完全统计，单单是在集镇，就有近30家麻将馆。而通常每个村，甚至于每个自然村的小商店，都兼营着麻将馆。如此算来，全乡的麻将馆大概在100家左右。
茶馆的规模不等。一般而言，集镇上的有七八上十台麻将桌，村里的有三四台麻将桌。当地麻将的玩法简单、节奏快速，极易胡牌。每人十三张牌，行牌时只能碰或者杠牌，不能吃上家的牌；胡牌只能自摸或抢杠。一般而言，可以事先约定奖码，每奖一个码翻一倍。根据胡牌大小，当地麻将馆分为三个等级：（1）打大牌的，胡牌在20元以上，每盘输赢可在几百上千元；（2）打中牌的，胡牌一般为5元或10元，每盘输赢在几十上百元；（3）打小牌的，胡牌为2元，每盘输赢只在十几二十元间。集镇上的30家麻将馆，打大牌的只有1家，打小牌的只有5家，绝大多数皆是打中牌的。不同等级的茶馆，其消费人群有显著差别。打小牌的均是老年人，尤其是那些在集镇上租房子带小孩的爷爷奶奶们。他们的年龄较大，因带小孩的原因，自己也无收入，靠在外打工的儿子儿媳妇寄钱回来，几无财务自由。这些人打牌纯粹是为了消遣时间。打中牌的则基本上是中年人和留守青年妇女。其中，大概有一半的消费者也是在集镇租房子带小孩的爷爷奶奶们。只不过，他们多属于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可能因有积蓄，或家里还兼有副业，故而生活开支并不完全依靠儿子儿媳妇的务工收入，有一定的财务自由。当然，也有为数不少的人，日常生活里并无财务自由，却经不住诱惑而超前消费，由此闹出的家庭矛盾数不甚数。打大牌的多是那些在集镇上做点小生意，有一定收入却也谈不上大富大贵的中年男子。他们有一定社会接触面，有些许“面子”，却往往经不住茶馆老板的拉拢以及狐朋狗友的怂恿而踏入大茶馆，深陷其中直到不堪承受。在一般乡里人的认知中，茶馆是当地人常规性的休闲娱乐活动，多数人并不认为其具有赌博功能。但是，在“赌博”和娱乐之间，界限其实是很模糊的。比如，打大牌的茶馆，普通乡民都认为那是赌博场；但茶馆老板及参与者并不一定认同。那些打中牌的茶馆，对于大部分有财务自由的乡民而言，也算是一个合适的娱乐场所，但如果毫无节制地沉迷期间，其实也算是彻彻底底的赌博心态了。惟有打小牌的茶馆，几无乡民认为它是一个赌博场所。六合彩在乡里也甚是普遍，其覆盖人群甚至比“茶馆”广，可谓是老少咸宜。说是“地下”，主要是从法律意义上界定的；但对于当地人而言，它是再公开不过的赌博形式。每个乡民都可以在邻居、亲戚、朋友那里轻易地找到“码庄”。再不济，就到村里的商店去，它们不但兼营着茶馆，也兼着小“码庄”的生意。集镇里别的商店不会做这个生意，但“茶馆”做地下“码庄”的生意却是再正常不过的。在十多年前六合彩刚到该乡时，乡民们的积蓄很是被扫荡了一番。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赌博，但奇高的“回报率”却让人欲罢不能，人们总是幻想着自己是一夜暴富的那一位。久而久之，哪怕是曾经一夜暴富的彩民，也最终落得个血本无归，人们终于还是不再指望玩过大庄家。但六合彩似乎也有了莫名其妙的极具乡间特色的娱乐功能。一些电视节目，如央视的天气预报、动画片及美食节目，在乡间有极高的收视率。彩民们天天盯着这些节目，希望从节目细节中寻找到有关“特码”的“玄机”。一旦有所发现，就相互探讨，确定一个（或一串）最“准确”的数字下注。如某位彩意外连续猜中两三期，他必定会成为乡间名人，一大堆粉丝跟着他下注。某种程度上，“运气”这个飘忽不定的东西，竟然在六合彩中具象化了。比如，家中有个老人80岁去世了，其子孙立马会联想到下一期的开码数字必定和8有关。果真中了，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现如今，大部分乡民都将六合彩当做“小赌怡情”的节目，一周开奖三次，节奏刚好，算是日常生活中有了个共同话题，人们也有个“盼头”。但是，每年总还是有几个乡民因赌六合彩而弄得倾家荡产的。乡间有两个大混混，都有黑道背景。一个大混混经营着大茶馆，不定期地在其茶馆组织超大规模的“局”，如50元或100元开胡。还有一个则专门组织“八点场”，运用乡间所称的“龙虎斗”（老虎机）和“掐八点”（推牌九）组织赌博。超大无比的麻将局，当然不会常年进行。一年也就那么三五次，每次个把星期。大混混每次“组局”时，都亲自上门邀请那些目标任务去他的茶馆玩玩。那些有点小钱、平常本来就喜欢打牌中年男子，多半以为这么大的“人物”邀请，真是有面子。结果，一旦进了别人的“局子”，总得输个几万块钱，有时还欠一屁股赌债才算完。这个大混混也甚是大方，凡是向他借赌债的，要多少给多少，根本就不怕这些赌徒们还不起或故意不还。“八点场”也是一年组织几次，其特点是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却未必有隐蔽性，因为普通民众都知道），每天打一枪换一炮，或在这个混混自己家中，或在别人家中；或在街上、村中某户居民家中，或在山头野外搭棚。由于资金规模大、参与人数多、输赢变化快，甚是适合赌徒的需求。以“掐八点”为例，一个人坐庄、三个人摸牌，另有参与者可以在庄家之外的任一家下注。只要庄家愿意，下注人数不限。该乡的“八点场”几乎是赌徒们的狂欢，规模一般在几十上百人之间，有积极参与的，还有纯粹是看热闹的，每次赌资都有几十万之多。在我调研的乡镇，赌博业有一个较长的产业链。在这个链条里面，处于高端的是两个大混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制定了“消费”及服务标准，其组织性也较强；处于中端的是那些打中牌的茶馆及各个码庄，他们是乡村赌博业的中流砥柱，为赌博的去污名化、培养基本“赌徒群众”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处于低端的，则是那些数量不多的小茶馆，客观上为赌博生态的塑造提供了掩护。两个大混混在组织赌场方面都可谓是轻车熟路。他们风格有异，危害程度却差不多。组织大麻将局者，在乡里人的形象中是一个“乡绅”，从来都是客客气气的，组织的牌局也甚是“文明”，感觉就是去一个高档会所。笔者在调研期间，从未听说过其在乡间耍过什么黑招，却所有人都对其敬畏有加，谁都可以感受到其温婉笑容背后的杀气。只要是在乡间有点社会接触面的人，只要受其邀请，多少得给其“面子”。如果不去其赌场玩玩，甚至都觉得是在驳这个大混混的“面子”，就怕哪一天会被其下阴招。因此，乡里人明知其组织的是鸿门宴，却也得装得很高兴的样子前去“送钱”。组织“八点场”的大混混，则风格迥然，其霸道、阴狠是写在脸上的，其血债累累也是众人皆知的。以至于，笔者的调研几乎不需要多“深入”，在乡里随便问几个人都可以说出其故事之一二。2016年，一村民因欠了“八点场”的高利贷共7000元，被几个混混拖至债主家中非法拘禁、暴打了一晚；第二天一早，此人被发现死在了他自己家。乡间流行两个说法，一是说此人被逼无奈喝农药自杀而亡；还有一种说法是，此人是被黑恶势力暴打致死。只不过，这个村民在乡间无至亲，唯一的一个弱智女儿远嫁外省，根本就无力追求其死因。因此，此人死了白死。2015年一年即有两起恶性事件。一妇女也因欠了“八点场”的高利贷，被逼无奈躲在一个山头两天，最后在山上自杀身亡。乡政府为了安抚受害者家属，让其丈夫及小孩吃低保。在这起事件过后，又一位乡民被高利贷所逼，自杀身亡。其家人将死者棺材拖至乡政府门口讨说法。派出所出面调解，让债主赔了17000元，乡政府再“人道主义救助”了4万元，终于息事宁人。每次死一个人，乡间茶馆即被勒令停业整顿一周，乡里人早已见怪不怪，戏称是全乡所有赌徒为死去的赌徒默哀一周。但就该乡的赌博业而言，他确实做得很是成功，几乎达到了企业化运作的水平。一个成功的“八点场”，需要符合几个要件：（1）安全。就乡里人的认知而言，无论是赌场的组织者、提供场所者，还是参与者，都知道他们在从事赌博活动。因此，保证赌场安全，有效防止公安机关打击，是成功的前提。就安全要件而言，它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场所的安全，不在固定场所、固定时间开设赌场，可以大大提高隐蔽性；二是现场秩序，一个合格的赌场，既要在合适的地点安设明哨、暗哨以防止公安机关的打击，又要有足够的力量防止现场有人闹事。进过赌场的人都知道，赌徒们的心态大多不会好，输赢都会影响心情，相互之间很容易产生摩擦。因大打出手而惊动派出所的情况，并不是没发生过。因此，防赌徒闹事和防警察出警一样重要。2013年就出了一个意外，两位赌徒在“八点场”大打出手，结果还闹到了法院，当事者被判刑事拘留。幸亏相关部门没有进一步挖掘案中案，没有牵扯太多人，大混混算是虚惊了一场。（2）组织。该乡的“八点场”之所以屹立多年而不倒，关键还在于这个大混混有一个成熟的运作团队，对组织赌场可谓是驾轻就熟。其核心圈有五六名小混混，这些人负责赌场的设备、坐庄、放贷、安保、服务等等，各司其职、各得其利。外围还网罗了不少协助者，如乡间的多名“摩的”司机，就兼职帮忙网络赌徒，除了赚取正常车费，还可以向组织者讨些“抽红”。当然，那些愿意提供场所的居民，每晚可以“抽红”几千上万元，也是积极的合作者。（3）赌资。赌徒心态都是想用最少的钱去博取庄家的钱，因而身上都不会带很多现金。可正常情况下，多数赌徒肯定会血本无归。为了让赌局维持下去，提供资金周转就是必要的一环。而赌场上的周转资金，一般都是高利贷。在“八点场”上借钱，条件可谓苛刻：借1万，只能拿到8000赌资（2000元算是利息），且要求当晚还清；不能还清者，则每天再加500元利息，一月一结。提供高利贷既是活跃赌场的必要条件，又是混混们谋取利润的主要来源。通常情况下，这帮混混在组织赌场时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在赌场关闭时，主要工作即变成是收贷。回款差不多了，下一场赌场又可以开始了。（4）利润。赌场的利润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正常的赌博输赢（或“抽红”）；二是高利贷。组织者既可以自己坐庄，也可以不坐庄。如果是自己坐庄，则可以从赌桌上获利。赌场上总是有输有赢，但终归是庄家赢。这是因为，庄家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杀牛”（出老千），但赌徒却无游戏操控权。哪怕是从运气的角度上说，由于庄家的资金雄厚，可以坚持到他认为可以到此为止的时候，但赌徒却不可能。组织者也可以不坐庄，而是通过“抽红”来获利。客观上，这些大混混真正赚取的利润，主要源自于高利贷。而放贷、收贷都需要一些技术。最关键的是，要了解每一个赌徒的家底。死赌烂赌者一般没什么家底，只能放个几千块钱，他通过打工就可以还清；而家里有一些生意，或子女、配偶可以依靠的，可以多放，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收贷也要很讲究，最好可以用平和的、商量的口气让赌徒按时还贷，如到了还贷时间就约他去县城某个宾馆聚聚，直到他找遍自己的关系还清贷款为止。退而求其次，就骚扰其家人，时不时上门去催债，说一些狠话，直到其家人烦不胜烦替他还了。再不济，就耍点暴力，折磨其身体和意志，欠债总是要还的。当然，对那些实在无法还债的死赌烂赌者，狠狠地教训，让众人所知也是可以的。2017年春，一位赌徒被这个大混混的几个马仔挑断了脚筋，至今未能痊愈。甚至于，如上文所述，逼死人也是常有的事。赌场之存在，是以休闲娱乐之茶馆为基础的。乡里赌场之盛、组织者之明目张胆，实则是因为他们找到了让赌博寄生的合适社会生态：（1）以茶馆及六合彩之覆盖面，使得乡里人对赌博的接受度极高。尽管人们对赌场及茶馆之本质区别还是很清楚的，但在茶馆不劳而获的体验，与在赌场押注、在地下六合彩押“特码”企求一夜暴富的心态，并无本质区别。这也就可以理解，乡里只要开赌场，总是可以吸引众多乡民参与、观望。哪个人在赌场赢得多、或买中了六合彩“特码”，立马会传遍全乡，羡慕者有之、求教者甚多。（2）本质上，茶馆为赌场培育了基本的赌徒群体。赌场从不缺客源，茶馆的存在居功至伟。如果说茶馆是赌徒们日常生活的蓄水池，并让其保持了赌博习惯的话，那么，赌场就是泄洪区，积蓄日久的赌徒心态，可以从赌场中找到更大的刺激。久而久之，乡里的赌场看似是不定期的，但其实其开设时机非常有讲究。春夏秋冬，避开农忙，总要在每个季度的农闲时期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开办一下，且每次就一个星期左右。（3）茶馆培养了一种畸形的消费习惯。茶馆间的竞争甚是激烈。为了吸引顾客，各个茶馆绞尽脑汁扩展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而今，大型一些的茶馆，其服务标准是：为打牌者及其家属免费提供午餐（午餐按照当地待客的最高标准定制）；免费提供茶水；车接车送；如有小孩，茶馆可负责照看。一些茶馆为了吸引顾客，甚至进门即发5元红包。久而久之，茶馆成了很多乡里人的第二家庭，茶馆承担了诸多家庭功能。比如，很多人快到午餐时分，就拖儿带女找个茶馆消费去了。不少在集镇带小孩上学的家长，根本不用自己做饭，小孩放学了直接到茶馆即可。生活甚是惬意。这种营销模式，和赌场如出一辙。那些“八点场”，对所有到来的赌徒，无论其是否参赌，都报销车费、进门即发20元（或一包烟），赌场内好吃好喝招待。乡民们甚是享受茶馆及赌场制定的服务标准，以至于每个人都默认了“顾客就是上帝”的宗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讲究，吃好、穿好、玩好，是很多乡里人的潜在意识。我所调研的这个乡镇，曾经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农村。当地七八十岁的老人，仍然保持了农民本身，勤劳朴素且严于律己，基本上都是“活到老、干到老”，不愿意给后辈增加负担。绝大多数老人会自己安排好老年生活，包括准备好自己的后事。甚至于，相当一部分老人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以不给后辈“添麻烦”为原则，选择自杀身亡。老年人的高自杀率，或许是传统农民优良品质的表现，却也可以说是现代农民不负责任的结果。当地很早就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第一代农民工在抚养、教育子女方面，负担并不重；再加上老人仍秉持传统价值观，不用他们背负太多赡养老人的责任，造就了一个新旧交替的生活世界。其核心是，当生活小康时、有足够的闲暇时间时，如何安置农民的生活？客观上，有效安置生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传统农村是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绝大多数农民多少闲暇时间；有那么一点闲暇时间，也是在节日的公共生活中度过。其结果是，赌博是少数有钱人的“特权”；少数无钱的“烂赌鬼”，也会招人唾弃。他们是乡村道德世界中的“败家子”，“光棍”。在工业社会中，人们的时间为流水线所控制，闲暇（假日）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因此，大部分在工厂打工的农民工，并不认为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恰恰是处于物质丰裕时代的已经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如何安置生活成了大问题。他们不再受流水线的控制，却早就被卷入了消费社会的逻辑之中；他们名义上已经返乡，农业却早就告别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景象；他们身在农村，心在花花世界。而在某种意义上，赌博具有麻醉精神生活的作用，它既可以有效地填充闲暇时间，又可以时不时刺激已经毫无人生斗志的麻木神经。于是，一大批人寄生于赌博场中：聪明者从中牟利，普通者及时行乐，失败者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它将社会中最赤裸裸的两极分化呈现于人们面前。以至于，乡民们竟然不自知地有了一种对权势的畏惧感。那个开茶馆的大混混，只要办喜事，乡民们便争先恐后地上礼；街上给乡民们打声招呼，乡民们也会觉得很有面子。另一个逼死多条人命的大混混，人们心里虽有怨言，且从不敢招惹，就怕哪一天被他报复。就在笔者下笔的前几天，他竟然得意洋洋地到各个茶馆“宣传”中央最新精神：“像我这样的（组织‘八点场’），是要被抓起来的；（我已经不干了）你们竟然还在明目张胆地开茶馆”！看来，就乡村社会而言，聪明者终归是聪明者，至少审时度势的能力要比一般人强。事实上，赌博已在慢慢腐蚀当地政治社会生态，一种赌徒心态在乡村社会蔓延开来。农民幻想一夜暴富，早已习惯于及时行乐，不劳而获也是普遍的意识形态。出入茶馆的那些乡民，无论其实际消费能力有多少，消费支出的标准却不能下降：烟总是要抽好的（普通人都要抽25元/包的，稍微讲究一点的得抽30元/包的）；饭也要讲究（当地流行钵子菜，在茶馆一餐不少于6个钵子）。当地很早就与城市“同工同价”，如多年前建筑小工即达到120元/天，却经常招不到工，人们普遍认为干这种活不划算、没必要，还不如到茶馆打牌挣得多。其结果是，人们对因赌而生的丑恶现象，丧失了价值评判能力。哪怕是高利贷逼死人事件，乡里人也仅仅是唏嘘一番，甚至于无聊者还拿这种事当做谈资，调侃茶馆关门歇业是全乡为其志哀。至于茶馆赌博闹出的家庭纠纷，则数不甚数，人们早就习以为常。比如，2016年发生了一件传遍全乡的丑闻。一位在家带小孩上学的奶奶，因天天在茶馆赌博，入不敷出，不仅私吞了在外打工的儿媳妇寄回来的人情钱，还不断编排各种理由索要儿子儿媳妇的血汗钱。这一年，儿子儿媳在家的新房落成。乔迁之喜时，竟然没有一个亲戚朋友前来道喜。事情败露，儿媳妇气得当下即把招待客人的食物倒向鱼塘，第二天即返回广东。还有不少留守家中的中年妇女，打牌之豪气远超男子。有一个女子，曾在茶馆连续奋战五天五夜，期间连脸都没洗一回。一年以后，欠乡里的各个茶馆七八万。自觉无法再在乡里立足，竟然抛夫弃子跟一位同样欠了不少赌债的单身汉到广东去做同命鸳鸯去了。只不过，刚刚传回的消息是，此女到了广东仍秉性不改，不仅不做事，仍是非常豪爽地买码、打牌，已欠十几万赌债，害惨了一同私奔的男子。赌博也侵蚀了基层政府和执法机关的公信力。笔者在调研该乡的赌博时，意外发现早有乡民在当地网络论坛上举报该乡甚为繁荣的赌博业。每次当地政府都认真回复。如一个回复说，派出所经过暗访，这些茶馆基本上都是休闲娱乐性质的麻将馆，并无赌博发生云云。举报者、旁观者当然不服，一大堆抨击基层政府不作为的留言接踵而至。就笔者的调研而言，基层政府的反应符合一般逻辑，却未必是全部真相。从公安机关办案的角度上说，赌博认定两个关键要件：（1）组织者是否以营利为目的；（2）数额是否巨大。两个要件的认定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模糊性。就乡里的几个赌博形式来看，除了“八点场”完全符合这两个要件（甚至还因涉黑原因而远超这两个要件），以及六合彩因“地下”之原因，可以认定为是赌博性质外，其他形式都多少有点争议，也易于让人钻空子。比如，超大麻将局的组织者，就主观动机而言，确定无疑就是赌局。但是，其使用的赌博工具（麻将）是一个常见的娱乐工具；也在茶馆这个“正规”休闲场所进行；甚而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借再多的钱出去也不收利息；他本人是乡里最大的混混，却从不对乡里人采用涉黑手段。说白了，这个赌局在形式上和那些普遍存在的打中牌的麻将馆并无区别。而如果按是否“抽红”这个营利方式作为定性标准，则可能殃及一大批那些打5元麻将的茶馆。从主观动机看，绝大多数参与者，甚至于包括组织者，都无心从中获取“不正当”的利润，休闲娱乐的性质要明显得多。甚至于六合彩，它虽然是“地下”形式，但参与者众。久而久之，制裁那些大、小码庄是可以的，但基本上不可能追究买码者。对赌博业的治理和打击是两码事。一般而言，打击是专门机关的职能，党委政府并不参与。因此，乡间赌博业的治理主体实际上是乡镇派出所。可是，如上所言，专门机关打击农村赌博行为，存在非常大的技术困难。最直接的是，派出所并无足够的警力处理如此之多的事务。甚至于，单单“八点场”和麻将局，派出所也没有足够的警力和能力进行打击。派出所能做的是，只能对那些茶馆进行阶段性排查，并时常告诫经营者不要越界，将其控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从公安机关的工作出发，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久而久之，一些有经营头脑的茶馆老板，给派出所长送点小礼，请其在必要的时候提前打声招呼，也是常有的事。类似“微腐败”，也没有不透风的墙，更增加了乡民们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如欲有效治理，则必定涉及到乡村政治社会生态的总体改造。甚至于赌博不是治理的主要对象，农民的闲暇方式才是治理的主要内容。我调查的这个乡镇，几无公共娱乐活动。一年一两次的庙会，也仅仅是高龄老人的娱乐方式，中青年并不参与。而有钱有闲的恰恰是那些中年人，以及在家带小孩的年轻妇女。尽管现代社会的私人生活已经不适合公共权力干预，但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却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能。闲暇并不完全属于私人事务，而是一个公共性极强的事务。乡间这几年兴起了广场舞、腰鼓队等娱乐方式，乡镇党委政府也对针对大操大办等做了些许移风易俗的工作，但从治理赌博这个社会之癌的角度上看，还差太远。赌博是社会之癌，它与乡村衰败、道德滑坡、法治不彰、权力腐败等都有密切关系。赌博业或许是很多农村地区最大的第三产业，其参与者之多、利益相关者之众、产业链之长、创造的GDP之大，都是别的产业难以望其项背的。这增加了其治理难度。安置好农民的生活，让其有更为健康的公共文化生活，才是有效打击农村赌博的治本之道。（作者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兼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文化纵横”，修订发布）【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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