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正在衰落”的乐观判断，应包含必要之审慎与长征精神

诚然，中国曾经历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来自西方殖民主义的炼狱，但从不曾中断的强大文明根基使中国一直对华夏文化的初心保持坚定不移。在这样一种历史和现实结合的情境下，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新道路，对西方掠夺式发展的现代化和奠基进行了反思、批判和修正。中国通过在自身发展中总结出的成熟体系和丰富经验，有效激活了人类繁荣和进步所需的多样性和创造性的活力，原创式地提供了一种有利于不同种族、民族、国家、宗教、文化之间彼此可以和谐共生的方法论。中国不仅致力于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固有弊端，而且通过走出一条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反霸权式的现代化，从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场伟大谋划，中国式现代化给其他正在不断寻求发展的非西方民族和国家提供了全新的选择。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的发展道路不仅具有对内的意义，也同样具有对外的重大意义。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正因为中国致力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打造，致力于打造真正的平等、提倡真实的多边主义，这对于西方既有的霸权成果和其霸权持续而言，被当成了深刻而长远的挑战。而且，尽管西方文明可能正在走向衰落，但我们需要实事求是面对和分析这种衰落当下所处的阶段：西方文明毕竟是人类现代化首次出现的制度榜样和思想典范，且大获成功；对西方乃至几乎全世界来说，西方文明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仍然是世界第一，这可以从太多的案例中被轻而易举地发现。拉迪亚德·吉卜林曾经写道:“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相遇，直到大地和天空站在上帝伟大的审判座上。”在他的诗中，吉卜林表达了他的信念，即东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是如此不同，任何和谐或共同利益的希望都不过是一种错觉。西方的魅力正在退潮，但这几乎才开始，而且过程十分缓慢。如果过于乐观地误判了此进程，可能会误判人类历史的各种阶段性进程和事件。

西方霸权的倒台，对于西方人民在内的全体人类都将是重大喜讯，因为这会最终带来和平与温良的世界。然而希望归希望，在实际工作中，仍要回到实事求是当中来判断当下的局势。从经济，军事，政治等各个角度的实际情况对比来说，这一天恐怕还比较遥远。当然，这一天是必然要实现的，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如果我们把路程上可能遇到的险阻过于低估，也许就会使得这个目标变得更难以实现。过分放大中国目前的处境的乐观情绪很可能会让中国来之不易的发展遭遇捧杀。中国的年轻人需要务实的危机感，只有这样才会对中华文明有真正信仰——那种认为中国强大才沾沾自喜的人，往往在发展遭遇挫折时，会立即释放过多的失败主义情绪、乃至迅速质疑、推翻以往的立场。我们永远都需要长征之精神和审慎之理智，这样才是真正地忠于这场由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伟大人类变革中所蕴含的价值体系。

西方价值观的倡导者和簇拥者，一直宣称自己的价值观和文明类型是永恒性的、终结性的，其精神条件是一神论和以西方为中心的，二元对立式思维在西方哲学体系中始终发挥重要作用，其统一性逻辑下必然发展出的单一秩序，并将西方现代化塑造成为具有普世性和唯一性的至高准则，在这种秩序中，西方和非西方的交往与交流不是平等的：前者是布道者、施教者，后者是皈依者、跪拜者。西方认为自己才是意识形态的至尊教义和人类道德的尊荣圣地，因此来自非西方质疑是无效的，且会遭到惩罚，因为西方文明在根本上无法容许来自非西方体系的挑战者甚至补益者。美国将自身视为人类世界的超级的、绝对的主宰者，这是美国文化中无法主动消解的本根。西方的现代化，尤其是美国的现代化，被西方人自己认定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未来发展的唯一参照标准。因为，无论中国怎么释放善意解释自己的和平发展目标和全人类的互助构想，西方也会坚定认为这是来自异教徒的挑衅。作为全球扩张型的资本帝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通过向世界其他部分榨取价值，将自己高筑于文明之巅，这样的巨大甜头和利益供给下的国际供给秩序链，西方是不舍放弃的，也是必然会调用一切资源进行捍卫的。美国已经发动的各项新冷战措施、制定的各项脱钩方案完美针对中国，目的就是将中国牢牢的禁锢在美国划分的三六九等的世界体系中。

 

更要害的一点是，马丁雅克教授虽然一再指出西方是在衰落，可即便是这样，在这个衰落的过程当中，我们却发现西方对于整个世界体系的维护和控制的手段却不断在升级:他并不是老版本的殖民主义者，他不再直接到你的领土上进行烧杀抢掠，也并不执着于依赖固定的物理疆域，而是通过金融资本、能源、网络、科技甚至生物战等崭新的富有弹性的现代资本扩张手段，在一个更高维度的、更广边界的视野下，不断加强西方对全世界各个领域的统和能力，以此确保西方资本家永远坐稳新型帝国的婆罗门和刹帝利阶层。英国王室是西方现代性扩张体系的集大成者，这样一个腐朽的王室制度与殖民体系的最大代表英国女王，居然受到众多世界上如此多曾经被其所代表的体系严重剥削和压迫的人的爱戴和敬仰，最讽刺的是，我们很多党员也跟着如丧考妣地爱戴女王，这也很好的说明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恐怖影响力足以“入脑入心”。这些现象都不断提示我们，西方衰退是一件漫长且困难的事情，其强劲的文化实力和经济控制能力需要有效地战斗才能一点一点的打碎，不能过早乐观。面对这一切，如果我们只是一味乐观地从远景去审视西方走向衰落和中国走向强大的理论路径，而缺少在现实中进行审慎和警惕的实践谋划，那反而可能会进一步延缓这个美好远景的到来。毕竟，在现实中，尤其在近期的现实中，我们所感受到更多的实际上是美国对中国全方位打压之后带来的各种世界性危机。因此，尽快思考并做出决策来协调远景目标和近期战术才是正途。这两者都不应该有所偏废。

 

 

西方文明尽管走向衰落，但是，根据我在国外多年的观察发现——相信很多真正的以中国复兴为使命的、且真正拥有过多年在西方高校求学或学术界工作经历的人文社科学人来说也会有相似发现——西方人，从政界到学术界到普通人，对于西方的很多根本性的价值理念是高度认同的，甚至可以用生命去捍卫。在西方，你可以随意批判政治家和政客，你也可以调侃具体的政策实施者，但是，这不代表你拥有言论自由。你的言论恐怕比在中国和不少非西方国家更加禁锢。用北京老百姓的话来讲叫做“事儿逼”，用四川老百姓的话来讲叫做“过场多”，因为西方有太多的政治正确是话语探讨的禁地，而这些政治正确中就包含了很多西方底层的、深层的价值观念，西方从国家到民众，也是用这样的价值观来判断谁符合西方文明、谁不符合文明。

 

在当今的中国青年人中，所幸有张维为老师这样的领路人和优秀学者的积极影响，真正从精神上、从骨子里不卑不亢的人多了起来，但是我们的人文社科的知识体系，仍然全面受到西方中心论及其价值逻辑的笼罩和规训，以至于很多人的学术思路是：如果中国的理论和西方的理论不一样，那么中国的理论就是错误的；学术界写论文，从导师到学生，充满了一个宗教仪式般的学术现象：所有的比较性研究或者对策性研究，到最后的结论章节，必须去写一段西方国家做得怎样怎样好，同时说中国做得怎样怎样不好，否则就不完整。有比较是当然好的，但问题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在很多问题的比较上，写作者们已经完全不是在实事求是地论述研究对象本身，其所比较下的“谁好谁不好”仅仅是刻板按照“西好中坏”的固有教条去解释一切，已经远离了事实的原貌和学术的本真。所以不得不看到，西方理论本质上是为西方的战略服务的，如果不能尽快建立并深植自身的发展理论，客观上，还会源源不断地在我们民族内部出现像余茂春那样为西方战略利益服务的汉奸、信徒、买办，也还会充满了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对我们的深度文化渗透。

 

然而，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经过几千年的漫长发展，在近代不到两百年前突然被西方文明打翻在地，整个民族陷入了不自信认知泥淖中，甚至一度想要废除汉字，甚至想将中华文明乃至人种全面更替。到现在各种鼓吹黑人比中国人体质优秀、白人比中国人各方面都优秀的例子多不胜数，而且这种观点，只要你走访民间，就会发现相当有市场。这本质上跟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腐朽的绿营兵们第一次遭遇西方军队时以为西方军队是天兵天将的感觉如出一辙。这样的思维直到今天仍有其惯性般的存在：中国公知们总是条件反射式地自恨和检讨，就是证据。

美国的颜色革命和渗透非常成功。我常跟一些西方朋友聊天，他们反而认为，从来都不能排除美国资本家会发动生物战。可这种观点，在华人地区会立即遭到多数知识分子的斥责和打压。因为，相当多的中国学人其实已经被规训为只愿相信西方的好，不敢相信西方的恶。但美国伟大的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就号召西方人一定要有想象力，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失去想象力。所以，美国的电影充满了星际争霸，外星人，生物战，还有一些超自然的力量，他们的学生随时都保持着非常旺盛的探索力和想象力，他们对于任何危险都不会完全置之不理的。但是我们就容易首先靠我们局限的常识来规避掉很多想象力的空间。我们固执地将自己的头脑禁锢在狭小的囚笼中，不敢对西方理论和标准发起质疑，偏执地排除本可以探讨的可能性。但是世界发展到这个阶段很多事情和逐渐浮出水面的真相已经告诉我们：越是不可能的事情，越需要合理运用我们的想象力去看透当中最坏的可能性。

当下，中国的价值体系在中华文明的强大底蕴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光芒中得到了整合与重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伟大且务实的创举，但是，即便如此，面对西方文明，中国文化还没有到了完全能甩掉根深蒂固不自信的时候。这个过程在向好发展，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不能过于乐观，过高估计。中华文明古老悠久，其古典路径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塑造新的人类现代化？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但却又未被西方主流采纳，苏联和东欧烟消云散之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和继续发展的重任落到了中国。但它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还有哪些机制性的要素需要我们继续深入关注和发展的？目前我们的马学科学界以及其他的人文社科学界的确做出了很多丰厚的研究。但坦率的来说还远远不够——不够的最显著表现之一就是对中国以外世界的理论影响力仍然较小，同时，与不断变化和实践之间的联系和解释还有待继续提升，不能放松。如何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逻辑给学生解释抗疫从清零到开放的变化？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活学活用于解释世界大变革中的种种新现象？我们任重道远，一刻也不能松懈。

现代化绝对不是西方化，西方式的现代化只有其独特的个案性，没有世界的普适性，其必将失败的本质原因就是在于它发展的脉络包含着不可持续的帝国逻辑。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基础上，我们固然对未来要充满信心，但也需要非常严格地去思考：马克思主义也脱胎于西方，但最终没有与西方文明走到一起，反而在中国落地生根。而中华文明从来没有扩张性，中华文明中的很多道理和悠久朴实的价值观，可能在西方方世界里仍然是猎奇的存在。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与中华文明结合后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逐渐具备了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和理论基础，但我们的理论体系跟西方乃至许多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哲学和文化逻辑都具有不小的分歧。那么，如何使我们的故事更生动？如何使我们的理论更吸引人？我们的第一步也许不需要去攻占西方理论的大本营，因为这不是最佳策略。但我们完全可以从周边的经略开始，逐渐将西方理论孤立、瓦解。比如我们应当思考，如何让东南亚的人民更加精确地理解我们的奋斗意义和政治哲学？这是需要实实在在去做大量的工作的，也是需要当前的区域国别学和所有人文社科共同去发力的。靠一些只会玩弄文字游戏的、脱离人民群众、忽视实践的所谓理论工作者是不可能做到的。

总之，这是一项需要长久努力的伟大工程。鲜活的话语赋予存在之意义，这些都需要我们从文明和制度两个维度进行更有叙事力量的、更具精神能量的、更具文明体量的加深和夯实才行。因此，我们既要从马丁雅克教授呈现给我们的美好远景中看到希望，并真切的为这份可期的未来而奋斗努力，但是更要防止过分的乐观可能会捧杀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储备。只有以必要的审慎来应对和化解随时可能突然发生的各种危机，并且做好长征的精神准备，甘愿吃苦，一往无前，才能最终驶向理想的彼岸。

（作者系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东南亚研究所所长，社会学博士后、博士，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摘编自“万邦图治国别区域研究院”，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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