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22年的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民主党激烈对峙、胶着争夺。截止日前，大概率共和党略占上风，众议院议长将由共和党人取代民主党人，“府会分治”局面将无可避免。无论美国内外，对作为西方“民主灯塔”的美国，在选举中激烈爆发的“民主两极化”的忧虑，都超出了对美国两党选举胜负的关注。近日，纽约时报刊发其澳大利亚悉尼分社社长DAMIEN CAVE的署名文章提出，“为什么⼀个以创新著称的超级大国无法解决国内严重的意见两极化”，“美国似乎正在做相反的事情，正在偏离自己的核心理想”，“许多曾经视美国为榜样的民主国家担心，美国已经迷失了方向。”纽约时报是美国严肃报刊的代表。在美国对中国的关系上，纽约时报曾颂扬了共和党的基辛格和尼克松，也曾发文支持民主党的卡特。海外媒体认为，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对华政策上存在较大的一致性，甚至是唯一有共识的议题，都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和“最严峻的地缘政治考验”，利用台湾问题制衡中国的基本策略不会改变。台湾的国际问题研究人士认为，在美国总统跛脚、共和党掌握众议院的情况下，拜登总统在国会“更加反中”的压力下，会增加中美更多的对立；拜登对华政策“竞争、合作、冲突”是以竞争为主，虽然希望管控竞争关系不要导向冲突，但这个大架构与原则在拜登未来两年任期内不会改变。台湾政界担心台海危机再现，国民党“立委”已经要求民进党“防长”“必须提早准备”。美国中期选举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之后进行的。中共中央新领导机构的选举结果，在海内外的冲击效应很大。英国“经济学人”综合期刊的资深雇员称“跌破眼镜”；美国极端反华人士说“万万没有想到”；倾向共和党的美籍华裔认为“中共将更加专制”，亲近民主党的美籍华裔表示“中国对美国将更加强硬”；台湾“1450”等网络水军大量编造负面信息，唯恐中国“天下不乱”；台湾普通民众中，多数感到两岸问题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但“有充分理由相信习主席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而且时间不会太久”。美国的驴（民主党）象（共和党）权力之争只是表象。移民、犹太人和宗教，是影响美国深层次社会问题的基础因素，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文发展变化，有重大的直接和间接的牵引力、牵制力、牵扯力。二美国是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国家，或者说是由移民群体统治和管理的国家。共和党的特朗普是德裔移民后代，民主党的拜登是爱尔兰裔移民后代。在治理美国内政外交的政策方略中，两党都抹不掉传统的移民意识、移民意志和移民情绪。本世纪以来，两党在内政外交一系列主张的分歧、对抗和撕裂，严重威胁和动摇了美国现行两党并存、三权分立的制度。“民主”选举，演变为日益深化和格式化的权力斗争、种族分裂、金钱挥霍甚至意识形态对立，演变为两党极化“政治正确”的高强度对垒。美国国内研究机构、精英人士和包括加拿大、新西兰、立陶宛、尼日利亚以及台湾等“美国（民主）最忠实的粉丝”，都不得不承认“总的来说，民主已经退化，变得毫无用处，”“它变得更像是无政府状态。对⼀切事物的无限容忍破坏了民主的基础。”目前，超过美国人口61%的欧洲裔，是社会的主流，对美国的政治（民主）走向影响最大。6000万德裔美国人占全美人口的17%，为美国各大族裔群体之首。前美国总统胡佛（John Edgar Hoover，共和党）、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共和党）等都是德裔。德裔美国人是美国农业和产业工人的中坚力量，创立了美国中西部的大部分农场。第二大族群爱尔兰裔占美国人口的12%。美媒称，美国历届总统中至少23位有爱尔兰血统，如民主党的奥巴马、克林顿、卡特、肯尼迪、罗斯福、杜鲁门等；共和党的布什父子、里根、尼克松、约翰逊、福特、艾森豪威尔等。德裔、爱尔兰裔和英格兰裔（含苏格兰和威尔士，也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及意大利裔，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白人移民的主要构成部分。美国的俄罗斯裔移民现有500多万，主要是沙俄时代的皇族和贵族后代、逃离前苏联的被清洗群体后代、苏联解体后被打击群体后代。乌克兰裔移民大约180万人。美国智库统计，过去的20年，亚裔美国人是增长最快的选民群体，估计已有超过1330万人有资格参加投票，占美国选民的5.5%。亚裔选民中，具有摇摆倾向的“中间派”超过46%。印度裔强烈倾向民主党，越裔更倾向于共和党。现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是牙买加非裔和印度裔的后代。曾以民主党身份竞选纽约州州长和美国总统的华裔杨安泽，发起组建独立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前进党”，分析人士认为，“前进党”是为了阻止特朗普重回白宫。美国亚裔人口现约2400万人，其中23%是华裔（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近600万人，已经成为当前最大、增长最快的美国亚裔族群。其次是印度裔和菲律宾裔。亚裔是美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族群，其中25岁以上的印度裔拥有学士以上学历者超过75%。印度裔和菲律宾裔族群的平均收入明显高于亚裔。10月成立的美国亚裔法律协会（Asian American Law Association），目的在于团结亚裔社区资源、推动亚裔社区司法平等。美国的欧洲裔、亚裔移民中，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因战争动乱、政权更替、种族歧视、各种伤害赴美人数众多，其后代跻身旋转于美国政军、金融、情报、商企、高校、智库者比比皆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美国移民，大多是因为逃避政治、经济、战乱困境而到美国寻求庇护和出路。他们的共同意识，是对原所在国（不一定是祖国）的厌倦、不满和抗拒。这使得他们（或后代）在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置身国际环境时，习惯以逃亡者的眼光和视角审视，试图挽回当年失去的尊严、放弃的权益、流淌的岁月。他们的“仇恨”、“报复”心态，无可避免地会表现在介入驴象之争的言行中，尽管他们中的杰出人士也会意识到某些不妥，却总是导向扭曲的情绪而不是冷静的理智。美国华裔移民中，余茂春之流卖身投靠美国反华反共者大有人在；一些流亡“民主”人士、“台独”反中人士等，每逢美国选举必要生事。他们反复向美国各界散布仇共反华意识和言论，在某些美国政客中形成根深蒂固的认知与偏见，并且认为，只有他们才是中国的“救世主”、“教师爷”。各种不同的移民结构，移民意识，移民权益，移民因素的活跃度、影响力和驱动力，对美国两年一届的中期选举及四年一届的总统大选进程和结果，有着微妙的粘合、撮合、糅合作用。三然而，美国向来被认为是犹太人控制的国家。有研究说，犹太人在欧洲混血1000多年，随着大量的欧洲移民到了美国，犹太人是美国欧洲移民的领路人、带头人。最早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塞法尔迪犹太人、一战前后的德国犹太人、二战前后的东欧（包括俄罗斯）犹太人，共同构成了美国犹太人族群。现在，全球约1700万犹太人中，美国犹太人有600万人，仅次于638万以色列犹太人。媒体披露，犹太人渗透了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个层面和角落；犹太精英控制了美国的金融业、娱乐业和媒体；华尔街各大金融公司和投资银行，大部分被犹太财团掌控，管理层一半是犹太人。美国400大富豪排行榜中，常年有一半是犹太人，《富布斯》美国富豪榜前40名，也常年有一半是犹太人。索罗斯、巴菲特是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家族、摩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也都是犹太人。自1979年以来，连续五任美联储主席都是犹太人，即保罗·沃尔克，艾伦·格林斯潘，本·伯南克，珍妮特·耶伦，杰罗姆·鲍威尔（2018年迄今）。1995年以来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犹太人，有罗伯特·鲁宾，劳伦斯·萨默斯，亨利·保尔森，雅各布·卢，史蒂芬·梅努钦，珍妮特·耶伦。美国科技界的犹太杰出人士，有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英特尔创始人格鲁夫、甲骨文创始人劳伦斯·埃里森、戴尔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微软前CEO史蒂夫·鲍尔曼等。犹太人2000年来与基督教之间的恩怨，与欧洲各国迫害犹太人的恩怨，总是会通过其控制的权力、机构和国家机器表现出来。美国大举支持乌克兰，很难说与乌克兰总统是犹太人无关。换句话说，美国的驴象之争，很大程度上要看犹太人大佬与族群的眼色和脸色。美国的建国基础是基督教。在250多个宗教派别、220多万个教会团体中，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是美国的三大主流教派。其中，新教徒人口占49%，天主教徒占23%；犹太教在全美有5000余座教堂、20多所高等学校。新教徒视美国为“纯正国家”。亚洲地区（包括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基督教，主要都是新教，与美国联系紧密。犹太教被认为是最古老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源于犹太教。基督教中又分为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三大流派。天主教以梵蒂冈为教廷，东正教主要聚集在俄罗斯和东欧地区。二战后，美国支持犹太教建国以色列，引起梵蒂冈教皇和全球天主教徒极大的不满。特朗普上台时，被认为得到了美国新教中福音派的鼎力相助和以色列的支持。拜登出身于爱尔兰裔的天主教家庭，上台后专程朝拜教皇，被美国媒体斥为“异教徒”。俄乌危机中，教皇方济各公开批评美国、“袒护”普京，在天主教内部引起分歧，主要是美国的天主教不满。以色列一方面尽量“不得罪”普京，一方面又放风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联斯基“创建第二个犹太人国家”，无论俄罗斯及东欧的东正教，还是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新教，都很关注和警觉。犹太人看重的是“钱”，是“唯利是图”、“无利不起早”。中国的资源、市场、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尤其为美国犹太人念念不忘。犹太人控制的美国各大银行、投行等金融机构，配合美国政府的对华对台政策，早已渗透中国股市兴风作浪。媒体称，特朗普时期股市表现很好。特朗普甫一当选，美股连涨，坊间称之为“特朗普行情”。特朗普宣誓就任总统当日，华尔街股市以全面上扬收盘，这在过去半个世纪的美国总统中属首例。或许，商人出身的特朗普，真的善于拿捏股市行情？拜登政府启用了很多犹太人。美联储各大股东间的联络人，似乎更加看好拜登。不仅为拜登缓和美中关系、台海局势出谋划策，还试图将美联储直接介入的PPP运营模式，大规模引入中国，引入投资创建平（潭）金（门）马（祖）台湾海峡“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试验区”。海内外智库人士评价，北京不信任拜登，不信任拜登“说一套、做一套”，总是开“空头支票”；拜登不是真正有战略眼光和魄力的政治家。在中期选举后形成“府院分治”的情势下，两党冲突或加剧，除非犹太人对拜登有强力支持和明确指向，拜登不可能有扭转美中、美俄对抗大的作为。香港、新加坡分析人士提出，中国大陆的基督教众（包括新教、天主教、东正教），恐已超过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再加上中国传统的佛教、道教信徒，受美国影响的非共产党宗教信仰会不会颠覆或覆盖中国共产党的信仰、颠覆或覆盖中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四共和党小布什总统任期内，2006年10月成立美空军网军司令部；2010年5月民主党奥巴马总统任期内，成立美网军司令部，作为美军战略司令部的一个兵种；2016年被升级为“统一指挥的”网战司令部（Cybercom），成为一个新的“军种”。这一过程事实上是美国在网信空间安全与竞争、军备与威慑演进中，包括基本概念、技术路线和发展方向持续变革的风向标。美国中期选举结果，或引发国会对网战司令部何去何从的进一步持续争论。——网战司令部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dual-hat”（合署办公）是否持续，取决于国会军委会的决策或决定；若一旦被拆分，美军网战司令部的实力和能力必将大打折扣（或无异于“釜底抽薪”）。——各军种（陆海空军及海军陆战队）都有网军建制和具体任务，并依靠各自所拥有的特种装备（如无人飞机、无人舰艇、无人载具），使超视距实力大大超过国家安全局传统手段的能力。——已知在多个方面，网战司令部与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U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存在重合（甚至冲突），需要不断协调和协同。鉴于多域作战、联合指挥和控制以及集约化，是既定的国防战略，在这个大趋势下，网战司令部作为特殊的军种司令部，其独立发展的空间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制约（包括预算和编制）。事实上，隶属网战司令部的147支CMF（Cyber Mission Force，网信特战队）的建设，（训练）重点是“术有专攻”，在战时按需组合成行动（或参谋）小组，可以减少重复（冗余）投入和缓解难以为继的“面面俱到”。网战司令部的网信特战队（CMF）不具有独立作战单位的特点，有别于国家网信特战队（CNMF，Cyber National Mission Force）。其本质是：网信作战是“非对称”的攻防一体化行动，且随着数字化转型必将进行适应性的军改。1963年出生的保罗·中曾根陆军上将，身兼美国网战司令部司令和国家安全局局长，是移民美国的日裔第二代，目前被延长任期，为的是在其任内完成网战司令部（和国家安全局）的改革过渡。网战司令部是否会在实质上“回归”各军种，2023年5月新司令官走马上任，或将是一个转折点。（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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