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工资尽管数十年以来美国的工资水平处于停滞状态，而中国的工资水平却不断提高，但即使根据购买力平价进行了调整之后，两者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一项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的研究估计，2009年两者之间的比率约为16：1，如果用通行的汇率水平进行对比，那么两者之间的比率将升至37：1。这正是美国、欧洲及日本的公司以此来权衡是否将其生产外包的因素。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外来工人与本地工人之间以及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工资水平存在着广泛的差异。这些因素加上其他的扭曲使得我们难以对工资水平进行比较，而上述比率仅具有象征意义。但是，超低工资水平并不是吸引那些渴求利润的西方公司的唯一因素，工人的灵活性及其能够承受的工作强度也是吸引它们的因素。在《纽约时报》上一项被广泛引用的研究中，查尔斯·杜希格和基斯·布拉德舍对此进行了清晰的阐释。苹果公司的一位前行政主管描述了公司是如何利用一个中国的工厂在iPhone即将上市的前几周进行产品翻修的。苹果公司在最后一刻对iPhone的屏幕进行了重新设计，因而生产线不得不对产品进行彻底翻修。新的屏幕在接近午夜时分才抵达工厂。一个领班根据行政主管的命令，叫醒了公司宿舍的8000名工人。每位员工领取了一块饼干和一杯茶，进入了工作站并在半小时内开始了12小时的轮换工作——将玻璃屏幕换成斜面框架。在96个小时内，该工厂每天的iPhone产量超过了1万部。南方国家工人高度的灵活性及其劳动强度使我们对“南方国家的低工资水平反映了其生产力水平低下”这一观念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当我们考虑到工资的差异，连同诸如劳动的条件、时间和强度等因素，此外还有“社会福利工资”缺失的时候，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就是，中国、孟加拉国和墨西哥的工人剥削率要高于美国、西班牙和德国。换一种说法，在工人创造的财富中，中国、孟加拉国和墨西哥工人的工资收入所占的比例要比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低得多。GDP统计数据的假象上面论及的三个全球性商品的卖家，即小机件制造商（苹果公司）、零售业巨头（海恩斯莫里斯）以及咖啡连锁企业（星巴克），它们中的每一个已将其全部或大部分生产环节外包给了独立供应商，并同这些供应商保持着一种“一臂之隔”（arm's length）的合同关系。因而它们同生产其产品的工人和农民的联系是间接的，这同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恰好相反。在全球化的资本一劳动关系中，利润流——利润从跨国企业的子公司流向母公司——至少是部分可见的，其在数据中显示为返回利润。相比之下，从代工厂商向它们北方顾主的利润流动并不显见。所以，依照经济数据和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富士康以及其他低收入国家的数量众多的代工工厂所雇佣的工人，只是在为西方市场生产廉价的中间产品和消费品，他们对戴尔和苹果的利润没有丝毫的贡献，同时对那些（为戴尔和苹果）提供原材料以及零售产品的相关服务业的利润也没有什么贡献。众所周知，地球的三维外观投射到二维地图框架所形成的标准墨卡托投影（standard Mercator projection），会拉长北半球和缩短回归线。GDP和贸易流的标准数据也会产生一种相似的效果，即南方国家对全球财富的贡献不断减少，而帝国主义国家的贡献则不断被夸大。要想知道这是怎么产生的，就必须要记住，尽管GDP和贸易数据被宣称是对“产品”的度量，但它们度量的只是市场交易的结果。然而，除了货币和所有权凭证的交易世界，任何产品都不是在市场上生产的。生产发生在别的地方——在高高的围墙后基于私有财产的生产过程。价值在生产过程中被创造出来并在市场上得以实现。它先于产品售出时的最终价格而独立存在。然而这些价值“看起来不仅仅是在流通中实现的，而且在流通中实现了增值”。“价值和价格的同一性”（the conflation of value with price）这一幻觉导致了隐藏在经济数据的标准化解释背后的重大谬误。这种情况会立即反过来起作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如若抛开GDP和贸易数据，我们就不可能对全球经济进行分析。然而每次我们不加批判地引用这些数据，即是打开了通往这些数据所呈现出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谬误的大门。为了对全球经济进行分析，我们必须对这些数据，更确切地说是对我们用以对其进行解释的观念进行清理。GDP统计数据的一些悖论和特性在我们提出用以推翻对GDP和贸易数据的标准解释的理论基础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到能够使这种彻底决裂成为可能的某些悖论和异常现象。正如我们从对三种全球性商品的分析中所看到的，当消费者购买一个小机件、一套衣服或一些进口食品时，其最终售价里只有一小部分会体现在产品生产国的GDP中，而大部分则会体现在产品消费国的GDP中。也许只有经济学家才会认为这毫无问题。由GDP统计数据引发的另一个更加令人吃惊的悖论例子就是在2007年，人均GDP最高的国家是百慕大群岛——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人被认为是地球上生产效率最高的。随着2001年9月世贸中心被摧毁，对冲基金需要一个新的“乐园”，因而百慕大群岛这个避税天堂一跃成为超越卢森堡的世界上最理想的对冲基金投资场所。百慕大群岛是世界再保险行业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而卡特里娜飓风则进一步推动了百慕大群岛保险业的增长，它刺激了全球性的保险费用的增长，使热钱加速流向世界再保险行业。尽管百慕大群岛跻身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之列，但实际上它仅有的生产性活动就是在海滨酒吧里调制鸡尾酒以及提供一些其他的高端旅游服务。与此同时，在位于百慕大群岛西南方向偏南1600公里的岛国多米尼加共和国，有15.4万名工人在57个出口加工区，为了一点微薄的收入而辛苦工作——他们主要为北美市场生产鞋和衣服。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人均GDP如果按照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只相当于百慕大群岛的8%，而如果以市场汇率来计算，则只有百慕大群岛的3%。200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布的《世界概况》（World Factbook）报告中，在全球人均GDP排行榜上，有97个国家和地区位于百慕大群岛之下。然而百慕大群岛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两个国家，哪一个对全球财富的贡献更大呢？百慕大群岛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之间的对比只是一个特例，但它促使我们认识到了百慕大群岛“出口”的“金融服务业”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活动——其中包含了像多米尼加共和国这样的国家生产的巨额财富。如果“人均GDP”是对对冲基金交易者和加勒比制鞋厂工人对社会财富的实际贡献进行度量的一个真实工具的话，那么它们的相对位置将必定会颠倒过来。我们通过考察一个有趣的悖论便可以更进一步地看穿GDP统计数据的假象——当发展中国家的鞋袜生产厂家为了获得进入像沃尔玛和Top Shop31这样的货架的机会而展开激烈竞争，从而迫使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雇主降低工资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们假定这种日益激烈的竞争是由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较低的工资引起的，而不是源于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换句话说，我们假定生产这些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保持不变），那么较低的实际工资意味着剥削率的不断提高以及较高的剩余价值率。鞋子价格的降低意味着，由于对制鞋工人日益加重的剥削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只有一部分进入了雇主的利润中。剩余部分即是对剩余价值总额（在资本以及各种利润源泉之间分享）和消费者的贡献——它支撑起了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因而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实际工资的降低意味着工人的活劳动作为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源泉而变得“更加”重要了。然而，GDP和贸易数据却引导我们作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多米尼加共和国实际工资的下降使得其出口产品的价格也跟着下降。随之而来的就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对全球财富和利润的贡献也明显降低。对多米尼加T恤制造商的生产率的度量结果也大致如此。出口产品的价格下跌直接意味着工人人均附加值——它是生产率的标准度量方法——降低。这些工人生产的鞋和以前一样多，但赚的却更少。这使得他们比以往更富有“资本生产力”（productive of capital），然而附加值数据认为他们的生产力在下降。因而，基于“劳动生产率”的统计数据如同GDP和贸易数据一样，也被扭曲了。实际上，理解全球资本主义的关键就在于要搞清楚我们所说的“劳动生产率”的含义以及如何对其进行度量。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通过计算工人人均的附加值而得出了大量的度量值。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与此有着很大的差异，即由于主流的生产率概念坚持价格和价值的同一性，因而也就掩盖了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率”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具体来说，马克思在其最伟大的发现中指出，“劳动或是表现为使用价值或是表现为交换价值这种劳动的二重性”。价值增值还是价值掠夺？这里讨论的悖论以及先前对全球性商品的分析表明，对贸易和GDP的统计数据不加批判地接受将会扭曲帝国主义国家和南方国家对全球财富的相对贡献。要想理解这是为什么，我们就必须更深入地考察GDP——从本质上来看，它是一个国家内部所有企业生产的“附加值”（value added）的总和。因而GDP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附加值。附加值就是投入（the prices paid for all inputs）与产出（the prices received for all outputs）的差额部分。根据这一新古典主义的核心观点，产出价格超过投入价格的部分将会自动且精确地等同于“每一个企业”在“自身的”生产过程中所生产出来的价值。而且这个超额部分不会流向其他企业，也不可能从其他企业获取。透过新古典主义的镜头，我们可以看到，生产过程不仅是一个“黑匣子”（black box）——我们从中所知道的全部就是投入与产出，同时它也是一个同其他“黑匣子”相互隔绝的密闭体。因为在这里面没有价值的转移或由于利润竞争而对价值的重新分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拒绝这种荒谬论调并且提出了一个与此根本不同的观点——价值增值实际上就是价值掠夺。GDP的统计数据度量的是企业获得的所有经济附加值的份额，它无论如何不能等同于一个企业内部雇佣的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坚持认为，很多据说是生产附加值的企业都是在从事非生产性的活动（例如金融业）以及根本不创造价值的管理行业。GDP屡遭诟病，这是因为它在度量中漏掉了“国内生产”部分——所谓的“外部效应”，例如污染、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和传统社会的衰落。还有就是它划定了“生产边界”，从而排除了所有发生在商品经济之外的那些生产性活动，特别是家务劳动。GDP这一概念从来没有因其度量的对象而受到系统的批判，甚至也没有遭到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主流的异端评论家的批判。这部分是由于边际价值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有一点是一致的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揭示了单个商品的销售价格总是有规律地偏离其生产价值，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所有这些单个商品的价格同价值相背离的情形最终会趋于平衡。大致来说，总价值“等于”总价格。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中，如果一个公司（也就是一个生产过程）生产的价值可以体现到其他公司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中，那么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就是这种情况同样会发生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大陆的企业之间，特别是在全球化生产的时代。换句话说，正如戴维，哈维曾推测的那样，“地域性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有可能）同剩余价值的分配相背离”。因而GDP的统计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就更进一步地偏离了其客观目标——大致精确地对一个国家的生产进行估算（实际上它从来没有达到这一目标），反而变成了一道幕障，从而掩盖了北方国家的资本与南方国家的活劳动之间不断增长的寄生和剥削关系。换句话说，这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帝国主义”特征。结论《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吉利安·泰特对上面提到的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进行了评论，他说：“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挑战是……错综复杂的。过去，他们往往通过观察商品的产地来度量一个经济体的产出，但是哪一个国家应该声称拥有iPhone（或一件意大利套装以及一个美国洋娃娃）的‘价值’呢？在一个企业可以在各地转移利润的世界里，真正的‘产出’又来自哪里呢？”
GDP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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