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还是个处级干部时，中情局就开始扶植他了

 

2010年，A. B.奥斯特罗夫斯基出版了他的新著《谁扶持了戈尔巴乔夫？》。米·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的形势，至今笼罩着神秘的面纱。是谁除掉了苏联最高层中他的竞争对手？为什么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在决定苏联命运生死攸关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轻松取胜而成为党的总书记？在复杂多变的政治舞台上，戈尔巴乔夫是怎样左右逢源、逢场作戏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是怎样接触、力促和扶持戈尔巴乔夫掌权的？以下是关于这方面内容的摘译。

 

 

01

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我们对他（戈尔巴乔夫）很了解”

 

著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亚·季诺维也夫称，1979年他侨居国外时，有人向他提出一个问题：苏维埃制度的哪些地方最容易被攻破？他的回答是：“那些被认为是固若金汤的地方，即苏联共产党机关，它的中央委员会，它的政治局，最后是它的总书记。”“只要把自己的人安排在这一位置”——在听众哄堂大笑中，他说：“只需几个月他就可以搞垮党的机关……然后，整个政权和管理体系开始出现解体连锁反应。”

 

“其结果”是“整个社会的解体”。

 

亚·季诺维也夫证实，一段时间过后，他曾与英国情报机构某工作人员交谈，该工作人员告诉他：“很快他们（即西方势力）将把自己的人安排在苏联的王位。”

 

当然，他没有提及戈尔巴乔夫的名字，但季诺维也夫作出结论：这一诺言有先见之明。

 

如果考虑英国从苏联改革中所得（不会多），英国特工机构参与将戈尔巴乔夫推向权力最高峰的说法令人怀疑。因此，有些作者认为，米·戈尔巴乔夫（上台）可能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或共济会，而不会是英国情报机构有关。叶·利加乔夫前助理B.列戈斯塔耶夫最先散布的一种说法广为流传：

 

“似乎，在占领时期，米·戈尔巴乔夫向德国当局作出了合作的书面承诺。”“在德国投降后，该书面承诺落入西方盟国手中，并成为他们进行‘敲诈’的工具。”

 

但至今没有证明这一说法的证据，哪怕是间接的证据。因此，如果我们真想弄清这一问题，就不应以讹传讹，而应将“西方和戈尔巴乔夫”作为特别研究题目。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的大学年代。因为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不仅有苏联大学生，还有外国留学生。1953年，在法律系有几十个留学生。他们之中的捷克人兹德涅克·姆林纳日（1930~1997年），米·戈尔巴乔夫不仅认识，他俩还是朋友。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无论在大学，还是毕业后，至今没有引起特别注意。至于戈尔巴乔夫1950~1955年与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其他留学生的相互关系，更没有人研究。戈尔巴乔夫传记的作者A. C.格拉乔夫断言，1955~1985年，米·戈尔巴乔夫和兹德涅克·姆林纳日没有保持联系，30年中他们只在1967年见过一次面，而且很偶然。但之后，正是A. C.格拉乔夫自己引用了戈尔巴乔夫1994年对《共青团真理报》的下述讲话：“兹德涅克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比任何人都更亲密。”

 

难道，他们这样好的关系，大学毕业之后没有通信联系？2002年戈尔巴乔夫证实：“我有一个朋友叫兹德涅克·姆林纳日，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都保持着友好关系。”

 

有人据此认为，1955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和兹德涅克·姆林纳日继续保持着联系，但只是不宣扬罢了。

 

为了弄清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必须考虑下述情况：莫斯科大学毕业后，1955~1963年，兹德涅克·姆林纳日在捷克国家与法研究所工作，1963~1967年，任捷共中央委员会法律问题委员会书记，1968年任捷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主席团成员，是“布拉格之春”的领袖之一；正是出于这一原因，1968年他被解除职务，1970年被开除出党；1977年，兹德涅克·姆林纳日签署了《七七宪章》，并被迫侨居维也纳。

 

当选总书记之后，戈尔巴乔夫立即邀请兹德涅克·姆林纳日赴莫斯科，但与他的会见没有公开。

 

研究“戈尔巴乔夫和西方”问题，还应关注戈尔巴乔夫参加的1961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论坛。在该论坛上，戈尔巴乔夫受全俄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也许不只是团中央）的委托，“负责意大利代表团”。他由此开始了与意大利共产党人的联系，而这意味着与后来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

 

1966年，戈尔巴乔夫首次出国，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69年9月，他应邀参加保加利亚的庆典活动；同年11月，赴捷克斯洛伐克出差。1971年，在意大利，他第一次认识“资本主义世界”，之后他访问了“法国、比利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戈尔巴乔夫还和造访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外国人建立了联系。他们主要是来自中欧友好国家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在这里，他还开始接触“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他们是为了生意而访问该边疆区的。其中包括英国约翰·布朗（John Brown）公司，德国的林德（Linde）公司，美国的联合碳化物（Union Carbide）公司，它们是参与设计和建设化工厂的，还有为该项目提供资金的英国摩根建富（Morgan Grenfell）银行。

 

在成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后，戈尔巴乔夫的国际交往扩大了。由于农业属于他的工作范围，他参与了粮食的进口，而恰恰在这一时期，粮食的进口对于我们的国家有着特殊的意义。与此相关，下述事实引人注目。当戈尔巴乔夫夫妇从斯塔夫罗波尔调到莫斯科，如何安排赖莎·马克西莫芙娜的工作，成了一大问题。根据Л. Н.苏马罗科夫的回忆，他为她在莫斯科一所大学找到了一个位置。但赖莎·马克西莫芙娜突然声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书记的位置上未必能久留，他很可能很快被解除职务和派到某个地方当大使。因此，她要学习英语而不到大学教授哲学。调到莫斯科后，赖莎·马克西莫芙娜未必真正准备“整装待发”（出国当大使夫人），很可能是拒绝为她安排的工作后，她决定成为家庭主妇。有理由认为，她对英语产生兴趣，是因丈夫调到首都后，她寄希望于他经常出国和扩大与外国人的会见，看来她准备参与这些会见。

 

 

重要的是确定究竟是什么时候外国开始注意戈尔巴乔夫的。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罗伯特·盖茨在其回忆录《来自阴影》一书中这样写道：“1983年初，中央情报局热切地欢迎戈尔巴乔夫的出现，他是安德罗波夫提拔的。”

 

是什么引发了这一热切？罗伯特·盖茨承认：“我们对他很了解。”

 

中央情报局搜集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情报很正常，如不这样做，反而奇怪。就此问题，前白宫工作人员之一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在与彼得·施魏策尔座谈时证实：

 

“我们拥有很好的关于苏联，特别是政治局和领导人的情报。”

 

的确，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版的《间谍艺术》一书中，艾伦·杜勒斯承认：

 

“西方情报机构密切关注着这些人物的出现，而且，对各个级别的共产党员，从最高层到基层，认真建立档案卷宗，详细记录他们的活动和讲话，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有关情况。”

 

但中央情报局未必搜集党组织和党委书记们的情报，也许，在苏联社会发挥特殊作用的党组织例外。比如，苏共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党组织，或苏联克格勃。区委和市委一级，如果不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大城市，中央情报局未必感兴趣。但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所有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首府均在美国特工机构关注的视野之内。

 

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的姓名出现在中央情报局人物资料卡片的时间，不会晚于1968年，当时他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在人物资料卡片中输入其党务活动、公开讲话、“个人和社会生活”资料的时间，也不会晚于这一时段。

 

搜集此类情报的目的何在？关于这一问题，艾伦·杜勒斯在自己的书中并没有说明。但这一问题的答案不难找到。这样的情报是必要的。第一，是为了对苏联党和国家机关业已存在的集团作出评价，预测可能出现的人事变迁；第二，对将与美国政府打交道的人有所了解，即在与这些人建立关系时，不能出现失误；第三，在苏维埃和党的活动家中，招募自己的间谍，当然他们不一定要从事间谍活动。

 

克格勃将军西多连科回忆说：

 

“20世纪60年代中期，克格勃从其消息来源得到了关于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其他特工机构转入招募所谓利益代理人的第一份情报。”“而招募这些利益代理人，是为了在将来使用，即指望在今后的某一未知的时刻，他们能够晋升到党和国家机关、有影响的社会机构以及苏联军队，并在那里工作。”

 

克留奇科夫曾写过苏联官僚机构内部“利益代理人”的出现，只是在赫鲁晓夫时期。但这表明他不实在，或不懂行。自古以来，所有国家都希望其他国家有“自己的人”。

 

我们不知道，1983年之前中央情报局掌握了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什么具体情报。但根据所有情况判断，关于戈尔巴乔夫的情报使美国特工部门相信，可以利用他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

 

中央情报局什么时候掌握了这样的情报？

 

牛津大学教授阿尔奇·布朗断言，1980年10月22日他得知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他立即将其确定为“具有不同寻常的、深远的重大意义的事件”。

 

类似意见可以理解为：1978~1980年，此前鲜为人知的省级书记突然成为苏共中央书记，之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最后又成为政治局委员。但布朗指出，早在1978年，当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书记时，已引起了他的注意。当1979年6月他与（“布拉格之春”领导人之一、戈尔巴乔夫的大学好友）兹德涅克·姆林纳日会见后，他对戈尔巴乔夫的兴趣更加浓厚。

 

 

如果说，布朗在1978年开始注意戈尔巴乔夫，那么，美国外交官杰克·马特洛克早在1975年就已知道了戈尔巴乔夫的名字。马特洛克生于1929年，1950年毕业于北卡罗来纳州大学，195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自1953年在达特茅斯学院教授俄语。1961年首次派驻莫斯科，前后大约工作了两年，任副领事和三等秘书。20世纪60年代他在非洲工作过，然后调到国务院。1971~1974年在国务院领导苏联处。1974年再次派驻莫斯科，担任副大使。

 

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自1961年，他已经在设法“搞清”苏共中央机关。在说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已经知道戈尔巴乔夫的名字时，马特洛克在其回忆录中说，他所知道的戈尔巴乔夫是一个“试验者”和在仕途上“春风得意的人”。

 

1975年，马特洛克访问了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这是一次工作访问，因为正是这一时段大使回国，马特洛克“临时领导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

 

遗憾的是，关于马特洛克的斯塔夫罗波尔之行，暂时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为他组织了“边疆区游览”活动，大部分时间“或在汽车上，或是宴请”。

 

到斯塔夫罗波尔后，马特洛克表示了“拜访地方领导人”，即戈尔巴乔夫的愿望，尽管马特洛克承认这不符合“惯例”。马特洛克写道：“我希望，他与其他州令人讨厌的苏联人不同，会打破惯例，接见美国外交官。”

 

但小心翼翼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没有“违反惯例”，他把马特洛克“转给”地方执行权力机构一把手，即边疆区执委会主席。按照马特洛克的说法，他未能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直到1985年5月他才与戈尔巴乔夫认识。但时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的卡兹纳切耶夫证实：

 

“在拒绝个人接待美国外交官后，看来戈尔巴乔夫理解，既然外交官远道而来，就绝不会甘心空手而归。戈尔巴乔夫在边疆区委为马特洛克举行了正式的招待会，边疆区委所有书记都参加了，其中包括米·戈尔巴乔夫。”

 

因此，美国外交官与戈尔巴乔夫结识，并不是在1985年，而是在1975年。令人疑惑的是，为什么马特洛克要刻意隐瞒这一事实。未来，人们可能从国务院的文件了解真相，因为马特洛克必须报告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之行。也许有关文件在中央情报局。

 

 

02

1984年初华盛顿要求与戈尔巴乔夫建立“秘密”联系

 

1984年3月，日内瓦会议苏联代表、裁军大使B. Л.伊兹拉埃良——是他曾介绍Г. А.阿尔巴托夫与乔治·布什认识，收到了参加同一会议的美国同行路易斯·菲尔德斯的邀请。路易斯·菲尔德斯拟与他举行一次“不带有任何立场”的会见，这意味着是进行非正式对话的邀请。在会见中菲尔德斯称，华盛顿希望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建立重要的和务实的接触。似乎在安德罗波夫逝世后，里根政府确实决定与莫斯科密切联系，但为什么里根政府不将此意直接通告苏联国家元首、苏联外交部或至少是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原来，要组织的是非正式的、秘密的会见。国家元首之间的秘密接触司空见惯，但菲尔德斯建议的特别之处在于，“不久即将访问日内瓦的副总统布什”想在访问期间“秘密”会见“一位新的苏联领导人”。根据菲尔德斯的谈话，这里所指的是戈尔巴乔夫，而戈尔巴乔夫“最有可能成为未来的苏联领袖”。与此同时，菲尔德斯强调，“会见不仅应严格保密”，而且“关于会见，任何人都不应知道”。布什的中间人称：

 

“苏联领袖可以化名来，可以编造某个理由。”

 

这一建议使伊兹拉埃良左右为难，因为，美国政府试图与苏联国家领导人之一建立非正式的接触，不仅要对国家所有领导人保密，还不能让国家首脑知道。绕过外交部部长将美国的建议直接转告戈尔巴乔夫？这将意味着他的仕途面临威胁。通过葛罗米柯转告？这等于把该建议的秘密告诉了葛罗米柯。情况如此不同寻常，致使伊兹拉埃良不知所措。虽然根据工作要求，他应首先将上述谈话通报外交部，但他下不了决心。

 

事件如何继续发展？

 

B. Л.伊兹拉埃良是这样写的：

 

“4月中旬，布什抵达日内瓦。他在裁军会议上的发言安排在4月18日，而会议之前，布什的好友萨德-鲁金·阿迦·汗将电话打到我的房间。”“萨德-鲁金·阿迦·汗‘神秘兮兮地’告诉我，‘17日晚’,‘我们的共同朋友’，即布什，想与我在他那里见面。”“开始是三人在一起谈，后来萨德-鲁金·阿迦·汗离开，只有我和布什两人。他立即将话题转入苏美进行非正式会见的可能性。但作为会谈对象，他只点了一个人——苏联未来领袖——的名字。‘你们下一个领袖将是戈尔巴乔夫’，布什十分有把握地说。”

 

伊兹拉埃良特别强调，如果菲尔德斯只将戈尔巴乔夫称为契尔年科可能的继承人，则布什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显得十分有把握。

 

如我们以后所看到的那样，党的高层围绕契尔年科接班人的斗争一直在进行，直到他去世。布什十分有把握的根据是什么？难道这一问题由华盛顿解决？伊兹拉埃良答应布什将他的建议“报告给莫斯科”，但他又不敢以书面形式报告如此重要的情报，于是他亲自回到莫斯科。当然，他没有急于到老广场见戈尔巴乔夫，而是直奔斯摩棱斯克广场见葛罗米柯。

 

 

伊兹拉埃良回忆说：

 

“大约4月24日，在莫斯科与部长第一次会见时，向他报告了布什的提议。葛罗米柯认真地倾听汇报，没有打断汇报，也没有提任何一个问题。而当我结束汇报之后，出现了令人难堪的沉默。部长的视线离开我，看着某个地方并紧张地思索着，之后转向我说：‘嗯，关于裁军会议的情况如何？’我明白了，这次谈话已经结束。”

 

1991年，伊兹拉埃良第一次将这一段历史写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根据他的讲述，在出版回忆录之前，他将此事告知布什，并得到了他的同意。伊兹拉埃良回忆录的发表，立即引起了关注。一些文章的作者利用他公布的材料，不仅指责戈尔巴乔夫拿了美国人的钱，还与中央情报局合作；而另一些人从这一材料中，看到了下述证据：是“美国人任命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的。

 

1999年布什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其中包括《与维克多·伊兹拉埃良大使座谈备忘录》。但在该文件中，他甚至完全没有提及想秘密会见戈尔巴乔夫一事。

 

难道伊兹拉埃良杜撰了1984年与布什的谈话？1984年春，他寄给苏联外交部副部长Г.科尔尼延科的非正式信件，回答了这一问题。在该信中，伊兹拉埃良让他知道了自己与美国副总统的会见并报告说：

 

“在座谈中，布什多次重复地、死乞白赖地让人接受的思想是，举行非正式、几乎是秘密的，与和他同一级别的一位苏联领导人的会见（即苏联的第二把手，明显暗示是戈尔巴乔夫）。当然，里根知道这一想法，看来是支持这一提议的。我感到，布什愿意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举行这样的会见。”

 

与此有关，应提请注意的是，布什在发表自己的备忘录时，并没有对伊兹拉埃良的回忆录提出质疑。这使人们有理由认为，1984年在向总统办公厅通报与伊兹拉埃良会见时，布什认为自己就戈尔巴乔夫问题向总统报告是绝对的机密，以至于不能将这一部分谈话放在正式文件中。因此，伊兹拉埃良关于1984年4月他与布什会见的回忆录是可信的。

 

伊兹拉埃良还写道：

 

“关于秘密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可能性，美国人是否通过其他渠道进行了试探，我不清楚。我也不知道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是否讨论了这一问题。多半是没有讨论。”

 

 

03

通过芬兰总统再次设法与戈尔巴乔夫建立“秘密”联系

 

看来，对于与戈尔巴乔夫建立“秘密”联系的提议能否成功，美国政府没有抱很大希望。他们同时在寻找其他途径组织与戈尔巴乔夫的秘密会见。这一时期在国务院主管苏联方向的马特洛克曾写道：

 

“虽然我们设法与他建立直接联系，但不清楚如何着手。”

 

1984年2月23日后，戈尔巴乔夫已经主持书记处会议（即形式上已是党的第二把手），但他担任这一角色是“临时性”的，并没有以书面形式确认。所以，从手续角度看，他依然只是主管农业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不过，3月4日，苏联举行了最高苏维埃选举。4月11日，新的最高苏维埃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当日，戈尔巴乔夫被选为外事委员会主席。

 

正如克留奇科夫所指出的那样，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斯洛夫领导该委员会，在安德罗波夫时期是契尔年科领导该委员会。换句话说，这一职务总是由党的第二把手担任。因此，选举戈尔巴乔夫担任这一职务，是安德罗波夫去世后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的补充证明。

 

有鉴于此，马特洛克指出，出现了“以国会领导人的名义向他发出邀请的可能性”。不过，在研究这一可能性之时，美国政府得知，芬兰总统毛诺·科伊维斯托计划访问苏联。在指出这一事实时，马特洛克关于戈尔巴乔夫是这样写的：

 

“（我们）试图通过芬兰总统毛诺·科伊维斯托与他进行接触”。

 

毛诺·科伊维斯托4月26日抵达莫斯科，4月27日飞抵克里米亚休息。无论在机场迎接他的人，还是在与契尔年科的会见中，都没有发现戈尔巴乔夫的身影。但如果考虑到，他已于4月11日当选为外事委员会主席，毛诺·科伊维斯托可以亲自拜访戈尔巴乔夫并向他转交里根政府的提议。从马特洛克的书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举行了类似会见。这样，不早于26日，但不晚于27日，戈尔巴乔夫得到消息，里根政府想与他建立非正式的联系并把他视为苏联国家未来的首脑，进行预备性谈判。

 

如果说美国副总统有一定的行动自由度，那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出国，则不仅要征得同意，还需得到政治局的批准。很难说这是不是巧合，但我们知道，正是在1984年4月末，进行了一次取消戈尔巴乔夫主持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资格的不成功的尝试。与此相关，上述提到的情节，值得特别关注。特别是，这涉及葛罗米柯的立场。

 

我们不清楚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对美国的建议作何反应，也不知道他是否将这一建议通报给党的领导人或一直作为机密加以保守，尽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某些资料，毛诺·科伊维斯托曾与克格勃合作。

 

不管怎么说，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使人有理由认为，戈尔巴乔夫没有拒绝美国的建议，即他表示愿意与美国领导人举行秘密谈判。

 

 

04

意大利总统突然提出会见戈尔巴乔夫会见以“友好的拥抱结束”

 

正当美国人就邀请戈尔巴乔夫一事琢磨对方的立场之时，戈尔巴乔夫自己出国了。因为，1984年6月11日，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贝林格逝世。当天克里姆林宫就得到了消息。开始莫斯科拟派以波诺马廖夫为首的代表团参加吊唁活动，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对这一决定持消极态度，他们建议的代替人选是戈尔巴乔夫。这一建议被接受，12日早晨，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得到通知。13日晨，苏联代表团抵达罗马。

 

同一天，举行了葬礼。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回忆，

 

“（晚上）七点多”，“在我们的大使馆官邸，我们会见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成员”。“谈话持续了一整夜，凌晨，当我们各自离开的时候，形成了某种相互谅解的氛围。”

 

正如一位会见参与者所指出的那样，意共领导人提出的很多问题来自塔·扎斯拉夫斯卡娅的《新西伯利亚市的报告》。但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让他们惊讶，他说，主要的问题不是经济，更使他担忧的是民族问题。

 

1984年，民族问题还没有任何威胁性。但这说明，戈尔巴乔夫清楚地了解，所设想的经济分权和与此相关的拟议中的地区性经济自负盈亏，会导致离心力的加强，将会使民族问题加剧。

 

14日，举行了戈尔巴乔夫和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的会晤。也许，戈尔巴乔夫完成了苏联领导的委托？没有。戈尔巴乔夫回忆说：“我们的出行非常仓促，政治局没有任何特别指示。”

 

苏联驻罗马大使Н.卢尼科夫回忆说，14日早晨，当苏联代表团准备出发赴机场之时，电话铃声响了。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表示愿意“会见莫斯科的客人”，即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回忆说：“第二天，6月14日，意大利共和国总统佩尔蒂尼接见了我……这是一次内容丰富的座谈，而当我们分别时，友好的拥抱是真诚的。”

 

苏联驻罗马大使Н.卢尼科夫证实：“座谈持续了40分钟。”

 

是什么激发了佩尔蒂尼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愿望？他们谈了些什么？为什么会见以友好的拥抱结束？戈尔巴乔夫没有谈及。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当天，我们飞回莫斯科。在机场为我们送行的是（意共领导人）帕伊耶塔和鲁比。”

 

按说，他们到达莫斯科的时间应该是白天，但根据切尔尼亚耶夫（曾任戈尔巴乔夫助理）的日记，代表团回到莫斯科的时间是晚上。

 

1984年夏，戈尔巴乔夫的名字开始在西方大众传媒出现。6月18日，切尔尼亚耶夫在其日记中记下了与阿尔巴托夫[5]的一次会面，他记述了阿尔巴托夫的下述讲话：

 

“现在，戈尔巴乔夫是我国在国外最受欢迎的活动家。报刊公开地以‘皇储’的形象描绘他。”

 

作者：A. B．奥斯特罗夫斯基 译者：马维先；来源：《亲历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的回忆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