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29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受邀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线上演讲，主题是“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民主未来和香港未来”。以下为演讲全文。
Keith，谢谢你的介绍，谢谢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邀请我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做这个演讲。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作为一个学者对这个重要话题的思考：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民主未来与香港未来。
我一直把中国国家的性质界定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即一个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我十多年前提出“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概念，以区别于当时西方一些汉学家，如白鲁恂（Lucian Pye）等使用的“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概念，即中国无非是一个假装成现代国家的古老文明。我的观点与他大相径庭，我认为今天的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但具有悠久文明的诸多特征。有趣的是：今天除了学术界，在全球主流政治叙事中“文明型国家”和“文明-国家”这两个概念几乎可以通用了。当然，对我来说，这也可以接受。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明型国家的含义，我想用这样的比喻来解释一下。我可以说，如果罗马帝国延续至今，并转变成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那么今天的欧洲也可能是一个中等规模的文明型国家；同样，如果今天几十个伊斯兰国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那也可能是一个人口超过10亿的文明型国家。然而，这些都只能是假设了。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既古老又年轻，是自己漫长历史上“百国之和”的产物，这样的国家一定是独特的，它至少有四个特点：（1）超大型的人口规模；（2）超广阔的疆域国土；（3）超悠久的历史传统；（4）超丰富的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这每一个特点都是古代和现代的结合。首先，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这是自古以来的一个事实，今天中国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产生着规模效应：从市场规模到经济规模，到受过现代良好教育的人口数量，例如，中国现在每年培养的工程师人数超过所有西方国家之和，仅这一点就改变了世界。关于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这也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但中国广袤的国土上有世界最大、最先进的高速铁路网和高速公路网，还有世界一流的数字基础设施，包括160多万个5G站点，占世界总量的近70%。至于超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传统几乎在所有人类知识和实践领域内都在发展、演变和适应。例如，西方对中国所谓“一党制”持批评态度，然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并没有什么特别：自公元前221年统一以来，中国大多数情况下都由统一的执政集团治理，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中国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曾照搬美国政治模式，但不久就陷入军阀混战，数百万人丧生。此外，统一执政集团背后是一种选贤任能的制度安排，官员通过科举考试制度选拔（近1500年前的隋朝开始形成）。今天这个制度已经演变成了我所说的 “选择+选举”制度。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几乎都担任过至少两任省一级的第一把手，这意味着他们在担任现职前大都治理过1亿多人口，因此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应该是世界上执政能力最强的团队之一。同样，统一执政集团的传统也意味着中国治国理政具有整体性的传统。所以，我把西方政党称为“部分利益党”，把中国共产党称为“整体利益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能够不断地改革和重塑自己，因为一个整体利益党为改革开路，带头克服各种抵制改革的既得利益。
至于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无疑拥有世界最丰富的文化资源。例如，和而不同是中国宗教文化的特点：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鲜有宗教战争，儒释道共存交叉融合，这与欧洲历史和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连绵不绝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也使香港可以在过去25年里实行“一国两制”。对于任何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这是难以想象的。此外，中国具有优先关注民生的民本主义政治文化。在今天的背景下，这意味着无论国家做什么，无论推行任何政治、经济或社会政策，都必须落实到民生的改善；民生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中国模式重视人民的获得感，而非空洞的言辞——那是西方政治的特点。例如，奥巴马总统上台时提出了 “变革”的口号，然而8年过去了，美国没有什么变化，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在中国政治文化中还有两个重要的概念，即“民意”和“民心”。这两个概念是孟子在公元前三世纪提出的，但对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也很有意义。“民意”大致指“公众舆论”，民心则指 “民心向背”。在今天的社交媒体上，公众舆论可能瞬间发生变化，几小时就会改变，然而“民心”则是相对稳定和持久的。因此，民粹主义，像其他国家一样，也在中国兴起，但中国国家决策总体上可以实践“民心治国”，这使中国可以比西方更好地克服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民粹主义和短期主义问题，我们能够进行长期规划，甚至为下一代进行规划。就民主而言，中国的做法始于“道”，即认识民主所要实现的目标，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民主是为了实现良政善治，然后是“术”，即民主的具体程序和做法。中国人认为，检验一种政治制度好坏的最终标准不是程序民主，而是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良政善治。因此我一直主张将所谓的“民主还是专制”的过时范式转变为“良政还是劣政”范式，我们应该鼓励不同的政治模式互相竞争，看看哪种模式能够提供更好的治理，而且由一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做出评判。按照国际标准，美国民主模式确实处于多重危机之中。我记得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女士曾把2019年香港骚乱描述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然而，去年1月6日，这道美丽的风景线很快降临到美国国会山，降临到她的办公室。那天，一条推特在全世界、包括中国走红：“如果美国看到国会山正在发生的情况，美国一定会入侵美国，把美国从美国的暴政下解放出来”。另一条推特也传开了：“这是发生在美洲的第一次没有美国大使馆参加的政变”。事实上，这就是大多数非西方国家今天对美国民主的看法。如果我们以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olncon）的标准“民有、民治、民享”来衡量民主或良政的水平，我可以说，有信誉的国际民调几乎都显示，中国比美国做得好。例如，根据Dalia Research 2020年的民主感知指数，87%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的政府为大多数人服务的，而只有48%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这样的，52%的受访美国人认为美国政府只为少数人服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14年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今天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约4亿人，即使按照西方标准他们也是中产阶层，这个人数超过美国人口总数。今天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也高于美国，2021年中国为77.9岁，美国为77岁，两国抗击冠状病毒所采取的不同方法导致了这种差别。中国官方数据显示，90%的中国公务员来自普通家庭，而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兹教授将美国描述为一个为1%的人所享、为1%的人所有，为1%的人所治的国家。皮尤中心最新的民调也发现，72%的美国人也认为美国民主不再是其他国家的榜样。11年前在上海，我和福山教授辩论的时候，他说中国需要政治改革，需要拥抱多党制；我说中国和美国都需要政治改革，但美国比中国更加需要政治改革，因为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前工业时代的产物。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我当时预测美国将产生一个比乔治·W.布什更糟糕的领导人。后来许多人都认为果真是这样的结局。我愿在此对重复我的这个预测：美国今后的选举还将产生类似的结果，如果美国仍然无法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话。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了，现在又出现了乌克兰危机，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分裂。西方国家支持对俄罗斯的制裁，非西方国家不支持，正如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所说：俄罗斯被西方世界孤立，而西方被非西方世界孤立。更重要的是，今天许多非西方国家，从俄罗斯、伊朗、印度到土耳其，都称自己为文明型国家。人们诚然可以争论他们对文明型国家的定义，但他们的主张中似乎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他们都厌倦西方对他们内政的干涉，反感西方对他们居高临下的说教，他们给西方传达的信息很简单：我们是独特的文明，请尊重我们，先管好你自己。
【香港渔民团体联会组织活动，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图自港媒】
最后，我想谈谈文明型国家的另一个方面，这将直接涉及香港的前途。我们只要看一下欧亚大陆的版图，从基辅到伊斯坦布尔，从新加坡到香港，再到上海，在这片广袤的大陆上，人们看到许多不同文明之间的节点。换言之，这些大都市在许多方面也具有文明的特质，它们构成了东西方文明之间互动联系的节点。它们经历过的起起落落，他们复杂的历史都证明：这些节点要么成为不同文明之间、东西方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要么成为不同文明和文化冲突的前哨，即某种文明要压倒另一种文明。香港当然应该成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桥梁，而不是它们之间冲突的前哨。这也使我想到了今天乌克兰的悲惨命运，2014年，西方支持的颜色革命席卷基辅，美国政府坚持乌克兰拥有加入北约的主权，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告诉基辅，如果乌克兰要生存和繁荣，就不应该加入北约，就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方对抗另一方的前哨。相反，它应该起到桥梁作用。回想起来，我认为基辛格的建议确实更为明智，无论对美国的利益来说，还是对欧洲或乌克兰的利益来说，都是如此。事实上，节点的命运往往是历史和地理条件决定的。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尽管你们可能不同意，2020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香港国安法，是使香港摆脱类似基辅那种悲惨命运的决定性一步。顺便说一句，2019年香港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乌克兰新纳粹亚述营曾派出自己的资深人员前来香港表示支持。我必须坦率地指出，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西方已经搞乱了伊拉克，搞乱了阿富汗，搞乱了利比亚，搞乱了叙利亚和现在又搞乱了乌克兰，数百万人已经丧生，数千万人无家可归，中国绝不允许这些悲剧发生在香港、新疆或中国任何地方。只有文明型国家才会允许“一国两制”，但这种和而不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一方试图通过颜色革命行为扳倒另一方，那么这种行为必将被绳之以法。从文明视角来看政治，西方自殖民时代以来一贯奉行“分而治之”的战略。相反，中国奉行的是截然不同的我称之为“和而富之”的战略，中国认为这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不久前，我遇到一位老朋友，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他告诉我，他两年前到美国做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讲座，他经常被听众问到一个问题：中国的未来是什么？他的回答很简单：中国就是未来。我同意他的观点。刚才我阐述了文明型国家的一些理念，如任人唯贤、良政善治、民本优先的民本主义、“民意”与“民心”的关系、“道”与“术”的关系、不同文明之间的节点等等，这些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成功崛起至关重要，对香港保持繁荣也很重要。在当今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我希望这些中国理念对其他人，包括西方人，也包括香港人，在思考民主未来和香港的未来时，都具有启发意义。事实上，中国从西方学了很多东西，并将继续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借鉴西方的有益经验。现在是西方需要如邓小平所说的“解放思想”，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更多地了解乃至学习中国方法和中国思想，哪怕一时有所不适。这不仅是为了避免西方与中国，与中华文明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也是为了丰富整个世界的集体智慧，以更好地应对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危机。好，我就讲到这里，再次谢谢你们，现在我很乐意回答你们的问题。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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