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小政府、大社会”不过是“小政府、大市场”的翻板：“小政府、大社会”不过是“小政府、大市场”的翻板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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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懋仁：“小政府、大社会”不过是“小政府、大市场”的翻板：“小政府、大社会”不过是“小政府、大市场”的翻板
2022-05-07
有网友晒出江西省重点中学盟校2021联考中的一个题目，题干是这样的：
上海浦东正在进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尝试，这一改革改变以往以政府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要转移行政职能，把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大胆地交给社会组织，这一改革
我不知道，上海浦东是不是确实存在这样的改革尝试，也不知道如果真有这样的尝试，他们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现实经验与实践会告诉人们，这样的改革是有着积极意义与成效的。只是关于“小政府、大社会”的说法，我们早就不陌生了。当年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忽悠中国要走资本主义市场化道路的时候，一个很经常使用的词语就是“小政府、大市场”。这里把“市场”换成了“社会”，但依然是把社会当作市场。只是如果说“小政府、大市场”，那就跟新自由主义没有区别了。所以他们把“大市场”的概念偷换成“大社会”。他们说这个概念的主要含义是，市场本身就有着巨大的功能与能量，能够解决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所以政府在很多情况下是不需要的，或者是不必要的。“大政府”只能带来很多冗员，只能带来效率低下，只能产生更多的官僚主义与腐败。所以“小政府”才是人们最佳的选择。当年，还有不少数字表示，中国是官员比例最高的国家，所以中国最需要进行这种“小政府、大社会（市场）”的改革。但是，这个所谓“大社会”的概念，比起“大市场”来说，更加模糊，更加无序。所以这种偷换的概念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能增加人们的思想混乱。关于官民比的问题，有人拿出数据，表明中国并不是官员比例最高的国家。有数据说，依据各国公务员定义的范围，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的公务员与其总人口的比例，即所谓“官民比”，美国是1：12，法国是1：12，日本是1：28，中国有两种情况，狭义公务员的“官民比”是1：25，广义公务员的“官民比”是1：122。这样看起来，中国即使从狭义公务员的角度上来看，“官民比”也不是最高的，至少比美国、法国与日本的所谓“官民比”还是要低一些的。从实际情况看来，中国本身就不是什么“大政府、小社会（市场）”。况且中国人口众多，要处理的事务十分繁杂，如果再按照西方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再来压缩政府规模，恐怕我们有很多事都是做不成的。不说别的，单就一个脱贫攻坚目标，没有强大政府力量的支撑和参与，没有广大干部深入到农村基层去积极努力地工作，这样的任务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再就是这次防疫抗疫，如果没有强大而足够的政府力量，我们今天的疫情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难道不是很可怕吗？那种新自由主义忽悠，其根本目的就是让国际垄断资本要不受约束地任意扩大和膨胀，让国际垄断资本摆脱各国政府对其的限制和监管，让国际垄断资本肆无忌惮地剪世界各国身上的羊毛。新自由主义的谬论已经让很多国家吃了国际垄断资本的亏。原来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所谓转型之后，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开始搞什么“小政府、大市场”，结果他们那里基本都成为了国际垄断资本的畅行无阻的乐园。而这次疫情的肆虐，那些所谓“小政府”，甚至实际上并不算小的“大政府”，在疫情面前都显得束手无策，任由疫情猖狂作乱，给这些国家带来极大的被动。实事求是地说，政府规模的大与小，“官民比”的高与低，都不能脱离实际的情况。比如，像梵蒂冈这样的只有0.44平方公里的小国，它的“官民比”应该是高还是低，这都要根据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有的时候，人口不多的小国家，或许其官员的比例不需要太高。但有的时候，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人口再少，有些职能部门却是不能减少的，但是却是可以合并的。所以这个“官民比”到底应该高一些，还是低一些，都不能绝对地凭想象来确定。再说得具体些，小国家、小地区，你搞一个小政府或许能够对付得过去，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对于像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这个做法必须要慎之又慎，或者基本可以肯定，是不那么可行的。上海这个城市现在有2500万常住人口，浦东地区根据2020年人口统计，现在约有568.2万常住人口。这个人口规模已经比欧洲蕞尔小国立陶宛的人口要多出来不少。至于说，浦东地区现在政府的公务员人数是不是很多，是不是有过多的冗员，是不是效率很低，这都离不开对现实情况的考察和了解。但是在这次上海防疫抗疫的过程中，上海市政府包括浦东地区政府在早期的防疫工作中表现得并不那么令人满意，这至少表明他们那里政府公务人员的工作效率是不算高的。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要再缩减政府的规模，还要把现有的政府搞得小点再小一点吗？那么如果政府面临类似疫情这样的突发事件，政府到底应该能如何应对？客观地说，上海城市在服务经济方面做得还是很出色的，例如在商业网点的布局，以及交通站点与住宅的距离和位置的设计与规划，都是很到位，很有人情味的。这一点，北京是需要向上海学习的。但是一个城市的管理机构，并不能只关注于经济这一个方面，虽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经济之外的民生，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只考虑经济这一个方面就是有所欠妥。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效力的，不是只为经济，特别不是只为资本服务和效力的。这一点，我们的人民政府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如果连这一点都搞不清楚，那么这个政府的工作肯定是不合格的。当然，我们还是要提倡精兵简政，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过多的冗员，这也是人民群众对我们人民政府的一个重要的要求。但精兵简政与所谓“小政府、大社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我们所需要的政府的规模，应该是符合实际的，是满足现实政府工作需求的。同时，我们也要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减少那些不必要的机构与人员。这也是减轻人民负担、降低财政开支的必然趋势。人民需要的就是既能干事又有效率、为群众排忧解难而不让群众受气受累的政府。（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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