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雨潇 徐实：“动态清零”为什么是最优方案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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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雨潇 徐实：“动态清零”为什么是最优方案
2022-04-13
近日国内的疫情持续升温，传播更快更隐蔽的奥密克戎变异株给全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022年3月以来，累计新增本土感染者已经突破10万人大关，波及30多个省份，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
我国一直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解释道“动态”就是不追求绝对零感染，“清零”就是发现一起、扑灭一起，守住不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的底线。
随着吉林省和上海市等地相继采取封控措施，要求市民足不出户或足不出小区，很多老百姓感受到了暂时的不便。伴随着这样的负面情绪，舆论场上开始出现一些质疑或反对国家“动态清零”防疫方针的声音，甚至称之为“小题大做”。
越是面临挑战，越有必要从上到下统一思想认识。思想认识是行动的出发点，倘若思想认识坏掉了，就绝无可能把事情做好。在这一轮疫情中，某些地方防疫工作开展得不到位，使得人民群众遭受了本可避免的严重损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错误思想的影响，以致手段不够坚决，错过了防止疫情扩散的最佳时机。因此，当前很有必要从科普的角度认真论证，为什么“动态清零”才是当前最合适的国策。必须彻底驳斥错误思想，帮助干部群众建立对防疫工作的正确认识，才能保障防疫工作的顺利开展，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反对“动态清零”的理由为什么不成立
互联网上反对“动态清零”的人，主要用以下几种理由支持自己的观点：1. 奥密克戎感染者症状轻，“没有流感致命”，因此没必要“过度防疫”；2. 一些城市的管控措施导致个别老百姓无法及时就医，“应收尽收造成医疗挤兑”；3. 严格的封城和其他管控措施导致社会部分功能停摆，“防疫政策对经济发展不利”。
其实这帮人在自欺欺人，上述几种“理由”就没一个成立的。
首先，关于奥密克戎的毒性。必须认识到，目前国内新冠感染者无症状或轻症比例高、重症及危重少且几乎无死亡病例，是我国一直以来坚持的防控措施的效果。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解释道，“我国疫情发现早、措施采取及时，对所有感染者，包括无症状感染者都进行全程管理，对无症状和轻症及普通型病例给予中药等治疗，提高了病人免疫力，防止了病人从轻症向重症转化，规避了危重病例的发生，大幅度减少或基本预防了死亡。”
吴尊友介绍了有关国家对德尔塔毒株和奥密克戎毒株流行期间的病死率和死亡率的对比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奥密克戎的病死率比德尔塔更低，但是由于奥密克戎的传染性更强，其造成的死亡人数高于德尔塔。以我国香港为例，目前已经有超过8000人死于奥密克戎毒株，即每10万香港市民中就有107个人死于奥密克戎，这个数字在可见的未来还会逐步攀升。我们用香港现在死于奥密克戎的人口比例乘以中国内地的人口进行初步的估算，结果是150万——如果内地彻底放开防疫措施，会有至少上百万中国人死于新冠。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代价。鼓吹“奥密克戎毒株死亡率低”的人，其实都是在故意混淆视听、偷换概念，把病例死亡率（case fatality rate，简称病死率，即患病死亡人数除以感染人数）和死亡率（患病死亡人数除以人口基数）混为一谈。其实病死率和死亡率的概念有很大差异，例如，狂犬病的病死率是100%，但全国死于狂犬病的平均每年不超过300人，因此狂犬病带来的死亡率很低。而奥密克戎毒株恰恰相反，其病死率虽不高，但极强的传染性会造成庞大的感染者群体，导致给总人口带来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其他许多烈性传染病。
实际上，即便是单论病死率，奥密克戎也远远高于流感。根据香港从去年12月31日到今年3月15日的数据，奥密克戎的病例死亡率为0.60%；在80岁以上的人群中奥密克戎的病死率为9.82%，在80岁以上且未完全接种疫苗的人群中这一比例高达12.15%。奥密克戎的病死率是季节性流感的病死率（约为0.01%）的数十到数千倍。
【在奥密克戎流行期间，香港各年龄段的新冠病例死亡率（Business Insider）】
此外，新冠肺炎后遗症也是个严重问题。虽然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但已被确认的后遗症包括：心肺功能的部分丧失，认知能力下降，焦虑和抑郁，极度披发等等。新冠病毒感染血管内皮细胞，带来的是血管内皮组织相关的广泛疾病，只不过在肺部的症状体现得更明显而已。根据非盈利机构Solve Long COVID Initiative的分析，感染新冠几个月后出现的后遗症已经影响了7%的美国成年人，在薪资、储蓄和医疗费用方面造成3860亿美元的损失。
新冠肺炎带来的后遗症有可能减少国民健康寿命（即健康状态下的寿命，病恹恹苟延残喘的寿命不算在内）。国民健康寿命的减少，则意味着平均劳动年限的减少、政府财税收入的减少，以及医疗支出的增加。这一进一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可太大了，也会给政府造就巨大的财政风险。西方国家之所以敢于“躺平”，是因为现政府不用考虑这些事情——即便未来出现财政崩溃，那也是后届政府的事情，本届政府在乎几年之内的事情就行了，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但是中国有着稳定的政治格局，决策必须考虑政策的长远影响，因此中国政府必定高度重视国民健康寿命，而不会去做无谓的冒险。
第二点，造成“就医难”问题的是新冠疫情，而不是防疫措施。房子被洪水冲垮时，是应该指责洪灾呢，还是应该指责抗洪救灾？必须承认，现在确实存在没有得到及时护理和治疗的个案。然而，放开防疫措施并不会改善人民群众的医疗状况，事实证明，选择“与病毒共存”的地区实际上面临着更严重的医疗挤兑。韩国政府于2021年11月放宽防疫措施，此后疫情迅速失控；12月全国日新增数千感染者的时候，首尔的急救病床就已经告罄，很多病人由于医院无法收治而死在家中。2022年1月奥密克戎毒株占据主流之后，韩国疫情进一步恶化；到了3月中旬，单日新增感染者超过了40万。韩国各地的医院为了维持正常运作，不得不命令已感染新冠病毒的医护工作者带病工作。尽管统计显示，新冠病人从确诊到死亡的时间平均为15至17天，但是韩国政府为了解决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仍然狠心公布新规，表示国家不再支付新冠病人隔离7天之后的医疗费用，把穷人赶出医院让他们自生自灭。自3月以来韩国每日有数百人因新冠死亡，导致韩国卫生部不得不命令公立火葬场延长工作时间。
【韩国在放松管控措施之后疫情迅速失控（Our World in Data）】
韩国首尔大学医学院教授、前疾控中心主任李钟求表示，“韩国实质上正在遵循毫无科学依据的‘群体免疫策略’，这一做法并没有控制住疫情，反而给我们国家带来了可怕的后果。”韩国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已经有上万人死于奥密克戎，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韩国此前全部的新冠死亡人数。
美国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在今年年初奥密克戎爆发后很多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医疗挤兑问题。马里兰州州长拉里 · 霍根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亚利桑那州的医护人员警告政客该州的医疗系统正在崩塌的边缘。全国各地的州长都在动员国民卫队进驻各大医院进行支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重症加护医师萨米尔 · 卡德里的研究显示，美国有四分之一的新冠死亡是由于医院不堪重负而导致的。
第三点，“防疫政策破坏经济”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反对防疫政策的好事之徒喜欢无限放大个例——举例因为封城某人失去工作了、某家饭馆倒闭了等等，借此攻击防疫政策。实际上，我们的防疫政策正是用短期的局部的牺牲换取长期的全局的经济发展。反倒是很多国家由于政客和选民的短视，没有实施充分的封城和隔离，导致国民经济遭受了更严重的损失。
美国从未采取严格的封城，但在疫情爆发后的几个月时间里，美国社会的各行各业迅速遭受重大冲击，全国失业率飙升至14%以上。在教育程度在本科以上的失业者中，有四成的人在疫情爆发后的半年时间内都没有找到工作。从2020年3月开始，美国的餐饮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亏损了1300亿美元的销售额，多达210万工作岗位因此消失，到年底全国各地约有11万餐馆长期或永久关闭。2020年美国的电影票房相比上年暴跌80%，创40年来的最低纪录。
【新冠席卷美国之后，美国2020年的电影票房收入暴跌80%（CNBC）】
对美国商业、工作单位和公共交通的人流量进行统计会发现，在疫情爆发后的2个月时间内零售商店的造访人数和公共交通的使用人数直接腰斩。直到今年，美国公共交通的使用人数相比疫情前仍然减少了超过30%，零售和娱乐场所的造访人数减少了约20%。在“与病毒共存”的美国，疫情对服务业造成了永久且不可逆的打击。
【从2020年疫情爆发后到今年美国各地零售业、娱乐业、超市、药店、工作单位和公共交通等场所的造访人次数据（Our World in Date）】
即便到了2022年，美国企业仍然面临出勤率严重不足的问题。例如，美国生物医药企业就处于非常煎熬的状态——只要发现一个员工感染新冠病毒，公司往往会把整个部门的员工都打发回家待几天，拿到核酸阴性报告后再回来上岗。因为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太强了，如果不这么做，过几天可能公司里得倒下一大片。换句话说，即使政府选择“躺平”，企业事实上也没法对感染新冠病毒的员工熟视无睹。于是在持续的疫情中，公司各个部门轮番歇菜，研发进度受到显著影响。其他行业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美国许多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出勤率只有疫情前不到20%，作为研究中坚力量的博士后大量流失。
由此可见，如果贸然放开疫情管控，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会付出比“动态清零”高几个数量级的、不可承受的代价。我们从宏观经济数据的角度也能明显看出动态清零策略的优势。在过去的两年（2020和2021年），曾在一开始就提出过“群体免疫”的英国，GDP下降了2.7%，放任病毒蔓延的瑞典GDP增长了1.7%，消极防疫的美国GDP增长了2.1%，而一直坚持严防死守、动态清零的中国在同样的时间里GDP增长了10.6%。
西方国家打着“保经济”的旗号消极防疫、牺牲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最后的结果是人命和经济都没有保住。中国采取果断的防疫措施，把人命放在第一位，最后不仅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伤亡，而且取得了优异的经济成绩。2021年，我国年度的进出口规模达到了6.05万亿美元，打破了历史纪录。过去两年来我国实行的严防死守和动态清零政策不仅没有像某些人说的那样使得中国“闭关锁国”“被国际社会孤立”，反而保障和促进了我国的对外贸易。
放松防疫措施“与病毒共存”，不能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不能解决医疗挤兑的问题，也不能促进经济发展，那么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支持这样的看法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与病毒共存”论的来龙去脉。
所谓的“与病毒共存”论并不仅是在描述“新冠病毒会在地球上长期存在”这一客观事实，而是鼓吹投降主义的公共卫生政策和防疫路线——只要假装新冠病毒不是什么大事，社会就能逐渐恢复正常、直至回到2019年疫情之前的模样，好一场“掩耳盗铃”。
“共存论”的最早版本出现在2020年5月，当时西方正处于新冠疫情爆发的早期。美国《华盛顿邮报》主笔、普利策奖得主尤金 • 鲁宾逊发表了一篇社论《我们必须找到与病毒共存之道》。
文章首先陈述了美国疫情在第一波爆发后并没有消退的迹象，新冠肺炎已经变成了美国人的主要死因之一。接下来作者话锋一转，引用纽约州州长安德鲁 · 库默的言论称“极度严苛”的现行居家限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政策”，人们必须被允许走出家门、孩子们必须回到学校接受教育、经济活动也必须逐渐恢复。然而问题在于，当时世界上既没有新冠特效药、也没有疫苗（作者也承认他不认为安全和有效的疫苗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那么美国如何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做到解除隔离，恢复常态？文章给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可以确认患有这种疾病并产生抗体可以赋予强大而持久的免疫力，那么幸存者应该可以恢复正常生活。那些工作需要近距离接触的人，例如理发师和按摩师，（在被感染后）我们可以给他们颁发某种免疫认证……剩下的人将会戴着口罩小心翼翼地出行。”
【《华盛顿邮报》文章《我们必须找到与新冠病毒共存之道》节选】
尽管作者分情况列举感染后的幸存者和未被感染者将如何在新常态下继续生活，但是只字不提那些因为感染新冠不幸死亡的美国人，好像他们是美国社会应该付出的“必要代价”。
这套“与病毒共存”的理论直接预设政府必须放宽或放弃隔离措施，牺牲社会中的易感人群和高危人群，其思想内核与英国政府早期提出的“开放式”（躺倒式）防疫如出一辙。
在2021年新冠疫苗面世之后，“共存论”也与时俱进发展出了疫苗免疫的版本。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论述来自《纽约客》杂志在7月发表的文章《与新冠病毒共存》（Coexisting with the Coronavirus）。这篇文章的作者凯瑟琳 · 薛是研究微生物组演化的斯坦福大学博士后，对病毒和人体免疫系统有专业的认识。
在文章中，作者首先承认现阶段的研究表明，无论是过去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或是目前已经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人都无法做到对新冠病毒达到完全和彻底的免疫。最近出现的多个变异毒株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人体响应初始病毒或现存疫苗产生的抗体与其中几种变异的结合性较差，为再次感染创造了机会。
比如巴西的马瑙斯市出现的情况就值得所有人的警惕。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在这里几乎不受控制地肆虐，以至于当年10月的一项血清研究估测这座城市已经有高达76%人已经感染了病毒，远超67%的所谓理论“群体免疫”阈值。出乎意料的是，2020年底新一波更严重的疫情再次席卷了马瑙斯，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都超过了第一波疫情。有观点指出当地政府自以为已经达到“群体免疫”，过早地放弃了社交区隔政策，要负重要责任；也有人认为新出现的“伽马变异毒株”是造成第二波疫情失控的重要因素。
【巴西城市马瑙斯在已经达成“群体免疫”后爆发了更严重的疫情（上图为每日新增死亡和住院，下图为传染数R值）】
在介绍完这个例子之后，作者话锋一转，说疫苗和感染形成的免疫屏障从来就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有程度之分”。作者特地拿出来美国疾控中心对接种两针疫苗之后“突破感染”的数据：在一万多记录在案的确诊病例中“只有”10%多人严重到需要住院、“只有”2%的人死亡。
最终文章的结论是：“人类消灭病毒甚至群体免疫的可能性依然很小。因此我们必须改变与病毒相处的方式。”作者预测病毒将会持续在人群中传播，但是感染者的症状越来越轻。某些群体，例如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者，仍将面临跟严重的病情并发症风险；弱势群体可能会像现在人们死于流感和肺炎一样死于新冠。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新冠会成为像流感一样的“熟悉的敌人”。
作者了解疫苗的局限性和变种病毒的威力，但是依然寄全部希望于疫苗，对未来十分乐观。疫苗突破感染中“只有”2%的死亡率对她来说就是“惊人的成功”。至于那些易感、高危人群以及打完疫苗依然感染去世的人，作者直接将其排除出了“我们大多数人”的行列。
上述两篇鼓吹与病毒共存的代表性论述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相信感染者的群体免疫、后者相信疫苗的效果。共同点则在于，他们都没有考虑严防死守式的防疫措施，作者也没有考虑，加强针打完之后再遇到马瑙斯市这种免疫失效的情况该怎么办。
美国疾控中心在今年2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第三针“加强针”在接种5个月后效力会大幅下降。研究者对美国10个州从去年8月到今年1月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加强针（辉瑞或莫德纳）在接种后两个月的时间内防住院的效力为91%，4个月后衰减到了78%；接种后两个月内防急诊的效力为87%，4个月后衰减到了66%，5个月后衰减到了31%
总而言之，疫苗的保护力在时间的流逝和层出不穷的新变异面前存在着一定局限性，即便是第三针“加强针”也会在一段时间内失去效力。美国寄希望于第三针甚至第四针疫苗，仍然无法避免每日几百到两千多人死于新冠。
必须认清，西方形形色色的“共存论”，即便堆砌了很多科学细节，但本质依然是接受感染和死亡的常态化，主动放弃了社会中的某些弱势群体。这些“与病毒共存”的话术与其说是一种经过谨慎科学论证的严肃防疫路线，不如说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其附随的新闻媒体对防疫失败的文过饰非。
美国彭博社曾刊文称中国“病毒清零”的防疫策略将使其未来几年面临“被国际孤立”的危险。英国广播公司BBC也发表文章，异想天开地建议中国转变防疫策略，向英国学习。这些西方国家由于防疫失败既损失了经济也没保住人命，炒作“与病毒共存”议题是希望把中国拉下水，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是国内那些跟着西方媒体瞎起哄的人，到底是个什么心态呢？应该当面问问那些“人”——如果放松防疫政策，你是否坚信染病死掉的必定是别人的爹妈、而不是你自己的爹妈？指望着牺牲别人爹妈来换取你的所谓“便利”，这种想法得有多龌龊？
为什么必须旗帜鲜明地支持“动态清零”
我们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不能接受像西方国家那样为了少数资本家和政客的短期利益消极防疫，弃广大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之社会公义于不顾。
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也讲过，我们国家是具备“动态清零”的基础和条件，更具备能力。几年来的防控已经证明，实行“动态清零”是一个有效做法、一个经验，也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我们应当认识到，在国内疫情较严重的上海等地，群众目前生活中遭受到一定的不便并不是“防疫过度”导致的，而是防疫不足导致的。以同样经历过奥密克戎毒株疫情的深圳为例。在3月12日，深圳新增66例感染者，上海新增65例，两地的确诊数不相上下。到了月底，深圳经过了两轮全员核酸和一周封城之后，已经实现了全境低风险地区，生活回归正常。而上海对疫情的认识和准备都不充分，在整个3月没有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封控措施远远不够，以致错过了遏制疫情扩散的最佳时机，最终导致全城出现了20多万感染者，疫情外溢全国20多个省份。孰是孰非，一目了然。深圳等地“封城”的经验充分证明——长痛不如短痛，防疫措施虽带来短期的生活不便，但收益是广大人民群众长久的安全和便利，以及经济的正常运转。良药苦口，倘若因为苦口而放弃吃药，那是要送命的。实现“动态清零”不可能没有代价，但是放弃“动态清零”必然带来不可承受的巨大代价，西方国家今天的惨状便是前车之鉴。是否有必要坚持“动态清零”根本不是个值得讨论的话题。真正值得讨论的是，如何使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防疫收益，实现极致的投入产出比。
从过去两年时间的实践来看，我国的“动态清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现阶段并不存在比“动态清零”更好的防疫策略。因此举国上下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动态清零”，切不可因为一小撮人的无知和无能，断送了全国亿万人民长期抗击疫情换来的宝贵成果。
在坚持“动态清零”大方向不动摇的前提下，一些具体的操作细节可以加以迭代和完善：
首先，国家应当将核酸筛查、封控管理和交通管制等措施进行制度化的落实，总结出一套各地可以直接拿来“抄作业”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SOP）。此次上海爆发本土疫情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当地的消杀、核酸检测等防疫工作出现了局部的混乱。这固然是由于基层人员缺乏相关的应对经验，但是先前武汉、西安和深圳的成功经验难道不应该发挥作用吗？为了应对未来的突发情况，国家应整理出面向基层的防疫指导方法，保证其在全国范围内都能够得以推广，并且不断迭代更新防疫指导方法。这就能够有效避免某些地方因缺乏预案而实行粗糙的“土政策”。
第二，国家应当进一步完善全国的疫情风险等级划分以及核酸证明和健康码等信息的管理。目前关于这一部分，全国各地存在相当程度的各自为政。有的地方由于对国家诊断方法和防控方法的理解不同，出现了和外地迥异的风险划分和健康码认定，不仅会导致外地无法及时应对外溢风险，而且会破坏全国的疫情信用体系。国家应当对各地疫情严重性的衡量建立科学和统一的标准，同时防止过度管制和管制不足的情况，对于不遵守规定的地方，有关部门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和惩处。
第三，国家应当完善群众在隔离和封控期间的就医保障。例如，患有哮喘、心脏病、尿毒症、癌症等严重疾病的病人，即使在居家隔离和闭环隔离中也需要支持性治疗，否则有性命之虞。防疫政策是为了保障绝大多数群众的安全，但也不能忽略这些病人应有的支持性治疗，因此需要提供必要的绿色渠道，并且将流程规范化。
第四，国家应当倡导各地建立特殊渠道，确保城市即便在严格的防疫措施下，依然可以满足基本的物流和老百姓的食品药品供给需求。例如深圳在封城期间，外卖、快递和超市都在正常运作，很多地方还有将超市导购员引入业主群组织团购的尝试，确保了老百姓在封城中衣食无忧。相比之下，上海在封城之后物流不畅通，更有大量投机者囤积居奇，导致很多家庭开始面临着食物、蔬菜和药物的短缺，这也是当地管理者没有做出相应准备的结果。
第五，国家应当建立疫情期间的特殊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让被隔离的老百姓可以得到一定的工资补贴，允许人们延期支付贷款和房租以及减免中小企业的税费等。例如深圳罗湖区推出的《抗疫助企惠民纾困“十条”措施》对受到疫情冲击的老百姓、个体户和企业提供几百到几万元的现金补贴，实施税收减免、缓缴住房公积金、减免水、电、燃气费等扶持措施。这就是一个值得参考的正面案例。
“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只有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击疫情，才能早日摆脱新冠病毒的困扰，逐步回归正常的生活。
（作者：戴雨潇，物理学者、美国社会观察者；徐实，澄实生物CEO、资深生物制药专家。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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