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为何多年不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为何多年不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观电视专题片《零容忍》感受之十

《零容忍》片中揭露腐败官员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罪行之外，还揭露了这些腐败官员的生活方式。如第二集中揭露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富玉爱打高尔夫，甚至要求私营企业主安排他乘坐私人飞机到全国各地打高尔夫球。他说：“我打高尔夫也打出了很多的毛病，打出了什么毛病呢？一个是买房子在球场上决定的，拿钱在球场上决定的，这不就是腐败，成了腐败交易场所了吗？”第三集中，中国科协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曾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刚为了满足自己的“设计梦”，他让商人出资在京郊为自己建109亩私家园林，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装饰奢华。第四集中，重庆市黔江区委原书记杨宏伟爱白天打篮球晚上搓麻将，4点以后不要找他签字，他在打篮球。还爱熬夜打麻将，一打就到凌晨两三点，陪打的商人直言“人受不了”。第五集中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爱打游戏，贪污数千万买顶级网游装备。篇中也提到了权力小的人，一个是甘肃省永登县民政局低保办主任赵永琏利用职务之便，向困难群众勒索现金55万元，全部挥霍于打麻将赌博之中。另一个是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工作人员张雨杰为满足自己在虚拟世界里的成就感贪污700万元。就在笔者写作本文时，新华社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3月31日通报，日前对第十九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傅政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官方宣布，傅政华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中通报中指出，傅政华“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特权思想极为严重，生活奢靡享乐，长期违规占用多套住房、办公用房和多辆公车供个人及家庭享受，长期安排多名公职、现役人员为个人及家人提供服务，频繁接受高档宴请和旅游安排；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严重破坏政法队伍政治生态；贪婪腐化，大搞权钱交易，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由此表明这些腐败者腐败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最终使自己堕落为蜕化变质分子。

“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毛泽东时代经常提起的一个概念，近几十年来，基本不提了。那么解读今天极其严重的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离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不可能解释清楚的。

 

一、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否存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也许有人问，生活方式就是吃喝穿住等生活方面的方式方法，怎么会有阶级性呢？提这种问题的人不懂得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与社会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

唯物史观一般都讲生产方式。因为唯物史观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因素，所谓生产方式就是物质资料生产的目的、方式、方法。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时候，也提到“生活方式”，但大多是与生产方式等同意义上讲的。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历史“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目前一般哲学原理教材中都不讲“生活方式”。从字面上讲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在从物质的生产活动角度，而后者侧重于从人类日常生活的吃喝穿住等消费活动角度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到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二者对立统一，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从这个意义上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反过来来影响制约生产方式。

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的核心内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生产方式。那么社会意识也一定反作用于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主要有三大特点：一是历史性即不同历史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二是民族性即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三是在阶级社会里生活方式具有阶级性。因为阶级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其物质生活资料获得是不同的，一个是靠剥削占有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一个是靠自己的劳动甚至自己的劳动还要被剥削压迫者占有。由此导致其生活方式必然有所不同。杜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对阶级社会两种根本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形象写照。同时，社会意识也反作用于生活方式。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作为被压迫剥削的农民，不可能过花天酒地的地主阶级生活方式，但其掌握权力地位一旦变化，地主阶级的享乐观念也必定影响到农民起义军。所以李自成进北京后，起义军以刘宗敏为典型代表的部分成员生活方面腐化堕落。这显然是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最终导致起义军败退北京。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南京建都之后，生活上也开始腐化堕落起来。这也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显然得到较大的改善，各级领导干部也同样如此。但毛主席认为，一是革命胜利后，拿枪的敌人被打倒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依然要用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尤其是享乐主义生活方式腐蚀拉拢党员干部；二是革命胜利了，但国家底子仍然十分薄弱，仍然需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三是共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就要求干革命工作永远在前，物质享受永远在后。大寨人在总结他们艰苦奋斗的基本经验的一条重要内容就是“先治坡，后治窝”。毛主席把是否能够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能否抵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看作能否继续革命的重要表现。所以毛主席早在1944年，就号召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警惕共产党人被骄傲自满和剥削阶级享乐主义观念所浸蚀。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毛主席又特别强调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而这种糖衣炮弹的攻击恰恰就都是从生活方式作为突破口的。建国初期，党内最大的腐败案件刘青山、张子善腐败的重要原因就是从生活方式的享受、挥霍、浪费开始的，他们不仅买高级进口汽车、住高档住宅、穿高档衣物、吃山珍海味，甚至吸食毒品。为此二人合计贪污117.6亿元（旧币，相当于今币117.6万元）。1957年湖北那个翻身农民刘介梅翻身忘本，竭力追求个人发财和生活享受，攻击党的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政策。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50年代曾经语重心长地对全党同志说，“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必须当做一场大斗争来处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3页）“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同上，第94页）毛主席晚年最担心的就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政权白白丧失掉。他去世前一年（即1975年），仍然对全党同志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建国以后毛泽东文稿》第13卷）也就是要利用权力，捞钱捞利，要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过剥削阶级那样的腐朽生活了。他们从革命者转变为革命的对象，转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改开40多年实践再次证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党员、干部生活方式有极其严重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干部队伍中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愈演愈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赌博。

大家熟知的十几年前的沈阳慕马案件中作为沈阳市市长的慕随新、副市长的马向东，在职期间就经常坐飞机直飞澳门参与赌博。光怪陆离的赌场，一掷千金的豪气，瞬间输赢的刺激，深深地吸引了因为丧失信仰而精神空虚的马向东。他自己交代，他是在一次到美国引进项目时迷上赌博的。在“热心人”的安排下，他走进拉斯维加斯赌场玩了几把，手气不错，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但凡招商引资，他必定是走一路、赌一路，香港、澳门、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在那些最豪华的赌场里都留下了他挥金如土的身影。1997年就连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他也忍不住伙同其赌友多次溜到香港、澳门进行豪赌。“一到赌场，就控制不住自己。输就输它个精光，赢就赢它个痛快。”这是马向东向别人炫耀的赌风。每一次输赢都是十几万、几十万。然而与别人不同的是，马向东始终都是赢家。为何？马向东自己交代，由于他手中握有副市长的大权，每到赌场，早就有人为其买好筹码。输了自有人做东，赢了则一律装进自己的腰包。《零容忍》片中揭露的原甘肃省永登县民政局低保办主任赵永琏为了参与打麻将赌博竟然利用职务之便，向贫困群众勒索现金55万元。

第二是找情妇，玩弄女性。

改开中，曾任湖北丹江口市委书记的原武汉大学高材生的张二江，被群众称之为“五毒（吹、卖、嫖、赌、贪）书记”。从1989年至2001年7月的12年间，有107名女性被他玩弄。其中，有党政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还有保姆等，仅“三陪女”就有数十人；为他“介绍”的人中有个体老板、秘书、司机、亲属；淫乱的地点有宾馆、住宅、办公室，更遍及丹江口、武汉乃至北京、广州、三亚等地。张二江玩弄女性，大搞权色交易外，还不失时机地向能接触到的女人灌输性开放意识，动员她们“只要两情相悦，不妨相好，结成性伙伴”。据披露，张二江与女人淫乱的地方除了在其住宅和宾馆，有时竟然还在他的办公室。市纪委副书记万中原介绍。外地商人陈某曾将一名“小姐”送上门，张二江欣然“笑纳”。时隔几天，这个“小姐”从电视新闻里见到了视察工作的张书记，大吃一惊。张二江如此放纵性意识，是有“理论”作先导的。在他的藏书中，有一批淫书和淫秽光碟，常从中寻找刺激，就是在出国考察中，也禁不住要收看一些电视性频道。张二江案发后，调查组查获经有关部门鉴定并确认为内容淫秽的书籍22本，光碟12盘。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从担任盐城市市长后，多次利用职务之便，肆无忌惮地找年轻女性交往，与146名女性发展成为地下情人，包括一对母女。他还把每一个情人都写在了自己的日记本上，哪一天会见了哪一名情妇也被他记录得清清楚楚。这个日记本成了日后为徐其耀定罪的重要证据。此外，原广西烟草局局长韩峰也在其日记中记载和描写了其本人玩弄女性的事实。原天津市委政法委书记、政协主席宋平顺畏罪自杀。中央下发的文件中称宋平顺“道德败坏，包养情妇；滥用手中权力，为情妇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罪行之一，也是“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玩弄女性，搞权色交易”。许多腐败官员也恰恰就是由包养情妇现象的败露而被揭露出来的，如原江西副省长胡长清、原云南省长李嘉廷、原济南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等。人称武二爷的原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武长顺被指涉贪金额高达74亿人民币，同时长期与多名女性通奸，除包养4名警花外，还与一名女艺人和数名女大学生非法同居，先后生育了九个私生子。中国当代腐败官员的如此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以至与某些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帝王和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与之相比，可能只是小巫见大巫了。

第三是追逐扭曲腐朽的的物质享受观。

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加，人们逐步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无可非议。共产党人也绝不例外。但共产党人追求的首先是大多数人的物质幸福，同时也追求精神幸福。而且追求物质生活享受不能离开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和大多数人的物质消费水平以及社会的法制、道德观念。但是不能不看到，中国当今社会出现了严重扭曲的物质享受观。他们认为，物质享受越高档越好，房子越大越好。汽车越高级越好，婚丧嫁娶规模越大越排场越好，筵席花钱越多越好，性生活越放肆越好。他们凭借其地位和影响追求特殊待遇，乘高级轿车，住豪华酒楼，吃超标宴请，大肆挥霍。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也是一名五毒（“烟、酒、嫖、赌、毒”）俱全的腐败人物。他的一些下属形容陈是典型的“花花公子”，“大吃大喝大玩，不晓得吃掉公家多少钱”，“随便吃个夜宵都要吃掉两万块”，通常一个晚上，陪着陈安众从吃晚饭到唱歌跳舞再到吃夜宵，至少得花掉七八万。“每天玩到一两点，在吃喝玩乐上花钱，他眼睛都不眨一下。”“夜夜笙歌，是陈安众生活的常态。”“晚上玩到半夜一两点，白天我们向他汇报工作，他坐在那里听，没几分钟，就听到他的打鼾声，你一停下来，他马上说：‘你继续讲啊。’”晚上吃过夜宵，下面的官员常常得陪着打牌，抓完牌，他睡着了。“我们对他说，书记该你出牌了。他马上回过神来出牌，而且绝对不会出错。”这些腐败官员挥霍浪费程度甚至超过历代封建统治者和现代资产阶级。中国当今腐败特别是官员腐败，恰恰就是这种扭曲的物质享受观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发展导致的结果。

三、为什么要把这些腐败官员的生活方式称之为“资产阶级”性质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大了反腐力度，揭露和处理了大批腐败者。其上述部分罪行都是中央有关部门和媒体披露出来的。但是在批判这些腐败罪行时，现在都是把他们生活方面的这些铁的事实称之为“道德败坏、享乐主义、生活奢靡”等，而不称之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固然前者没有错误，但这只是停留在现象方面。唯物辩证法要求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现实生活中为什么没有做到呢？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不同程度地放弃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

《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第一句话就是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唯心主义。毛主席不仅在民主革命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也始终运用这种观点认识社会主义。他的继续革命思想，就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与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去世后，苏联解体的客观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继续革命思想的真理性和前瞻性。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虽然我们党还自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的阶级斗争理论却基本上消失了，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不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认识问题，在生活、消费领域更不用阶级观点解读之，也不敢从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角度认识生活腐败的实质。这就客观上迁就和纵容了这种复辟现象的反复发生。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来源于实践的认识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深刻与肤浅之分。正确与深刻的认识有助于促进推动实践的发展，错误和肤浅的认识不利于实践甚至起消极和阻碍作用。中国革命百年历史的无数事实证明了这一客观真理性。离开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认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种种社会现象，包括生活腐败现象，就不可能揭示这些社会现象背后的实质、本质问题。只有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认识之，才能把这种生活腐败现象放在“成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彼此斗争”的历史发展前进的大历史高度和纵坐标上认识其实质，而不是当作简单的生活方面的小节、细节、作风问题。这比停留在“道德败坏、享乐主义、生活奢靡”的概括深刻得多，也才真正有助于探寻腐败的深层次社会根源及克服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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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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