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水周：寒冬里，听张捷老师讲春天的故事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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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周：寒冬里，听张捷老师讲春天的故事
2022-01-11
一
今年50出头，有着特殊家庭背景、特殊人生经历，从那个特殊时代走过来的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兼职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北京知识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律师张捷，连发视频，以其亲身经历，切身感受和广博的多领域多学科专业知识，加上客观理性、睿智缜密的思辨，继司马南之后，在时间的纵深、视野的广袤、第一手资料的翔实上，将对联想事件的挖掘、问题的剖析，上升到一个全新高度。既富于对过往历史的客观评判，又富于广域视角下对现实复杂疑难问题的澄清、厘定，从而决定了他的视频材料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张捷老师的视频，通过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手术刀式耐心细致的层层解剖，使联想的过往伴随与之血肉相连的那个特殊时代沉渣泛起，生动地呈现在人们眼前，促使人们回眸，以新时代新思维重新审视来路，判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曾经的那些人和事的真伪、善恶。众所周知，联想的发祥地是中科院，而张捷的家当时就在中科院，且父母都是在中科院工作的科技人员，他于1987年以600多分的骄人成绩考上中国科技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中科院工作，他于中科院，从起初的耳濡目染，到后来的全身心淫浸，只须把联想发展和在发展过程中与其有瓜葛的人和事原原本本地讲出来，就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改开之初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场围绕《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起的真理大讨论，打破计划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坚冰，开启新一轮大众思想启蒙运动。每一个时代的转折，新事物的萌生都是艰难的，就像躁动于母腹的胎儿，一旦分娩，总是伴随着阵痛与血污。张捷于第一期视频中提到的国家集体单位设立的“红帽子”企业，可视为国家在递减单位财政供给、甩“包袱”的新政下，开始推行改制国策的“破冰之旅”。何谓“红帽子”企业？顾名思义，即带有国有集体企业性质的企业，实际上，就是因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关于职工工资、福利包保政策变动，单位出现经济困难、就业困难，开公司办“三产”，解决职工就业问题。它可以是职工自己主动离开单位“下海”开公司，把公司挂靠到单位，跟单位约定，不从单位领工资，自己自负盈亏，或是由单位投入一点资金，和开公司者约定每年上交一部分，剩下的无论盈亏，由开公司者自个兜底，类似于承包经营制。这样的表面挂靠在国家集体名下，实际上经营权、经济权自主独立的企业，就叫“红帽子”企业。这种解释，对于当年“红帽子”企业还只是直观的泛概念化释义，而当时的情况远比今天人们想象的复杂。当时最高法院发文说，“红帽子”企业谁投资的就归谁，但是在谁出资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国家集体和私人二者之间无形的、有形的投入界线模糊，如有的“红帽子”企业开办者出了点钱，但企业因挂靠国家集体单位，对外开展所有经营活动都打着“公家”的招牌，这就涉及到“公家”的信用、担保等无形资产。要知道，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挟着计划经济时代的余威，国家集体单位对外的信誉度（相对“红帽子”企业对外经营行为可视为“商誉度”）所蕴含的无形资产，是私人的一点投资无法比拟的，而很多“红帽子”企业借国家集体之名，在经营活动中干招摇撞骗等不法勾当。当年，以国家集体单位名义兴办“红帽子”企业的改制“破冰”，实际上开辟了一条非规范市场经济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的灰色发展地带，它在当时有一句著名的话为其护航，那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摸着石头过河”。有很多“红帽子”企业，赚了公私双双分红，赔了由主管单位兜底。“红帽子”企业将因非法经营导致的司法问题，扔给主管单位善后现象屡见不鲜。在这些貌似相同、实则操作方式灵活多变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公私协作方式中，人的主观因素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由时代的各方合力和人的主观能动塑造的联想，是一个时代的标杆，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它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所谓“技工贸”到“贸工技”，核心技术、核心市场竞争力由当初的“聚”到后来的“散”，企业主打电脑由当初追求民族“精工”到后来涣散的世界“拼图”，其制造、经营由当初的科工专一到后来的一切行为铆定利益“全面出击”，其发展历程由当初的脚踏实地到后来的投机钻营…… 联想一路走来的整个历程，与一个时代血肉相联。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时代行进的每一步都在它的身上打下深深烙印。只要稍对近来热炒的联想事件有所关注，都知道当年中科院计算所是联想公司的出生地，它的征程从这里开始。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国内外大环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 “文革”的定性，中越战争硝烟甫散，伴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挫，世界资社阵营力量重新洗牌，新的对比格局显现…… 在这风云激荡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主义中国何去何从的道路抉择面临严峻考验。邓小平同志以高调访美，将中美带入“蜜月期”，明白无误地面向世界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要走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政民主制度，也有别于计划经济时代老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说，在坚持共产党领导下，采取灵活务实的作风，用“计划”和“市场”两条腿走路。随着计划经济政治坚冰初融，全国国家集体单位财政供给政策收紧，市场经济胚芽在“科学的春天”里躁动萌生。为解决单位职工工资、福利和青年人就业问题，在政策许可下，全国范围内国家集体单位兴办“红帽子”企业、办“三产”如火如荼，包括研制“两弹一星”，为国防科工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中科院也不例外。联想公司就是在这个特殊时代的大环境中催生出来的。改革意味着破旧立新，它必然在新旧龃龉的矛盾中推进，带着被辗碎的旧事物的血和泪，以及必然派生的一些肮脏的东西。在新旧交替的大时代，旧事物作为催生新事物的殉葬品不可避免。这在张捷所熟知的中科院计算所得到很好的反应。当时，中科院经济来源（主要是工资待遇、科研经费），由于国家政策的一视同仁，不只是科技事业举步维艰，而且科研人员的工资发放都难以为继。如张捷自述，他大学一毕业就去中科院上班，工资只有79元，转正后仅上涨7元，而当时北京的生活消费水平，猪肉每斤4元多，坐一趟公交4毛钱，坐一回地铁5毛钱，如加班晚了，坐出租车回家，一次3元。——这些通勤费单位概不报销。至于住房问题，凡在单位上班的北京职工，家里有房的，单位一律不予考虑。张捷父母都在中科院工作，恰好属于这类职工。为省钱，他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单位、家里一个来回30公里。当时，中科院职工生存状况是：从计划经济时代过来的老一辈，拥有属于自己名下的社会主义福利分房，工资100多元，可以维持日常基本生活；但刚入职的年轻人可就惨了，每月几十元的工资，维持基本生活都不够，哪敢奢望买房？而与工资待遇形成鲜明对比的，中科院的研发工作却特别辛苦。回首往事，张捷感慨地说：今天年轻人抨击互联网企业“996”工作制，我那时可是连续72小时不停地干过。因为科研工作的特殊性质，他的工作空间是超净室，如果离开再返回须洗澡消毒，十分麻烦。不仅干得苦，而且时刻面临生命危险，因为他从事的科研项目有核辐射，工作时要带着核辐射计量表，而当时为了节约科研经费，防辐射的防护铅板做得不够厚，所以工作时必须带着核辐射计量表，随时监测。即便如此，核辐射对科研人员的身体伤害仍时有发生，当年以无私奉献精神研制核弹，为国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老一辈科研人员，患上与核辐射有关的白血病、尿毒症等病症，用血量相对较大，而国家在医疗用血指标配给方面，并不会针对这些特殊病患给予倾斜政策。每当老功臣们需要用血，单位便组织动员年轻职工去献血，说是上面发话了，中科院病患用血多问题，须本单位人员多献血来解决。当时，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针对核辐射损害人体健康的优越劳保制度，工资性福利较高，但改开后一直没涨。随着社会消费水平的日渐提高，到后来，科研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几十元劳保福利基本成了一种象征意义。非但政策上如此，体制内外、上上下下的人还冷嘲热讽，意思是在改革大潮奔涌的当下，你们怎么还脑子一根筋地抱残守缺，死心眼地捣鼓这些不能当饭吃的玩意儿，怎么不趁早离去，自个开公司闯市场赚钱？说白了，就是想甩掉累赘一样，把需要单位发工资的年轻人赶出去自谋生路。因为在当时大环境下，每月“等米下锅”、嗷嗷待哺的中科院真的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尤其是苏联解体后，随着国家改革政策调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系列尖端科研项目，作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历史经济负担被削减，大批正在推进中的重大项目纷纷下马。从政策层面到国家资金投向变化，还有国家集体单位运行机制和用人制度的市场化改革，都预示着当年以研制“两弹一星”而倍受国家荣宠的中科院，必将从辉煌的云端跌落地下。接下来的情况，凡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在改革政策指引下，国家宏观追求目标发生了巨变，它直接导致人们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传统观念发生改变。在一切向钱看，“白猫黑猫”争抓“金老鼠”的竞赛号角下，形成“脑体倒挂”的奇异风景线：当科学家的赶不上饭店当服务员的，在实验室研制导弹的不如街头卖茶叶蛋的。上世纪80年代改开的号角刚吹响，中央明确吹风，应用型科研院所都要自负盈亏，自己到市场上去谋生路，在由财政计划拨款到自谋生路的转型过渡期，拨款逐年递减，直至归零。当时，拥有1400多名职工的中科院计算所，单是退休职工就占了一半，新政策一出台，全所职工的吃饭问题陡然就成了一座大山直接压下来。让科研人员拿当年国家宏观战略规划下研制的成果到市场上去叫卖，一者让长期搞科研的去搞市场买卖，不啻是赶着旱鸭子上架；二者计划经济体制坚冰初融，国内市场经济格局尚未形成，兜售高科技成果，基本上处于一种“酒香无人问”的状态，科技成果与初萌的市场经济实体，无论是人们观念，还是科研成果应用，普遍难以匹配、互相认同，何况很多科研成果还处于研制之中，尚未“瓜熟蒂落”。异常艰难的生存处境，从心理和精神上瓦解了科研人员工作斗志，而科研经费国家投入的大幅削减，再加上改开新政下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人心开始涣散。对此，张捷有着切肤之痛。他说搞科研，最痛苦的不在于生活物资的匮乏，而是人格上的污辱，精神上的打击。在计划经济时代研制“两弹一星”时，科研人员同属人民大众中普通一分子，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甚至因涉及到国家战略机密，政审特别严格，动辄怀疑你是什么外国间谍、特务分子，政治地位较低，但工资福利待遇相对较高，国家对待科研人员是“外冷内热”。当时走集体化道路，全国一盘棋，也不存在国家集体单位开公司、办“三产”，各自为政搞市场创收维持职工工资、福利发放，在那样安定的环境下，加上爱国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普遍具有炽热的报国情怀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即使生活艰苦一点，但心里踏实，有一股精气神。上世纪末实行体制改革后，打乱了原有秩序和平衡，尤其是到了90年代初，与当时生活水平不能匹配的微薄薪水，难以维持职工的基本生存。而当时，中科院还面临人才技术梯队青黄不接的问题。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除了文革期间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导致对教育事业相对偏废，青年科技人才断档外，就是改开后，国家虽然将教育事业提高到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尊崇地位，在“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激昂口号下，造就了一批德才兼备的青年科技人才，但市场气息渐浓的现实，使得他们在中科院等科研单位因改革大气候，满腹才华难以发挥。更为残酷的现实是，因应用型科研项目由昔日辉煌沦为夕阳产业，导致这些拥有高智商的青年科技才俊，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系，这与他们当初读书报国的理想形成巨大反差。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和对知识现实应用的淡漠形成矛盾。尽管教育事业方兴之时，大学生人才稀缺，被视为社会“珍品”，但因市场风云激荡，这些青年才俊难以在一个地方扎根，大多四处奔波，找寻自己相对于现实的事业和生活的理想定位。虽然不乏有胸怀有抱负的青年来科研单位，但现实很快击碎他们的梦想，最后不得不黯然离去，或南下到改开的前沿城市去拥抱市场，或直接去国外。这些曾经的热血青年作出这样的举动，与其说是自己主观作出的人生抉择，倒不如说是受当时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环境所迫，而造成他们艰难的生存状况和环境改变的，其实是改革政策。就这样，曾经人才济济、始终瞄准国际尖端科技、充满创新激情活力的中科院，中青年科技人才快速流失，徒剩一副老迈、衰微的躯壳。上世纪末，随着改革的推进、形势的变化，中科院面临全体职工每月“等米下锅”的艰难处境，中科院领导恨不能把所属各分所全部免费送给搞市场经营的企业，条件是，由企业发放随院所附送过去的职工工资。张捷回忆说，当年那个用皮革换飞机的“空手道”大师牟其中也找上门来，和领导商谈他的南德公司接手哪个所的事情。张捷母亲所在的物理所最初说给首钢，但因对方认为物理所搞的物理研究都没用而遭到嫌弃。而当时物理所研究的真空紫外项目（极紫外光）在当时国际科技领域也是超前的，它是数十年后的今天，美国在核心科技领域卡我们脖子的光刻机整体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制造光刻机的光源就是极紫外光。客观地讲，当时这样的超前科技对于首钢来说，确实没有多大的应用价值，但是它的凋落，对于今天的中国在世界科技领域的地位，以及与之伴随的国家综合竞争力，信息工业的独立自主，乃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安全等，都具有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当时，被迫流散的许多中科院尖端人才，尤其是年轻科研人员，很多去了资本主义美国，在相对适宜的环境里继续自己的科研工作，为美国的科技发展贡献才智。中国培养的尖端科技人才在世界政治风云激荡、资社阵营版图格局发生巨变的特殊历史时期，大批流向美国。中国为美国科技事业作“嫁衣裳”，当然是美国所喜闻乐见的。在生活与事业的双重裹挟下，背井离乡、踏上异国他乡的科技才俊，复杂的感情里饱含人生的无奈和对祖国的怨恨。当时，在他们很多人看来，是祖国抛弃了他们，逼着他们走上这条道路。尤其是在中科院一位执著于科研事业，从国外学技归来、一心想要报效祖国的科技人员，因自己民族大义与单位利益发生剧烈冲突，强逼之下拔刀相向，酿成灭门惨剧后，在漂泊海外的科研人员的心头更是雪上加霜，把本来就很微弱的爱国热情彻底浇灭了，内心深处更加深了同祖国的隔膜。这起惨烈事件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地点就是中科院计算所。当时在“下岗分流、自谋生路”的口号鼓动下，中科院很多职工停薪留职，“下海”自谋生路。那时所谓停薪留职，就是单位对于该类职工，继续保留单位职工身份，但条件是“下海”的职工在外头挣的钱，要按约定部分上缴单位，填补单位开支的“百孔千疮”。当时计算所很多人去了美国，这起案子的凶手，即当事人，是众多赴美打工者之一。他们到美国，除了一些简单的公务应酬外，就是干华人打工者被贴上经典标签的在餐馆里“涮盘子”的活儿，每小时可以挣5-10美元。以当时中美货币汇率差计算，涮一小时盘子，相当于职工在中科院上班一个月的工资。那时候，在出去的科研人员眼里，资本主义美国遍地是黄金，因此很多人到美国后，就再也不肯回来了，何况在美国还有很多机会赓续自己热爱的科技事业。但在走出国门的科技人员中，仍不乏抱有强烈爱国情怀的青年人。这起案件的当事人就属于这类人。他在美国期间，空闲时没有去餐馆涮盘子赚钱，而是自费去学习、钻研专业知识，并以优异成绩取得专科学位。学成之后，他便毫不犹豫、踌躇满志地返回国内，想用自己所学的本领报效国家。但是，现实却兜头给他浇了一桶冷水。单位领导根本不在乎他在国外取回的科技“真经”，而是按当初约定逼他交出“打洋工”赚的“真金白银”。而这位科技人员，在国外的想法和行动，有异于同侪，他把自己的时间和所挣的有限的钱，都投到学习上去了，回来时基本是囊空如洗，哪有钱上交？但单位领导根本不理会他的隐衷，一视同仁地“一刀切”，勒逼他交钱，并以如不交钱就不给他办政审相威胁。那时候，计划经济时代传承下来的政治挂帅意识还很强，作为国家涉密单位的中科院职工从国外回来后，首要环节是政审，如政审不能通过，可能会被作为间谍嫌疑而成为个人纸质档案和现实人生的一个重大污点，给本人日后工作、生活带来严重影响。上级处理事情的决绝态度和单位领导使出的这一政治“绝杀”，彻底扑灭了案件当事人心中的报国炬火，激愤和绝望使他操起了报复的利刃。今天，我们回看这个发生在当年我国最高科研院所、看似匪夷所思的真实案例，结合当时时代大背景，让思维更进一步地追根溯源，不难得出这一令人扼腕的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它是由改革的时代列车，在历史前进的关键节点毅然转向所形成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关涉历史发展规律的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起惨案只是历史宿命论的一个无足轻重的注脚。遇害的中科院领导及其家人是时代的殉葬品。中科院领导是无辜的，他们每天为职工赖以生存的工资、福利操劳，在新政实施后的残酷现实面前，他们只能拼命号召职工开公司、办三产，到市场上去捞钱，然后自己拼命从各公司收钱，以解决中科院“大家庭”全体成员吃饭问题，以及以贴补的方式，勉力维持各院所工作正常运转。当时，院领导出于对用于职工工资、福利发放和科研经费的渴望，而对院系公司在经济上的攫取，张捷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收割机”，只要公司有利润，不论多少，都要被它无情地收割。而案子里的主犯——那个在国外学技归来、矢志报国的热血男儿，更是无辜的，但悲摧的是，竟要以自己的生命为爱国埋单，这大概是他做梦也不曾想到的。他作为由一名国家科研人员沦为“杀人犯”的案件当事人，其献上时代祭坛的生命，更具有儆效后人的悲壮意味，事件本身的恶劣性质及其余毒，在人们的心里投下巨大的阴影，造成难以弥合的撕裂创痛。同时，它又恰似一支尖厉的嚆矢，以洞穿人们脑回的血淋淋的刺痛警醒人们，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张捷在其关于联想问题的视频里讲到的这个真实案例，其实是历史上每一个大转折时期发生的必然现象。因为在一个“新时代”酝酿、形成初期，行将过去的那个“旧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政策制度、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成的社会传统文明的余晖仍残余在人们心中，所以必然在一些“不识时务”的“守旧”人们身上发生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行。近来，围绕联想问题，引发持久不衰的社会舆论，舆论的焦点，在经济上涉嫌贪腐问题，从而涉及司法问题；在制造、经营方面，主要涉及企业核心技术自废武功、崇洋媚外，甚至吃里爬外问题。置身当今信息化时代，人们都知道掌握代表国际尖端水平的前沿核心科技，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的重要性。但我国现状是，由改开之初提出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发展口号，辅之以绵延数十年依赖进口高科技产品发展经济的政策，除了养肥无数买办，有限地推动经济发展外，对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并无多大实质性贡献。去除浮在表面的眩目经济泡沫，站在面向未来的宏观高度来看，这种“懒汉式”投机取巧发展方式，不仅难以为继，而且贻患无穷。尤其是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签订合约的形式全面履行入世国际承诺后，国外拥有知识产权的各种核心科技天价倾销，更加成为阻止我国科技进步、遏制我国经济发展的“杀手锏”。反映在现实中，就是恶果频显，如美国在核心技术上剿杀“中兴”，尤其是在围剿“华为”上，奸诈卑鄙伎俩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充分暴露出其世界警察的流氓、强盗嘴脸，而其击向“华为”的最为致命的一招，就是手机电脑的核心技术——芯片技术，而在芯片制作工序中就离不开上文提及的张捷母亲所在的物理所研制的真空紫外项目。收获今天这样的恶果，造成今天信息科技发展如此被动局面，虽然不能用今天发展的眼光去苛责当时囿于历史局限的人们的决策，但又不能不发出“既知今日、何必当初”的历史感叹。上世纪美苏冷战时期，中国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坚强支柱，在支持世界受压迫、剥削国家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截止上世纪70年代末，新中国科技发展与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究竟达到了一个怎样的水平？生在中科院，长在中科院，曾在中科院工作过的张捷作了简单的描述。他一毕业就被作为拔尖人才选进高能所，当时研制两弹的那些默默无闻的科学家还在所里，所长是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创始人钱三强。进入工作后，张捷发现所里高手云集，科学前辈们无论科技理论水平，还是应用实践能力，都高企于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度。凭借对当时世界前沿科技信息的了解和本能的直觉，张捷感到中国这一科学团队的科技水平实力，足以与西方资本主义科技强国抗衡，甚至在某些前瞻性尖端科技领域，超过当时世界科技水平。更加令人感佩的，是这些老一辈科学家不为名不图利，赤诚报国、乐于奉献精神，以及根植于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尚人格、纯洁品质。张捷举了一个科研实例，来说明当年中国应用于尖端科技领域的基础运算能力有多强。我国改开后唯一投资的大项目是正负电子对撞机，它的最根本，也是最基础，同时也是最高难的环节在于快速、精确运算。实操中，二个电子对撞击碎后，变成带着小于一个电子的电量粒子，以光速飞射。这时要测量飞行的粒子。怎么测量？先要测量电子的位置，拿一根长度二米的金属丝，电子从金属丝附近飞过时，会产生一个感生电动势，并将感生电动势以光速传到金属丝的两端。在这期间，要测量并精确计算出电动势传到金属丝两端的时间差，同时，还要根据时间差反过来推演出电动势是从金属丝上哪个位置上穿过的。只有这样，才可以得知此间电场、磁场存在，从而进一步探知电子运动轨迹。电子运动轨迹又是怎样获知呢？需要上述金属丝2万根左右，在测试中，要求快速处理金属丝传过来的信号，处理信号的所有元器件因为关系到传电流的时间差的测量、运算，对电路接线和管脚长度有严格要求，这就涉及到海量的复杂运算，并且还须迅速地把它繁衍出来。当时没有现成的计算机，大家硬是把众多程序用硬件逻辑一个个搭建起来，制作了一台专用计算机。而中科院高能所当时研制的这个正负电子对撞机，就是为下一步研制今天西方在信息科技领域卡我国脖子的光刻机作关键环节技术铺垫。对撞机运行时能产生同步辐射光，科学家们正是准备用这同步辐射光源制造光刻机。要知道，那时候距今已经过去了20多年。当时，台湾科学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到大陆访问，当在中科院了解到大陆科技发展水平后，感叹地说，大陆科技发展水平超过他的想像。但是，现实是，同当年中国下马的大飞机、半导体等尖端科技项目一样，光刻机项目同样未能幸免，中国顶级科研团队付出的所有心血付诸东流。和张捷所在的高能所合作搞科研攻关的微电子中心半导体所一伙伴，由于长期处于核辐射工作环境中，患了癌症，晚景十分凄凉。张捷所在院所负责人，当年被一纸调令，将他从一家工厂总工职位调到中科院搞“两弹一星”。为了新中国科技事业，他一切行动听指挥，在工作中任劳任怨，甘当社会主义集体机器上默默奉献的螺丝钉。当改革的刀刃指向中科院，曾经由国家规划、布局的重大科研项目纷纷下马，国家支持力度日益减弱，保障职工工资和基本福利待遇的国家拨款逐年缩减，职工基本生活难以保障，人心都随着形势的变化摇动起来。一个曾经以最短时间、最低成本、最高效率、最优技术研制出“两弹一星”、拥有优良传统的科研团队逐渐涣散。这位浙江义乌籍院所负责人当时年工资收入，还不及老家一个普通农民一年挣的多。置身四面楚歌的中科院，他看不到一丝希望，最后黯然神伤地离去了。值得玩味的是，光刻机项目下马后，项目总负责人便被调任隶属国务院的国家外国专家总局局长。今天回看这一历史细节，我们不难看清当年 “拥抱世界、借船出海”的宏观改革方向。前进的历史总会在一些适宜的节点敲响警钟，惊醒迷途的人们，唤醒他们的理性，促使他们反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演绎的悲喜剧，与在每个关键历史节点上发挥关键作用的政治家的政治韬略、胸怀格局有关，与公义与私利有关，但无所谓对与错和绝对的正义与邪恶，因为尽管历史因主观人为作用呈现出百转千回复杂态势，但从宏观上来讲，它自有其内在运行规律，那就是通过公与私、正与邪的相互消长、循环往复的运动抗衡，在矛盾着的对抗力中获得螺旋式升进。邪恶是正义的催化剂，黑暗是光明的助产士。张捷坦然，如果当年研制“两弹一星”的那个科研团队没有散伙，国家仍然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协作和科研投入机制，攻克光刻机项目应该不成问题。20多年后的今天，世界科技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在白热化的信息技术竞争中早已领跑世界，而光刻机核心技术残缺却成了我国信息科技产业发展的拦路虎。美国等西方列强借政治问题和世贸协定中有关条款，拼命打压我国信息产业，在转让涉及知识产权核心技术时，一味敲诈勒索，使中国沦为其国际加工厂，绝大部分利润通过压榨中国工人血汗，源源不断地流进外国资本大佬的腰包。与此同时，西方资本势力在国内培植的大量政治、经济、文化代言人，豢养的大批买办豪强，采用各种方式为主子摇旗呐喊。——这种现状似乎使局势形成一个死结，即买办势力借全球经济一体化幌子，采取各种手段拼命阻止中国科技发展，而同时继续天价购买外国主子拥有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应用于中国制造，维持中国产业市场和社会繁荣的假象，而这掩盖危机的假象又反作用于市场，强化国人崇洋媚外的消费观念，客观打压国产核心科技培育、生长空间。其实，如果国家从长远利益出发，坚定发展自己科技事业决心，凭借今天强大国力，遍布各领域的海量科技人才，加上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突破资本主义列强在信息化核心技术上卡脖子的瓶颈并非难事。正如张捷提到的，只要稍具国际经贸知识的人都知道的最简单的办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五湖四海”用人制度的优越性，选拔全国顶尖科技人才，组建国家级核心科技项目攻关团队，由国家授信补贴专项科研经费，铆定目标聚力攻坚。同时，在国际贸易上，运用对等反垄断倾销手段，设置贸易壁垒，大幅提升外国涉及国家信息安全等问题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产品进口关税；在国内市场上，由国家出台扶持、激励民族科技企业发展壮大的有力举措。在这种外堵内疏政策作用下，资本列强卡我们脖子的手将很快被斩断，我国科技事业崛起将指日可待。改革不只是需要通过系列新政，啃人们头脑里固化的旧的政治文化意识硬骨头，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和社会风尚，而且还要有先行者在实际行动上开先河、树标杆，形成“一花先变、百花后芳”的带动效应。只有内外同步发力，才能促成社会大气候的推移转变。改革春风初拂神州大地的1992年，北京中关村倒卖电脑的公司经理们，参加中国地产业祖师爷、时年29岁的潘石屹举办的有关财富创造的报告会。他们手里都拿着一份由中央党校几位年轻教师撰写的关于时局的报告，这份报告正是潘石屹作报告时据以阐释和发挥的蓝本。潘石屹的报告充满鼓动性，他明确指出，当下发财的真正机会是计划经济时代积累的国有集体资产流失，进而指出把国有资产流转到私人手里的途径。他毫不隐讳地教给大家，在自己手里没有钱的情况下，可以采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惯用的循环控股方式，将国有资产弄到自己手里，并详细讲解循环控股的操作方法。循环控股，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无限扩张力的内部循环体系，如A公司控制B公司一半股权，又让B公司控制A公司一半股权，这就是循环控制。当A公司行使股东会权力时，B公司因拥有A公司一半股权，说自己是控股；轮到B公司行使股东权力时，持有B公司一半股权的A公司，也说自己是控股。如果A、B二家公司董事长都是你的人，那么即使你一分钱股份都没有，但这二家公司却都由你控制。在这个简单商业模型基础上，可以照葫芦画瓢地繁衍出无数的商业类同体来。说白了，潘石屹就是以西方资本家巧取豪夺人民财富、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教科书，教大家玩空手套白狼把戏。客观地讲，潘石屹的言论，顺应了当时改革潮流，承担了向改革先行者——中关村众多科技公司创始人灌输新观念、启迪新思维的思想启蒙任务。潘石屹不仅以作报告的形式在中关村大肆宣传鼓动，而且亲自为大家做示范。他先联系地处北京怀柔长城脚下的一个公社，买了块荒地，自说自话地估出四个亿的天价，然后以这只自己吹起来的资产气球，以年回报率25%的承诺，煽动中关村所有公司入股，并且承诺，回报的利益货币是外汇。要知道，当时中关村这些倒腾电脑的所谓科技公司缺的就是外汇，因为拿着外汇就可以去进口电脑，进回电脑就可以通过黑市售卖，通过电脑这个中间媒介的一买一卖，完成外汇和人民币之间黑市差价变现。潘石屹正因抓住了中关村公司老板们的心理，所以很快完成四个亿的融资目标。接下来，他就去找时任北京西城区华远城市建设开发公司总经理任志强，花两个亿买地盖楼，搞房产开发。当时，打破计划经济时代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还处于发轫阶段，作为新生事物的商品房售卖，法规性制度几乎是空白，面向社会预售条件非常宽泛。潘石屹仅凭着一张房产开发设计图纸，就开始兜售他事实上一点影子都不见的房子了。他的房子都按美金定价，而且价码奇高，由低到高，从3000多美金一平米底价直到最高价位每平米4600美金。如果按当时黑市上美金兑换人民币1：10汇率计算，4600美金折合人民币4.6万元。要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4.6万元一平米的商品房售价，是怎样一个超乎人们想像的天价。更绝的，是潘石屹推出的前无古人的“倒四六”售楼举措，即商品房销售方拿售房款的60%，他自己只拿40%。俗话说，无商不奸。潘石屹当然不是憨包，他在销售环节玩了一个类似“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把戏：销售方收进的售房款按他的规定，是美金，而他支付给销售方的60%是人民币，以美金和人民币黑市兑换10倍汇率计算，实际上表面上吃亏的潘石屹所赚多多。而潘石屹“偷天换日”售楼之道，为此后在房地产大跃进中，遍布全国的“炒房团”疯狂推高房价、搞乱房地产市场秩序、祸国殃民树立了效法的榜样。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潘石屹开发的天价的房子卖给谁呢？他瞄准的对象当然不是中国普通百姓。他1987年下海，在中国改开前沿——深圳和海南搞房地产捞金的实践历练，再加上对当时改革方向的准确把握，还有，其拥有西方背景、阅历的女友张欣在背后支持，潘石屹激进而理智的商业思维、商业运作模式远超一只脚尚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同胞，他的商业视野早已超越国界。他瞄准的购房客户，主要在香港、境外，还有改开前沿如深圳、海南的暴发户，以及一些隐秘的政经界人物。张捷在视频节目中，以自己有限的所知，掀开了购房金主们神秘面纱的一角。这还是多年以后，他改行做律师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的内幕。当时，他有两个身份背景非同一般的客户，一个曾当过赫赫有名的澳门赌王何鸿燊的总经理，一个是当时香港文教协会的会长。在为客户处理有关法律事务过程中，客户无意间谈起当年购买潘石屹在北京开发的商品房的事，并把当时双方签订的售买合同拿给他看。张捷看后，站在法律和维护客户利益的角度，直截了当地说：“你那律师是干嘛的，他这分明是把你卖了。”然而，令张捷万万没想到的是，客户当时聘请的律师，竟是时任香港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有句俗话叫“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俗话用市场经济理论检验，是真理。它吻合源于人类动物性私欲的丛林法则，只要贿金够多，获利够大，世间一切涵养生机的良知和文明，很难不跪拜在金佛脚下。潘石屹与售楼者“倒四六”分账方式，如血招蝇般受到欲从中大捞一笔的房产掮客们的拥趸，他们以各种天花乱坠的吹捧把潘石屹的房产包装起来，在整个香港掀起舆论热潮，引起对内地房产市场行情几乎一无所知的港人的狂欢，都以为购买潘石屹的房子，一定会像一支直线上冲的飘红股票，必涨无疑，从而形成抢购风潮。潘石屹的房子在一片喝彩声中，很快售磬。潘石屹房产楼盘从无到有，再到超前变现，一套行云流水程式下来，白花花的银子就像挡不住的洪水般流进了他的口袋。他的成功对于中国市场化改革初期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他个人的成功，而是在于他为“敢吃螃蟹者”所起的示范作用。他以后现代西方市场理论和身体力行的实践，教会国人通过什么方式，采取什么举措，经过哪些步骤，把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庞大国有资产“流”进私人腰包里。隐藏在他言行背后的，更多的是政治意旨。而在当时，它却是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必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潘石屹堪称改革大棋枰上的一只先行过河的卒子。这一点，只要通过张捷记忆丛林漏下的几点光斑，通过联想，便能将上面提及的当时中央党校教师写的报告，潘石屹在中关村公开向人们传授变国资为私有财产的市场理论和实操办法等有机连接起来，形成草蛇灰线，窥见其潜在的西方政治、资本势力的幢幢魅影。张捷离开中科院后，在商海中因涉及知识产权纠纷意外败诉，促使他再次重新选择人生道路——当一名律师。他考取律师资格证后，曾在中国政法大学实习。当时，学校和美国著名的常春藤联盟高校有交流往来，张捷有幸同一位来自美国高校的教授作了一次短暂的交流。这个教授有一个显赫的政治头衔——基辛格东方事务助理。他是个比中国人还要中国人的犹太人，口里溜起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方言，如果你闭上眼睛，不看他长相，一定会误以为同你讲话的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上海人或广东人，总之，是骨子里浸透中国味和中国文化的中国同胞，决不会想到他是一个外国人。这个教授学的专业是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旧中国盐商史。他当时在中国开办了一家公司——孔明咨询公司。顾名思义，将这个公司名字同教授的特殊身份，以及当时中国改革大势联系在一起探究，其服务对象和经营性质不言而喻。更富于故事性的是，这个教授当时还带着一个年轻助手，这个年轻人就是于1994年加入美国微软公司，后来担任微软中国公司总裁的唐骏。他背靠美国“大树”，按照美式市场教科书，殚精竭虑，为美国科技企业在中国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退休时获颁微软中国“荣誉总裁”称号。曾任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调研处长、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于1990年获得联合国译员培训高级班结业证书的我国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也曾在公开场合披露，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中央推行分田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时，鉴于他有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调查研究所（ISR）进修，获抽样调查专业结业证书，并在世界银行总部接受过特训的特殊经历，且回国后，又从事世界银行对华政策性贷款监测评估重要工作，对社会主义中国这块处于资本真空的巨大“蛋糕”早已垂涎欲滴的西方财阀，特地邀请他担任外资投资中国的首席代表，并开出诱人条件：在北京饭店为他租房办公，安排专车、专职司机和专职秘书，总之，从工作设施到办公人马，都以最高规格、最高级别为他配备齐全，所有投入资金由外方承担；至于个人利益，根据西方资本拓展国际市场运行规则，一个大国的首席投资操盘手的巨大回报率不言而喻。然而，外国资本势力向温铁军伸出橄榄枝，欲将他培植为自己在中国的资本买办的邀请，却遭到了温铁军的拒绝。因为温铁军尽管有海外学习、培训经历，并取得优异成绩，但他却始终怀揣着一颗为国为民的赤子初心，他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他的想法很简单：生为中国人，当我的才智能为祖国服务的时候，为什么要受外国资本家驱使，在自己的国家为他们服务呢？他直言，今天中国的很多巨富，就是走了他当年拒绝走的当外国资本买办的道路而富起来的，进而犀利地指出，这些富豪，大多是没有支付那个机会成本而攫取了一块庞大的机会收益。此外，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化社会和金融资本运作模式的实地了解，对比社会主义制度，让温铁军更看清了资本主义市场原教旨的邪恶本性，并以社会学家的视角，更加深刻地洞悉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根治的痼疾。当把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政策指向以及受之影响的国际、国内气候环境，通过窥局部之“斑”，“豹子”的全貌也就基本显露出来，联想问题的“乱麻”也就迎刃而解了。其实，联想所有的问题，亦即当年政策默许之下的国有集体经济改革普遍存在的社会性问题，联想的历程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无论在当时亦或是今天看来，它当了那个时代背离社会主义国家根本大法、违背社会道德的不太光彩的标杆； 或者说，对于体制内外的某些人、某些团体来说，它一路被“神话”的根本原因和意义，是充当了他们窃取计划经济时代累积起来的本属于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巨量财富的“挡箭牌”。张捷老师的名言“历史是不能清算的”说得太笼统，唯物地讲，历史就是既成事实，无论清算与否，都不能称其为“清算”。因为所谓“清算”，本身也是时间概念上的历史有机组成部分，无论人类主观的对与错，它们都像是一对势不两立、然而又须臾不可分离的孪生兄弟，由激烈的对抗形成一股矛盾的扭合力，推动历史前进。历史的每个阶段社会形态在螺旋升进中，有时看似貌合，实则神离，它总是以时间沙漏点滴量的积累，不动声色地完成唯物的华丽质变。联想公司的渐行嬗变，即中科院计算所——隶属于计算所的“红帽子”公司——联想代管计算所——计算所直接成为联想研发中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圈操作下来，实现“循环控股”。在中科院院部领导干部处工作的科技外行柳传志，被上级直接委派到计算所办“三产”，随后，成为联想总裁的他同时兼任计算所所长，在计算所陷入每月 “等米下锅”的艰难境地，主要靠从中科院拿到便宜的外汇指标，通过进口电脑这个中间媒介，赚取内外汇率差价的柳传志，成了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当时“政企分开、党政分开”等削弱党的领导的改革之风劲吹，又为柳传志擅权撵走联想创始人、矢志科技报国的核心人物倪光南，以改制之虚行贪腐之实，贪他人之功、将国有资产“流转”到自己手里，将“红帽子”联想35%职工分红份额通过企业改制变成私人股权等非法行为撑起了保护伞。此后，以“联想改制”为典范推进国企混改时，更是提出“国退民进”的激进口号，并在实践中付诸实施。联想发展模式与激进改革政策互为表里，相互背书…… 被潮流裹挟的一切的一切，彼此互相勾连、互为因果，形成历史洪流不可阻遏之势，成就了联想。同时，也使改革后的新事物于积满腐殖质的沃壤中破土而出，它呈双手呵护式的两瓣稚嫩叶片上，还顶着尚未脱落的死去的母体残骸。至此，不难明白，联想之于改革，如影随形，联想的生死沉浮，呈现出改革进程的波谲云诡，气象万千。联想，以及众多与联想发展模式几出一辙的联想式企业，是中国改革成果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今天的模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我们四十多年改革轨迹呈现的模样。——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它就是浸染着我们欢笑和泪水的共和国行进的历史。如果还有人存有或“左”或右的偏激执念，下面再赘述一段张捷的“历史钩沉”，或许能驱散笼罩在置疑者心头的迷雾。今天的人们都知道网络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同时，也知道百度、新浪、搜狐、网易等互联网产业巨头创造的巨大经济效益。其实，互联网产业乘改革开放春风，刚在中国萌芽的时候，还戴着“红帽子”的联想便开始大举进军这片“处女地”，它注册了一个名叫FM365的网址，投入近百亿巨资打造网站，但结果却是来如急雨、去似微尘，——仅因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忘记续费”的简单失误，导致被另一家公司抢注。虽然联想FM365网站因“失误”丢失，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但事后却不见一人对此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其百亿损失只在语焉不详的客户关系投入一栏里标注了一下。要知道，当时联想投入巨资打造的FM365网站，除了有外资背景、受外资控制的新浪、搜狐、网易等网站外，是中国最大的国有门户网站，比人民网、新华网、中新网大多了，而且FM365网站当时是联想电脑内置网站，即联想电脑自带的网站，这绑定自己网站的电脑销售方式，为网站推广、占领市场起到了制胜作用。按照当时FM365网站宣传力度和联想电脑市场强劲发展势头，FM365网站成为国家主要门户网站的条件已充分具备。然而，就在网站发展至巅峰时期，一个诡异的“失误”使其瞬间易主。只要稍用理性推导，就不难得出原因，那就是有一只隐形的手在幕后操纵，——有人意识到，带有国有性质的FM365网站“坐大”，不利于改革开放国策的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有两个基本内涵，一是改革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不利于搞活市场、不利于私有经济发展的铁板一块的僵化制度，进而改变人们的政治意识和传统观念；二是引进外资外技，借助外力，尤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推动国内各项建设，促进经济发展。而对外开放的首要前提，就是要搞好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如果把FM365网站办成了最大的国有门户网站，那么有悖于“国退民进”改革精神。当时关于国企股份制混改，针对国资、民资、外资，有一个占比份额要求，其中外资股份占比不得超过49%，即由国家控股。随后又补充说，外资与民资在参与国企混改中股份占比配额应一视同仁。在这些量化股权指标的混改路径下，不让一家独大的FM365国有网站“歇菜”，接下来的“国退民进”改革之路怎么走？还有，当时和中国正处于“蜜月期”的美国等友邦心里怎么想？他们正等着你国企支离破碎，乘机进来分一杯混改的“羹”呢！当然，这些资本列强在掠取中国改革红利的同时，还暗藏着颠覆中国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阴谋，“胡萝卜加大棒”“刮刀加屠刀”历来是他们摧毁政治对手的双管齐下、且屡试不爽的伎俩。至此，不难看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联想FM365网站折翼为例的众多国企改革遭遇的相似命运，其实正是当时所谓推进改革的需要，在此进程中，内外各方利益取向是一致的。今天回头看这段复杂历史，不难想象中国改革曾是怎样的火中取栗，经历过怎样的艰难岁月，既有收获的喜悦，更有椎心的痛楚。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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