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害与贫穷、有限的教育和社会边缘化相互叠加，不仅会增加吸毒的风险，而且引发多重后果。
近年来，亚太地区毒品发展势头迅猛，深刻卷入到全球毒品生产、供给、销售、消费链条中，不仅出现新的毒品形态，而且形成新的供需关系，从而激发并强化了相关国家的安全需求，促使亚太国家调整国家间安全合作政策，为亚太地区进一步开展国家安全合作创造了新契机。
一、亚太地区毒品新趋势
2017年以来，世界毒品趋势发生了显著变化，亚太地区作为世界毒品链条的一部分，总体状况也发生相应变化，而这种变化又进一步塑造了世界毒品发展趋势。2021年，亚太地区最新毒品形势，继续延续了最近几年的发展态势，同时受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发生了新的变化，总体可概括为五个变与不变。
第一，供需方总体稳定，供需数量发生变化。原有的毒品供应方主要集中在“金三角”、“金星月”地区的特定国家。全世界毒品相关物质的缉获近80%发生在亚洲，全世界非法供应的鸦片90%以上产自这里。而新型毒品的出现，使供应方更多元，呈现多点、散状分布。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一直为主要的毒品消费国，受亚太地区城镇化快速发展、毒品价格下降但纯度提升影响，亚太地区毒品消费群体正向发展中国家蔓延。
第二，新型毒品异军突起，与原有毒品形态共同构成现有毒品消费市场。过去十年，东南亚甲基苯丙胺的生产空前增长，成为重要供应方，近期已转向生产越来越多的结晶甲基苯丙胺和包括氯胺酮在内的其他合成药物。大量生产导致整个区域的甲基苯丙胺价格下降，供应增长与价格下降共同作用，催生了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这一发展表明供应驱动的供应增加。最常作为前体用来合成苯丙胺、甲基苯丙胺和“摇头丸”等毒品的许多化学品已被置于国际管制之下。对前体化学品的管制迫使制毒者进行创新，发展管制较松的物质，还有专门为规避管制而设计的化学品，即所谓的“特制前体”。新的潜在有害类阿片正在增加，药品市场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等植物性物质与数百种合成药物结合在一起，其中许多不属于国际管制，非医疗用药也迅速增加。
第三，新型毒品生产势头不减，但主要生产区域发生转移。随着中国政府大力打击非法前体化学品生产，部分非法生产人员转移进入湄公河下游地区，表现在金三角及其周边地区以及柬埔寨、越南等周边国家的甲基苯丙胺生产活动不断加强，表明甲基苯丙胺生产现已进入湄公河下游地区并得到巩固。此外，3，4-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MDMA）在湄公河下游地区有明显的增产迹象，并向东南亚海上国家转移。
第四，区域内各国政府打击毒品的决心未变，但应对能力有限。由于湄公河流域一些国家缺乏应对毒品生产、查验、缉获的机构能力和资源，使这些国家成为有组织犯罪集团相对有吸引力的目标。同时，美国对国内新型毒品的应对能力受限，寻求国际禁毒合作的意向明显。
第五，传统贩毒通道仍在，新的贩毒渠道已开辟。柬埔寨沿海省份作为传统区域和区域间甲基苯丙胺贩运转运点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结晶甲基苯丙胺从西哈努克港通过海路贩运到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国。2020年，越南和老挝报告结晶甲基苯丙胺缉获量大幅增加，这些增长表明，毒品流向情况有变，这两个国家成为毒品贩运新的主要渠道和中转站。海洛因、可卡因和甲基苯丙胺贩运者有各种路线，并继续发展新的贸易模式。
二、新冠疫情下的亚太地区禁毒安全需求
毒品带来的社会危害明显，新冠疫情的流行，使原有亚太地区毒品形势复杂性增强，新冠疫情对世界毒品市场影响深远，除去原有的危害外，新冠疫情还添加了新挑战，主要是对毒品发展形势产生的作用有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直接影响或将导致毒品市场进一步扩张，间接影响包括受全球经济下滑、防疫措施等对毒品生产、贩运的影响。
受经济困境影响，失业率不断上升，一些贫困吸毒者开始寻找更便宜的合成物质，使用更有害的吸毒方式，患上吸毒病症；贩毒组织向弱势群体提供毒品，借以招募新成员，以贩养吸。与此同时，各国政府相继削减了与毒品相关的预算，预防吸毒和相关风险行为等干预措施和戒毒治疗服务严重萎缩。
随着政府应对能力的降低，毒害如病毒般会快速扎根，蔓延更多社区。毒害与贫穷、有限的教育和社会边缘化相互叠加，不仅会增加吸毒的风险，而且引发多重后果。
由于疫情期间世界各国对流动的管控限制了对前体和基本化学品的获取，一些生产商被迫寻找制造药物的新方法。贩运者由于旅行限制而无法越境，不得不寻找新的路线和方法。毒品使用和提供的模式因此改变，政府的应对能力也必然会受到阻碍。国际邮政供应链也受到干扰，因此利用暗网和货物邮寄进行贩运的活动进一步增加。此外，对毒品的拦截行动和国际合作的优先性降低，从而使贩运者更容易行动。在同期每年缉获量创纪录的情况下，该区域一些国家的片剂和结晶甲基苯丙胺价格在过去十年中已达到最低点，这表明制造这种药物的成本降低了。有组织犯罪集团已经能够提供质量更好、价签更便宜的甲基苯丙胺产品。
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国内服用新精神活性物质的人数猛增，一是由于新冠肺炎治疗过程中使用镇痛剂致成瘾；二是隔离过程中服用新型毒品解压；三是原有吸毒人员吸食过量死亡。吸毒病症还会加剧社会经济失衡，进一步增加失业、贫困和无家可归的风险，从而助长新的恶性循环。妇女、少数民族和移民、性取向多样化群体、因武装冲突或灾难而流离失所的人以及农村环境中的人也可能受到吸毒病症的过重影响，或者在获得治疗服务方面遇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无差别地面临同样风险。
三、亚太地区禁毒安全合作
毒品与暴力、跨国有组织犯罪紧密相关，也与艾滋病、丙肝病患及过量使用死亡有关，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毒品供销的跨国特征，增强了区域国家之间合作的必要性。随着新冠疫情以及国际毒品形势发生变化，亚太区域内禁毒安全合作需求猛增，各国合作意愿强烈。
第一，美国政府禁毒方面的国际合作需求。特朗普时期的美国，不思自身法律、管理漏洞，亦或是无力从根本解决本国毒品滥用问题，反而认为国内毒品问题是美国外部造成的，矛头进而指向中国。随着世界毒品形态、供销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美国认为中国生产的前体化学品给美国添了乱，曾多次在“芬太尼”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并向中国施压加大打击非法前体化学品的力度。拜登上台以来，倾向于通过多边方式解决自身关切。在禁毒问题上，拜登政府看到了前体化学品的多样性和多变性，意识到仅仅提出芬太尼管控还不够，还想利用联合国毒罪办（UNODC）、东盟地区论坛等区域多边机制，改进对国际管制化学品前体的综合管理，包括处理已被走私到毒品产区的，非受控化学品前体的贸易和贩运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区域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
第二，域内其他国家对禁毒的安全合作需求。毒品逐利性驱使非法化学品前体生产转移至湄公河流域，泰国等区域内国家逐渐成为化学品贩运问题的利益攸关方。2021年3月，泰国麻醉品管制局办公室（ONCB）主办会议，旨在讨论应对泰国前体化学品管理、协调、监测贩运方面面临的挑战，以及这一问题与区域毒品形势的联系，凸显泰国对禁毒问题的重视。2017年以来，受毒害影响的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在本国国内推动了强势禁毒政策和行动，并就这一问题与相关国家开展合作。
从安全需求来讲，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于毒害之外，整体安全需求巨大。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市场，澳大利亚、新西兰对毒品需求量大，作为化学品前体、毒品供给国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在毒害问题上也不能独善其身。美国主导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在国际禁毒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即便在中美关系严重受挫的情况下，美方仍然提出互换禁毒专员的提议，可见美方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同时，也应该看到，亚太地区不是一个自给自足封闭的毒品生产消费地，而是深刻卷入到全球毒品生产、供给、销售、消费链条中。要解决亚太区域的毒品问题，不能不考虑域外国家的影响，如印度也是化学品生产大国，近年来化学品前体生产体量大、输出多，国际禁毒工作也需要印度参与。
由于毒品成瘾的特性，在各国政府毒品管制的禁弛之间，消费需求仍然不断增加，对该区域的刑事司法和公共卫生构成严重挑战。在未来合作方面，对于加强前体化学国际监管，加强技术手段检测、检验，跨国打击贩毒警务合作方面都有较大合作空间。
（作者系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讲师；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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