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能够领导人民完成中国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着重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的秘密，揭露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阶级对立和斗争的经济根源，成为马克思主义“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尤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呈现着与时俱进的开放创新性，实现着对西方经济学的全面超越。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于西方经济学的批判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继承历史上经济学特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成果，通过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深入研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1]。西方经济学是产生并流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政治经济学范式，以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经济人”假设为标志，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不断发展。西方经济学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基础，以基于人性自私的“经济人”为理论假设、以“看不见的手”为市场机制、以竞争为发展动力、以博弈为行为方式、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把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利己行为视为‘理性的'，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提供了合理性，掩盖了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即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根本性超越，在于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创立剩余价值学说，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的秘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相结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对西方经济学基于私有制“为了资本”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全面超越，牢固确立不能忘记市场经济的前置定语“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奋斗追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是“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契约。
马克思指出：“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3]。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反对封建制度和重商主义，将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试图阐明资本与经济的内在联系。标志古典经济学理论形成的亚当•斯密《国富论》，将人性利己和自己的最大幸福当作行为终极目的，并将其描绘为“自然自由的体系”。斯密之后，李嘉图的积极路线，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成为英国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萨伊的极致庸俗路线，其《政治经济学概论》成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代表；西斯蒙第因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成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完成者。他们的理论贡献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来源，同时实现对萨伊“无危机论”批判、对西斯蒙第“消费不足论”扬弃、对李嘉图“局部危机论”超越，科学区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明确指认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和必然性，科学揭示经济危机的实质和根源，在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制度基因秘密。
继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主要流派，但“它们都将社会关系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不承认经济活动的特殊社会规定性和社会经济关系在经济运动中的决定作用，不承认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无政府状态与经济循环和危机的内在联系，不承认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等等，因而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相比，就有着更为明显的缺陷”[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与开放性，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与数理逻辑相统一的典范，而西方经济学运用西方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建立起来的经济学范式，“难以做到经济理论与经济现象的历史逻辑轨迹相吻合，难以将逻辑过程与经济事物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实际过程相一致，不仅形而上学地运用数学而且试图把数学变成形而上学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6]，吸收西方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鉴”[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微观管理知识有益成分吸收借鉴的过程，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尤其以“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根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灵魂、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武器、剩余价值规律的理论主轴”，实现着对西方经济学根本缺陷“仅仅描述了表层的财富现象与利益现象，没有揭示其深刻的社会关系根源，由此决定了它的肤浅性，沦为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7]的全面超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宏观经济研究上的优长和它的科学、辩证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它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服务的目的，顺理成章地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为主干”[8]。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服务的目的，确立“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宗旨的精准定位，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实践探索的“人民财富论”，在追求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执政为民”政治目标与“人民主体”哲学价值的双重实现。“西方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的理论体现，根本使命就是为资本的利益服务，但它欺骗性地标榜自己是科学客观、公平正义的学说，以此网罗了大批信众，一定要认清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9]。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有着厚重的“人民性”哲学基础，涵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精粹，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实践的产物，积累了几代领袖治国理政的传承智慧，尤其将政治经济学时空坐标从西方经济学的物理界面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界面，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经济战略眼光，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和新挑战，重点解决“以人民为中心”的财富涌流与公平公正之间的根本矛盾。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10]。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根植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沃土，中国传统经典《大学》以清晰的逻辑线索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基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扎根中国的过程中打上深刻烙印，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核心基因有机、有选择整合到理论体系中，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精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突出中国传统文化“格物致知”，强调推究事物原理获得知识，“摒弃新自由主义‘不可知论'的世界观前提，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理论体系的核心，突破了计划与市场两者完全对立的思维定势，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将计划和市场的优点有机结合起来，利用计划纠正市场机制的盲目性，利用市场提高经济主体的能动性”[11]。“诚意正心”所体现的心意真诚恳切，与马克思主义基于“人的能动性”本质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利他性一致，共同超越着西方经济学基于“人性利己”的“经济人”假设，不断传递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统一的经济伦理价值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为了人民”根本立场与“人民命运共同体”全球价值观的中国传统文化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12]。尤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6]。中华五千年文明造就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以孔子为代表、强调“明等级”、“罕言利”、“重义轻利”的儒家德性伦理经济思想，以墨子为代表、突出“兼相爱、交相利”、“义利统一”的墨家重利经济思想，以老子为代表、提倡无为实际遵循规律而为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家经济思想，以荀子、韩非子为代表、具有改革精神、重视经济措施的法家法治思想，既具各家学派思想又兼备商人意识的经济巨著《管子》。春秋末范蠡、战国初李悝先后提出政府收购和抛售粮食以保持粮价稳定的国家调控思想；汉代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提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奠基者；北宋王安石“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的利民富国强兵改革；明代张居正实行摊丁入亩的利民、厚农、重商“一条鞭法”改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植中国五千年文明过程中，“在人性论、价值观、财富观等方面有着东方人思考智慧，在精准把握国脉与文脉、商道与人道相统一等领域，沉淀并吸收华夏上下五千年思想精华，铿锵有力地回答了讲诚信做事、有德性做人、遇难有运筹、相处守规则、发展谋全局、崇正义尚和合的中国德性气派和商业伦理精神”[13]。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时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都是一样的”[14]。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政治经济学具有国家民族性，不同国家民族基于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人的经济思维和价值判断，中国人的商业风范和企业家精神，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丝丝相扣、息息相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着力增强中国历史观，增加中国文化基因元素，需强化中国历史资料的整理和回归，并基于中国历史观、中国文化基因元素、中国历史资料的整理回归，“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5]。尤其，面对美西对华持续进行的“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等历史虚无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文化侵略，更需要着力“从制度、技术、文化、意识形态、国家、组织、人口、政治、自然资源、地理环境等各个角度进行历史资料的挖掘。总结中国的改革经验，研究中国的历史，从历史中汲取营养，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植入中国元素，发展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1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17]。延安时期王学文、王思华、刘芝明、李凡夫、何干之、何思敬、张仲实等知名学者，通过翻译、教学及服务经济发展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于中华文明与经济发展实践，在建设时期着力突出哲学思维，“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18]。伴随对外开放日益扩大、经济社会深刻变革、互联网与新媒体快速发展，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在“深刻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深刻阐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之需”[19]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植中国传统文化沃土不断强化，尤其在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突出中国传统哲学“义利观”的思想精粹，“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必须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2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2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与潜力。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是实践的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发展主题的时代性、发展目的的人民性、发展基础的实践性、发展理念的创新性、发展格局的自主性、发展方法的系统性、发展路径的民族性、发展维度的全球性”[22]。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基础的实践性，意味着其绝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并在这一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发展主题的实践性、时代性，伴随时代、实践、认识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经济理论体系。正如恩格斯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2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伴随时代、实践和认识的发展，对于不同时代具有与时俱进的不同特征。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为鲜明的特征，便是牢固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践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24]。坚持发展目的的人民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在于“为人民立说、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本立说、为资本服务”；强调经济与社会效益、市场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还是强调人性利己、金钱至上与资本效益最大化的统一。西方经济学回避政治原则，将经济学抽象为纯粹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回避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目的在于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为生产资料私有制辩护，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其本质属性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本质属性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紧扣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崭新的中国因素，促进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背景下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5]。斯密生活于工场手工业阶段，侧重分析的是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如何促进国民财富的增进；李嘉图生活在机器和大工业时代，更多看到社会贫富分化现象的出现，侧重分析的是商品价值如何在社会各阶级中进行分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对如上学说的全面超越，高度重视社会变化发展的系统性，提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6]。社会有机体的范畴内容极其丰富、复杂且处于变化过程中，汇总了全部社会生活和过程，不仅包括社会生活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三大领域及其相互作用关系，而且包括不属于或不完全属于这三大领域的其它社会要素，如以一定社会纽带联系起来的家庭、氏族、阶级、民族等人群共同体，以及语言、教育等社会现象及其关系。由此，创立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的秘密，揭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阶级对立和斗争的经济根源。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西方经济学指导的资本控制论发展，难以突破经济困境、解决就业艰难。唯有依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观，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系统性推进，方可能突破经济困境、解决就业艰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理论，是为改变人民命运而创立、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6]。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突破经济困境、解决就业艰难等诸多方面，华为劳动群众集体公有制、海尔“人单合一”模式为代表等民营经济的创造性发展实践，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华为公司不仅基于“鞍钢宪法”制定《华为基本法》，传承着新中国成立后企业管理的典范，尤其通过工会实行员工持股计划，结成公司与员工的利益与命运共同体的“劳动群众集体公有制”，参与人数达13余万人，持股比例占员工总数67.4%。海尔“人单合一”模式，将企业分解为1000余个小微企业生态集群，不仅实现着“人人都可成为企业家”的潜能释放，而且通过“大中小平台主、小微企、创客”等劳动联合形成生态集群，有力促进个人潜质与集体合力的优势统一。与时俱进的开放创新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突出的特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源自于人民的智慧、人民的探索、人民的创造。这便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坚实有力地“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注重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提炼出新的理论成果，着力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亿万人民心中，成为接地气、聚民智、顺民意、得民心的理论”[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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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7月
[21]习近平《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求是》2022年第13期
[22]张占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经济日报》2021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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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1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7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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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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