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柱智：​乡村仍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推动资本下乡是政策误区

乡土中国在过去十年加速变迁，城乡关系迅速变革农民从农村向城镇流动成为主要的方向，乡村 “空心化”明显。

2024年春节，微博、新浪新闻联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等单位，开展了家乡问卷调查。其中一项是关于村庄空心化程度的。有30%的调查对象反映所在自然村为高度空心化的状态，44%的调查对象反映所在自然村为中度空心化的态势，高度空心化和中度空心化的村庄占比高达73.8%，而低度空心化和非空心化的村庄占比只有27%左右。

村庄空心化是一种客观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需要辩证认识。和一些社会舆论的观点不同，我们这里所说的“空心化”  是一个描述性概念，本身并不是社会问题。空心化并不是说，村庄已出现了无人种田、无人居住的普遍现象，政策更不能依据这种错误的事实制定。中国农村人口大规模城镇化是近20多年的事情，农村全面迈入小康社会才几年。目前乡村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约35%，也就是说，还有4亿多人常住乡村。其中约有一半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农业收入并不多，却十分重要。

留守人口的结构是“老弱病残+中坚农民”：多数是在农村养老的老人、进不了城的留守儿童、照料老小的妇女、身体病残的弱势人群，这些人口占村庄留守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有少数青壮年人口，一般也是中年人，五十岁到六十岁居多，他们抓住了农村有限就业机会，利用村庄农业、工商业资源获得一定的收入机会，这些是农村的“中坚农民”群体。

因此，乡村依然很重要，乡村仍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从政策上看，当地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需要坚持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大稳定”，坚持土地掌握在农民手中，保持土地流转的可逆性。在政策上，要警惕“无人种田”等话语流行造成的政策误区，警惕借此推动工商资本下乡、经营乡村，挤压普通农户的生计。

一、人口加速城镇化，教育是加速器

乡村“空心化”是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趋势。打工经济是农村人口流出的初始驱动力。2004年，我国农民工总规模就超过了2亿人。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562万人，接近3亿。农民在20年前就认识到，“打工总比种田强”“不打工，死路一条”。目前农民工是农民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打工经济导致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不断加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农林牧渔业35岁以下就业人口占比为13.6%。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十分明显，粮食生产中的劳动力老龄化更为严重，达到了接近60岁。

农业经营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降低到20%以下。2020年的全国住户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31.5元，其中直接来源于家庭农业经营的收入仅有23.2%。

在中部地区村庄调查，一些土地资源不丰富的村庄多数家庭的农业经营收入占比降低到10%及以上，农业成为了“糊口农业”。

近年，村庄人口流出程度加深，源于农村人口城镇化。农村人口进城购房、农村孩子进城接受教育，农村老人也不得不进城居住生活，留在农村养老的时间被压缩了。

进城购房成为这10年来中西部农村青年的重要的投入方向。部分中部县域的人口城镇化率1年提高1个百分点，农民大量涌入县城购房。

2014年时，湖北沙洋县村庄农民购房比例就已有了40%左右，居住城镇化呈加速之势。2024年，笔者调查时，发现村庄进城购房的农户比例已经达70%以上。剩下的未进城购房的农户，要么是在等待子女在哪里落脚，要么确实经济困难，比例在30%以下。沙洋农村代际支持力度大，而且子女少，家庭资源集中支持，进城购房速度很快。

农村青年进城购房，主要是两个因素驱动的，一个是结婚需要，另一个是孩子教育需要。在本问卷中，有79.24%的受访者表示家乡年轻人结婚需要在城里买房。我们长期在全国调查，已经很少发现结婚只需要在村庄建新房。在县城有房，就意味着能在县城学校读书。八零后九零后接受了现代教育观念，愿意把孩子送到城里接受教育，摆脱父辈劣势的学历。教育是更普遍的因素。

由于农村孩子进城上学，年轻劳动力难以兼顾，农村老人不得不进城“陪读”，成为“老漂”。这些都加剧了村庄的空心化。有回乡观察写道，“孙子/孙女的出生和老伴的去世，是我们这小小村庄里扎根的大多数老人们口中前往城市的重要缘故。”老人们说，“孩子们出息了是好事儿，就是在大城市呀，有点不习惯，但没办法，他们工作忙，孩子需要我们照应”。 

农二代进城购房、农村儿童教育的城镇化，对乡村的价值有巨大的影响。有回乡观察指出，对于部分2010年后成长起来的农村小孩而言，他们童年记忆中的家乡已然不同于他们80后、90后的父母辈了。这与上海乡村90年代的故事相似，故乡不再有乡愁意义了。

他们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农业生产和完整的村庄生活，他们在县城接受教育。很多孩子基本上不会使用方言，常常是在人情酒席、传统节日祭祖、春节返乡时跟随家人回一趟老家，家乡似乎成了一个仪式性的存在。

与进城购房同时发生是汽车在乡村的快速普及。这几年，乡村农民家庭重要的变化是打工青年开车回乡。在附近县市务工的中青年农民工、留守在村庄的青年人、中年人也有部分开车。汽车在乡村接近普及。相对于进城购房，汽车普及速度更快。

从全国来看，农村地区的汽车驾驶人增长也很迅猛，也进入了汽车社会。截至2022年11月底，农村地区机动车驾驶人年均增量超过1300万人，已达2.89亿人，占全国驾驶人数量的57.8%。这其中有很多是外出农民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中部地区某村的汽车教练夏某说，本地农村的汽车普及率达到了60%以上。主流价位是七八万到十几万元的汽车，有少量富裕户购买豪车。超过七成的多数八零后、九零后农民工都考了驾照。和城市一样，高中毕业之后，考驾照成为农村大学生的必选项。在汽车社会的影响下，城乡日益融合，缺乏之前的距离感。步行时代，农民在周边村庄生活，乡村是一个亲密而又熟悉的社会，是熟人社会，进一趟城真是很难啊；摩托车时代，农民到乡镇购物是经常的，去县市则要靠公共交通，要“等车”，并不那么方便，县城仍然是遥远的。汽车社会来临后，农民去县市就很容易，城乡已经没有距离，说走就走。这几年，城乡公共交通已基本无市场，成为需要政府补贴才能正常运行的准公共品了。

二、农二代是“伪中产”，打工挣钱靠加班

当前一个农民家庭有两种生活方式，年轻的农二代有车有房，“农二代”的生活方式已经中产化了、城镇化了。年老的农一代，无论是在城市务工的农民，或者退守农村的老人，则保持较为传统的生活方式。

农二代的消费主义是伴随城镇化而兴起的。上文说，比较典型的大宗消费是城镇商品房、小汽车和城镇化的教育。仅仅依靠年轻农民工的就业是难以支撑这种高消费的生活方式的。

就是说，农民家庭的城镇化并没有因进城就业、购房、购车而完成。县城的城镇化是“未完成的”是“半城镇化”，农二代是进城一代，他们是“新市民”阶层，却并不是典型的城镇社会的“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应该是正规就业、有社会保障、收入较高的社会阶层。农民工则不是，他们从事非正规就业，没有城镇的社会保障，收入也不高。2024年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有43.08%的受访者表示今年外出就业的村民普遍反映工作比较难找，只有9.34%的受访者表示今年外出就业的村民找工作比较顺利。农民工就业明显受到宏观经济下行的影响。

农民工要想获得高一点的收入，要么能吃苦，要么有技术，要么善经营，要么有文凭。对普通农民工而言，最普遍的提高收入的方式是“吃苦”。其次是掌握一门技术，如木匠、泥水匠、钢筋匠等，这种技术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再次是经商创业，或接受更高的教育。前两者是较为普遍的，后两者则并不普遍。经商创业是少数人的冒险，接受更高的教育对于农民工而言更是奢侈的。因此对于农民工来说，吃苦耐劳成为最重要的品质。

吃苦的一大表现就是农民工“自愿加班”，希望获得更多收入。即使灵活就业群体，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活、接更多的单，劳动强度很大。一个在家带孩子的农村中年妇女说，她的丈夫常年在广州物流公司，月工资平均达到9000元-10000元，但是辛苦，从早上9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一个长期在外打工的农村妇女说，在忙时，工人起早贪黑、睡不好觉，皮鞋厂工人经常做到12点，回到出租房洗漱，到凌晨1点睡是经常的。这样一个月做到8000元，甚至做到1万多元都是有的。在广东一个制造业工厂，厂长反映“工人喜欢加班”。“普工加班一般2个小时，不超过3小时，可收入60元。如果企业订单多，就会排单，分派任务。工人也喜欢加班。”一位工人说，工人的工作时间一般是8到10个小时，从去年到今年都没有加班。由于赚不到钱，35岁以下的工人都走了，有十几个。对于他们而言，家里有很多负担，上有老下有小，不赚钱养不活。

农民在县城购房，并不意味着选择长期居住。县城房屋的空置率高企。问卷数据分析发现，在县城买房的农民中只有1/3左右的农民长期居住，剩余的2/3的农民要么是偶尔去居住，还有8.85%的农民购房后，房屋长期空置。这根源于县城难以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

一个回乡观察的作者写到，在皖北村庄，“（农民）在城市买了房，与其说农民进了城，圆了城市梦，不如说象征性地进了城，象征性地圆了城 市梦。” 在赣北的村庄，农民大量进城购房，但“一只脚踏进了县城，但仍未立足县城” 。在中西部地区的普通县城，工业发展能力薄弱，可提供的就业岗位也有限，难以吸纳农民工在本地就业。

不正规就业的农民工收入不稳定，进城农民家庭是脆弱的。一篇回乡观察提及到一个中部的出租车司机的例子。

这个家庭的男人跑出租车，女人照料2个孩子。为了增加收入，小张跑车的强度堪称极致，从早上6点出门，到晚上6点回来，中午也不回来吃饭，在车上吃，每天工作时间达到12个小时。而2020年疫情带来的连续数月的封控使得刚刚买完房子的小张面临严重危机。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一旦停止运营就意味着毫无收入，而小张每月房贷需要还5000元，恰逢疫情期间的物价高涨，导致本已积蓄无多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疫情封控1个多月后，老张家便见了底，连小孩子的奶粉都快买不起了。

为了更好地满足在县城的生活需要，农民家庭的应对策略是“一家三制”：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继续前往大城市务工，而陪读妈妈或奶奶、姥姥在本地县乡就业，留守村庄的老人则从事农业生产，从而形成“大城市务工+县城陪读就业+农村老人农业”的新型家计模式。这是一种最有利于家庭资源积累的家庭分工模式。

三、老一代农民工还在打工，既为自己，也为家庭

农村目前的“超龄农民工”现象值得关注。回乡调查发现，不仅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低龄老人也普遍外出务工。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是农民家庭负担日益沉重，农村老人选择自养秩序。

从年龄上看，老一代农民工一般在50多岁，更老一些的农民工有60岁，到了“超龄”的阶段。回乡调查表明，农民工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年龄越来越晚。如果不是在帮忙带孙子女，60岁的低龄老人都在争取延长务工时间，一直到65岁以上才陆续回乡养老，加剧了农村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程度。

在中部一个丘陵地区的村庄，村庄耕地资源很少，人均不足1亩，而且耕作机械化程度不高。外出的大龄农民工主要从事建筑业。即便最近2年，建筑工人的收入降低，但是大龄农民工并未返回村庄。对于大龄农民工而言，外出务工，即便收入降低了，但是还有收入。留在农村，则只能依靠农业糊口，缺乏大额现金收入。

60多岁的低龄老人还需要不少收入，才能维持生计。在代际责任重的农村，进城购房、支付彩礼等是父辈的责任，结婚时所欠下的债务需要他们延长务工年限。年轻子女进城生活、培养小孩，收入不高、生活压力却很大，老年人不愿意给他们增加负担，希望延长务工年限自养。湖北荆门一个60岁的农民说道，要存够20万元应对养老。

老年农民工一般从事脏累活，做年轻农民工不愿意干的活。占第一位是建筑业。建筑业是吸收大龄农民工最多的一个行业。按照《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超过50岁的大龄农民工的比例接近30%，而在2018年，50岁以上农民工比例才22.4%，建筑业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是最大的。一代农民工从事建筑业的比例大，建筑业需要较强的体力，对技术要求不高。目前建筑业中一线工人中年轻农民工占比很少。老一代建筑业农民工说，“已经没有年轻人愿意当学徒（学习建筑业）了”。建筑业的主力还是一代农民工，是50岁往上走的。建筑工地需要这一批农民工。

占第二位是较辛苦的中低端制造业。在20年前，制造业是吸引年轻农民工的主要方向。如何制造业面临“民工荒”，主要是年轻农民工荒。相对于服务业，制造业的就业对时间、对纪律要求较高，管理较为严格。而且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的生产环境更差一些。一些制造业上游的企业，如水泥厂、煤炭加工厂等，需要大量的能忍受脏累环境的劳动力。

回乡调查发现中部一个乡镇的煤炭加工厂，50岁以上大龄农民工占25%，从事最苦最累的工作。据工人说，“工厂所有岗位中条件差的、技能要求不高的、年轻人不愿意干的工作，差不多也就是25%”。大龄农民工说：“现在这个年龄去其他地方都不要了，这里虽然污染大一些、干的活累一些，甚至有时候被小几十岁的老板劈头盖脸骂得多一些，但是这里最起码还要我们，还能挣个高工资，所以脏点累点、挨点骂没关系，只要能把钱挣上就行了。”

中部一个村庄一个65岁的农民工，前2年还在上海一个工厂务工，主要任务是看管、操作机械，工作任务比较简单。工资是一个月4000元，同样的岗位如果雇佣年轻劳动力，则需8000元。工厂希望继续雇佣这名农民工。但上海严格执行超龄农民工“清退令”，工厂无法继续提供岗位。他不得不回到村庄，在附近打零工，一年收入1万多元。

四、农民工回乡创业的空间有限、竞争激烈

相对于分散的小农经营，乡村创业被认为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从创业主体来看，乡村创业包括本地农民工返乡创业、大学生下乡创业、工商资本下乡创业、政府支持的农村集体创业。

从宏观来看，乡村农业GDP占我国GDP的比例越来越小，乡村创业空间越来越小。在一些城郊地区，也可以说是“半市场中心”地区，乡村创业或许一定的机会。在这些地区，土地流转比例较高，为农业创业提供空间，而且二三产业发展有一定的空间。而在普通乡村，乡村创业的机会很少，主要的产业是农业经营，二三产业发展缺乏空间。由于留守在村庄的劳动力众多，而且主要是老人，这样村庄能分配到创业者的资源很少。

乡村二三产业创业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低端创业的特征，决定了一个创业项目一旦赚钱，就很快就后续跟进的模仿者，降低了创业利润，最终导致创业失败。对于普通的农民工家庭而言，每一个创业项目意味着投入几十万元，创业投入很快，而回本及盈利却很有风险。

一篇报告提到某京郊农村“网红咖啡馆”的创业经历。麦石是1995年生人，2019年年底回到了自己老家的村庄，开始谋划发展自己的咖啡馆。2020年，兄弟俩决定回村开咖啡馆创业。麦石觉得回到村最大的变化，一是生活节奏变慢了，二是生活压力减轻了，三是生活方式变简单了。目前创业的风险是其他创业者模仿，降低了创业者的平均利润。2023年，邻村同样开了一个“网红咖啡馆”，麦石的收入减少了一半多。“在本地，经济实力更强劲的资本也开始逐渐进入了村庄，他们在装修、推广和营销上的投入更高，隔壁村5月份开始投入运营的一家咖啡馆便抢了本店近70%的客流，麦石坦言，去年本店做了50万的业绩，今年可能到不了一半。”

在普通的农业型村庄，能留住年轻人的主要就业机会是基层公务员、教师、医生等体制性岗位。后发地区乡村的工业化缺乏条件，那么这里乡村的主要创业机会就集中于农业、生活服务业等。

在湖北阳新县排市的农村，经验规模最大的某种田大户流转了1500亩土地，父女俩人在家里种田，并成立了农机合作社，建立了粮食加工厂。另一个种田大户流转了1000亩土地，一个中年农民在种田。一个乡镇可能就几个大户，集中了经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便于连片耕种的土地。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也在现代化，青年无人机手职业正在形成。学习无人机操作的人群以有高中、大专有时候学历的年轻人为主。但这样的机会也很少。据调查，一台大型无人机一年植保作业面积2万亩，一个乡镇就养活几个飞手而已。

在普通农业，创业者和普通的农户进行竞争，这是没有前途的。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农业劳动力还有很多，流转出来的土地不多，从事农业规模经营的机会并不多。

湖北省沙洋县的农村土地资源丰富，2023年春节，政府搞了一个活动：迎你回家，留您在沙。政府统计回乡农民工，摸底农民工留乡意愿。从政策上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就业。但是当地基层干部说，农村没有什么创业空间，农村也不能办企业，都是基本农田。沙洋农村的种田农民普遍在60岁左右，年轻劳动力回来是没有土地可种的。

电商发展影响了乡村商业生态。乡村快递业是这几年农村创业的重要领域。但也面临激烈竞争，利润下降。一篇回乡观察到基层快递小店的经营困境。“作为末端网点，摊子虽越做越大，快递件越来越多，全年无休没日没夜地的干，赚的却还是那点钱，辛苦投入与最终回报却越来越不成正比。其一是派费在减少。其二是不明原因的派费压榨和回扣。”

随着人口流出、快递进村、私家车的增加，农村小店生意越来越差。一个村庄的小卖铺的老板娘无奈地表示：“村里人越来越少了，现在基本没什么生意可以做了”。曾经不可或缺的乡村小卖铺正逐渐没落，甚至在走向消失。其他原因是，“路修了，私家车多了，小卖铺生意走下坡路了。”有的村庄小店兼业做快递网点，有的办起了棋牌室。在一些小店，名义上的小店，实际上主要收入来源于牌桌提成，一天收入能有几百元。

五、经营村庄、资本下乡是政策误区

各级政府很重视振兴村庄，把发展农村经济作为重要任务，推动经营村庄、扶持土地大规模流转成为重要的路径。

工商资本下乡的空间并不大，尤其是进入种植业，因为这意味着工商资本要和亿万小农户竞争。工商资本下乡是没有优势的。和农户相比，工商资本经营增加了土地租金（连片的水稻地的亩租金是500元）、雇工成本（按照两个小工计算，亩雇工成本200元），这两者加起来有700元以上。由于水肥、植保等管理不到位，大规模农场的粮食产量降低，降低了总收入。这还不计算工商资本投资的利息成本。

在中部水稻种植区调查，我们发现农民种1亩田，亩纯收入能达到1000元左右。而工商资本的大规模农场，亩纯收入一般是300元。如果遇到自然灾害，还要亏本。因此，工商资本不得不有求于政府各类补贴，或者通过其他项目来弥补农场的亏损。在一个县调查，发现超过300亩的水稻种植农场寥寥无几。几个规模大的农场均和政府项目有关，经营者要么是农业龙头企业，要么是大型农机合作社，他们并非通过农业经营获利，而是完成示范创建任务。

工商资本种植蔬菜瓜果也没有优势。在产前产中产后的一些社会化服务环节，工商资本可能具有一些优势，比如建立集中化的种苗厂。但蔬菜瓜果是高度劳动密集的产业，难以机械化，工商资本是没有优势的（养猪是高度资本化的，工商资本就有竞争优势）。在中部一个村庄，政府招商引资，一个长期在北京发展的房地产商回乡建立了大型西瓜、蔬菜基地，10年来基地一直没有盈利，每年亏损几十万元，企业老板只当是“做慈善”。村干部称，农业产业本就不赚钱，投入大、利润低，风险高、折旧率高。老板不懂农业，70%的时间都在北京做生意。虽然这个项目没有起到示范带动的作用，至少农民得到了地租和务工工资。

但从工商资本下乡需求出发，很多经济学家认为，需要改变农村土地制度，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其后果是政府扶持工商资本下乡打败普通农户，导致农民失去了退路。

当前农村不是无人种地，而是无地可种。从全国来看，目前农村常住人口还有4亿多人，土地承包户中，耕种10亩以下的农户，还有19443.8万户，占全部土地承包户是71.3%，农村在乡农民主要是老弱病残群体和少数“中坚农民”群体。

接近3亿的农民工中，平均收入也仅4000多元，大多数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些人中的中老年人，未来5年、10年、20年，可能还要回到村庄养老，依靠土地获得自养的基本条件。即使农二代进城了、他们的子女在城镇接受教育了，他们也未必能完全融入城镇，能完全离开乡村。在10年、20年之后，农二代也有可能难以在城镇养老，选择回到家乡的村庄。城镇生活成本高，房屋面积小，二代人挤在一块会引起很大的社会矛盾，而且在城镇养老的情感体验也比不上农村养老的情感体验，源于村庄有耕地与老屋、有熟人社会、有历史记忆、有庭院经济。

目前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中，有一项就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各级政府把集体经济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要求集体经济达标。各地都在总结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

《农民日报》2024年3月1日刊出《乡村经营十大新变》，指向解决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主体与发展机制问题。结合浙江省的经验，作者特别指出了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超越村庄的“组团式经营”，规范化“强村公司”，培育乡村职业经理人（CEO）的重要性 。

组团式经营的本质是联合各个村庄（的强村公司），把分散资源、资本整合起来，聘请专门的经理人规划产业项目。组团式经营很难解决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难题。当前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源于农村经济本就缺乏空间，这正是农村劳动力与人口大规模流出的原因。工商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并不是把资源投入哪里，哪里就能发展起来。目前大多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靠的是集体发包的机动地、四荒地资源，已经很少有村集体进入竞争性的市场办企业搞经营了。

从调查来看，目前各地集体组团式经营，均是政府兜底的、安全的投资项目，组团并没有解决村集体经济发展难题。比如政府把村集体经济收入（包括项目注资）集中到工业园区建立厂房，获得出租收益；或者建立销售性的合作联社，把农村土特产品卖给政府制定的机关企事业单位。政府一旦不给优惠政策，村集体投资就没有收益了。

十多年前，苏南的政府为了平衡辖区内各村集体经济的规模，建立了乡镇集体经济股份合作联社，满足村集体最低年收入200万元的目标。各个村集体向合作联社注入资本，比例大致差不多，富裕的村庄由村集体自行注入资本，贫穷的村庄由政府财政帮扶注资。合作联社经营的项目是政府特批的。比如农办支持的“一村两楼宇”，操作方式是地方政府批给联社一块地，可以造厂房、商场地出租，获得收入。

对于更多的地方，政府并没有能力为村庄提供集体经济发展项目资金，也没有安全的投资项目。中西部地区工业园区本身就有大量厂房租不出去，如果盲目学习东部地区，把集体经济投入到园区建工厂，那么就极有可能面临亏损问题。组团的集体经济规模越大，亏损就越大。

（作者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新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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