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的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老骥伏枥，为中国经济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可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建议，不可能解决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通货膨胀之所以不能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手段，原因就在于，不能把货币政策与税收改革混为一谈。当前中国改革的突破口应当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笔者曾经把这项改革称之为中国的“壮腰工程”。现在看来，这个观点仍然具有价值。2023年12月8日，香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发表文章，为中国经济增长出谋划策。他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观点，实行通货膨胀。假如中央银行将通货膨胀提高到6%，然后逐步调整到4%，维持通货膨胀率，那么，中国经济有可能会快速发展。这种依靠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在逻辑上似乎是可行的，但是，考虑到通货膨胀的本质属性，人们有理由相信，通货膨胀只不过是财富的再分配，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可能会导致绝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利益遭受严重损害。这位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政府用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第二种是，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政府借钱给普通家庭，刺激家庭消费、经济和物价反弹，中央银行紧缩货币，抑制通货膨胀。第三种是，中央银行不需要超量发行货币，政府可以通过减少税收、发放现金等方式，促进消费、就业和经济增长。按照弗里德曼的理论，这种通货膨胀政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而是当前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佳方式。可以非常坦率地说，采用资本主义国家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无疑是缘木求鱼。资本主义存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是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分散决策可能会导致资源配置出现过剩现象。通货膨胀可以产生心理恐慌，促使人们抓紧消费，进而带动经济增长。不过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货膨胀对不同阶层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对于资产拥有者来说，通货膨胀会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因此，通货膨胀对资产拥有者的压力相对较小。可是对于劳动者来说，通货膨胀必然会导致劳动者的收入相对减少，生活水平下降。每当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压力的时候，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的观点就会浮出水面。按照香港这位经济学家的说法，通货膨胀有多种表现形式。如果政府通过减轻企业和个人税收负担、直接发放现金的方式，帮助普通家庭摆脱困难，那么，没有理由拒绝这样的“通货膨胀”。这种把财政税收政策和金融货币政策合而为一的观点，可能会使人们产生错觉，改变人们对通货膨胀的基本看法。减轻税收负担，是让利于民，而不是货币政策。发放现金，是政府财政补贴，同样不是货币政策。政府的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笔者曾经多次指出，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既不能简单地从生产角度考虑问题，通过增加供给，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地从消费者角度出发制定政策，通过刺激消费，实现经济的增长。从产业链角度来看，生产和消费缺一不可。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如果只是在生产和消费或者供给与需求两端做文章，而没有考虑到分配问题，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降低交换成本，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那么，想要促进经济的发展非常困难。笔者认为应当在收入分配上做文章，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解决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
首先，必须充分意识到，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少数投资者依靠自己的投资，获得资本收益，成为财富拥有者，而绝大多数劳动者，依靠自己的工资收入，实现小康，但是，要想达到发达国家居民的消费水平，还必须另辟蹊径。在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大背景下，工薪阶层居民所面临的困难显而易见。绝大多数工薪阶层居民之所以不敢消费，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背负住房贷款。一旦生病，家庭收入锐减。高等教育费用支出不断增加，客观上导致家庭成员必须精打细算。在没有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情况下，通过刺激消费，促进经济的增长，是典型的竭泽而渔。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中出现的问题，应当从收入分配结构改革入手。一方面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确保工资收入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必须下大力气改变我国收入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对于资本收入相对较高的群体，征收资本利得税。对垄断行业从业者收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大幅度降低国有企业和少数特殊行业从业者的收入水平。逐步减少我国发达地区公职人员的收入，适当提高中西部地区公职人员的收入水平。严厉打击腐败行为，杜绝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确保分配结构趋于合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出台一系列法律制度，严厉打击腐败行为，不是因为这些国家贫富差距相对较小，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出台了“阳光法案”。资本收入公开透明，资本拥有者的资本利得可以通过慈善行为回馈社会。绝大多数公职人员收入相差无几，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付出一定劳动之后收入水平大体相当。在这样的社会，人们很少产生收入焦虑，消费心理负担相对较轻。只有建立一个收入相对公平的社会，才能实现生产与消费相互促进发展。假如在收入分配差距相对较大的情况下，依靠消费刺激经济增长，那么，最终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其次，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关键还要依靠科技创新。中国在新旧动力转化过程中，选择科技创新发展道路，通过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增长。中国在新能源领域、人工智能领域催生了一大批富豪。他们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消费者提供新的产品，满足不同阶层消费者的需要。如果说过去中国资产拥有者主要依靠“政策红利”发家致富，那么，如今越来越多资产运营者依靠自己的创新经营，实现财富的快速积累。对于那些给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财富拥有者，社会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和尊重。对于那些依靠技术专利获得巨额收入的科技人员，国家应当给予奖励，社会应当允许他们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是杀富济贫。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一方面要增加社会分配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坚决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尊重劳动，鼓励大胆创新，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的增长。第三，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但关键因素是分配不合理。分配失衡现象表现在价格领域，我国一些垄断行业商品和服务价格相对较高。虽然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横向比较，我国一些基础能源资源价格似乎处于合理区间，但是，考虑到中国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考虑到中国居民收入水平，人们有理由相信，加快价格体系改革的步伐，调整基础能源资源的价格，对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曾经多次指出，如果大幅度降低我国电力、交通等重要资源和服务的价格，中国经济有可能会实现快速增长。可以设想，如果我国电力价格进一步下降，那么，电力消费就会大幅度增长，家用电器销售规模就会进一步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用就会显现出来。加快调整我国价格体系，进一步降低我国电力、交通运输等关键领域的价格，对于经济发展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我国70%以上居民仍然是价格敏感的群体，价格变化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活质量，关系到他们的消费水平。只要保持日用消费品价格稳定，逐步调整我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特别是电力、交通运输一些关系国计民生重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中国经济就能实现复苏增长。最后，社会成本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社会成本相对较高，必然会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因此，大幅度降低社会成本，是中国改革的方向。中央正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解决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东部沿海地区提出的“一次办理”政策，实际上就是通过提高行政效率降低社会成本，减轻市场主体和居民的负担。只要我国企业税率控制在20%以下，许多行业市场主体都会有继续生存的空间。反过来，如果社会成本居高不下，税费负担不减反增，市场主体生存状况就会持续恶化，税收来源就会逐渐减少。精兵简政，轻徭薄赋，是中国今后改革的大方向。这些改革从整体上来看，仍然属于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分配环节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我国经济增长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幅度可以确定为4%，争取达到4.5%。在这个区间内，政府可以实施一系列重大改革。在不断降低生产要素配置成本基础上，加快生产关系调整的步伐，依靠上层建筑改革，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乔新生”微信公众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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