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已经被纠正过来的历史观还要再度被颠倒吗？

【壁画《延安文艺 永恒华章》局部（范迪安 白晓刚 作）】

一曲《梨花颂》让人们知道了新编京剧《大唐贵妃》。在媒体播放这支戏歌之后，知道《梨花颂》的人们可能比知道这出戏的人们还要多一些。应该说，创作者在创作这首戏歌时，确实下了不小的功夫。

然而在这支歌中，有一句歌词，曰“道他君王情也痴”。正是这句歌词道出了这出《大唐贵妃》的丑恶本质。君王居然还有情，君王的情居然还会痴，这是开的哪门子历史玩笑？

【京剧《大唐贵妃》剧照】

有人说，《大唐贵妃》源自于早年的《太真外传》。《太真外传》源自早年梅兰花创作的大型歌舞剧之一。《太真外传》虽然也说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那点事，但还是揭露出唐玄宗这个皇帝自身的荒淫。《太真外传》基本上还是延续着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路子来创作的。

白居易的《长恨歌》据说并不是真的打算歌颂什么皇帝与妃子的爱情故事。有人说，是白居易自己的某些经历与此相类似，便借用了这个所谓长生殿的躯壳来表达自己的情愫。如果真有所谓七月七日长生殿的事，皇帝如此私密的事，白居易怎么可能知道？《太真外传》就把这个梗，硬生生地给套在玄宗和杨玉环的身上。

但是，唐玄宗是从儿子寿王那里把寿王妃杨玉环强抢过来的。这个历史事实是任什么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的。用《红楼梦》里焦大的话，这就是“爬灰”。这种丑事不管用什么方式也是藏不住的。但是《大唐贵妃》硬是把这一段抹掉了，编造出所谓皇帝与帝妃之间所谓痴情的爱情，这是不是要多荒谬就有多荒谬？

玄宗早年，有一个与他同甘共苦的皇后王氏。但因为王氏无子，玄宗嫌弃。王皇后被嫌弃后，也就开始厌恨玄宗，对玄宗做了魇镇的蠢事。结果被发现，废去了皇后的名号，贬为庶人。玄宗对自己的结发妻子都能下了如此狠手，谁能说皇帝会有什么真情？在废掉王皇后名号之前，玄宗就有了所谓惠妃，朝朝暮暮粘在一起，早就冷落了结发的王皇后。

玄宗宠爱杨玉环也就算了，还把她的哥哥杨国忠任命为宰相，祸乱朝纲。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带着杨玉环逃离长安。而同行的士兵坚决要求处死杨国忠和杨玉环。要处死杨国忠，自然是因为他祸国殃民，而要处死杨玉环，则说她是红颜祸水。这个罪名自然是没有道理的。一个封建社会的弱女子，只能听从皇帝摆布，哪有什么自由的权利？女子本无罪，但为了弹压士兵的不满，玄宗还是赐给了杨玉环一条白绫。即使有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奢侈，那责任的根子还是在玄宗身上。

封建王朝的帝妃之间，哪有什么真情。或许，在帝妃之间不能绝对地说没有真情，但肯定极少。而且即使有所真情，那也是共同经历过苦难和艰辛的。总是在一起花天酒地，是不可能产生真情的。唐太宗也是没少干这种荒淫的事。玄武门之变，他杀了自己的哥哥太子建成，还占有了太子妃。但唐太宗对于长孙皇后这个结发的妻子，感情还算是比较深的，毕竟是共同经历过患难的。

古代历史剧不是不能有，但必须尊重历史事实，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遵循历史进步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文艺舞台的百花齐放，需要反映社会主义时代进步要求的历史剧和现代剧并举，而绝不是剥削阶级旧文艺的沉渣泛起和复辟倒退。毛主席说过，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我们舞台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现在倒好，这个帝王将相不但又重新回来了，而且还以各种各样的所谓正面形象重新回来了。这算什么？是“拨乱反正”，还是“反攻倒算”？

《大唐贵妃》与《梨花颂》传播以来，似乎一片叫好之声。不知道为之叫好的人们，在自己的头脑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到底在赞扬什么，在吹捧什么，心里有没有点数？这样的作品，出现在今天社会主义的舞台上，是光荣呢？还是耻辱呢？

我们的国家京剧院正在创作一些新的作品，其中有不少是现代京剧作品。国家京剧院副院长、著名京剧老旦演员袁慧琴最近在《学习时报》上发表文章，题目是《用京剧艺术讲好红色故事》。在文章中，袁慧琴写道，2018年，国家京剧院创作了现代京剧《红军故事》，素材源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三个故事——“半截皮带”、“半条棉被”和“军需处长”，展现了长征路上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坚守革命信仰的崇高精神。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国家京剧院创作了现代京剧《风华正茂》，弘扬革命先贤上下求索、披荆斩棘、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

袁慧琴说，在京剧舞台上创作英雄角色，立足唯物史观，回归对戏剧美学精神的关注和对人内在精神的深层发掘，赋予角色鲜活的生命质感，挖掘领袖人物、革命先驱作为普通人的意志情怀，让角色真正“立”在舞台上。

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戏曲作品，需要的就是这一类的文艺作品。那种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东西再也不要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银幕和电视屏幕之上了。那么多辫子戏，还唱什么“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之类的不着调的胡话，绝大多数都是在宣扬唯心史观。这都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的。

当年，毛主席在延安看了延安平剧院上演的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之后，给延安平剧院编剧杨绍萱、齐燕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大唐贵妃》是不是要把人民已经摆正了的历史观再颠倒回去呢？这是值得深思的。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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