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论断对于深刻认识新时代十年的历史性变化，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对于充分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上开启的新时期，进一步引领新中国史研究深入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给社会形态基本一致的历史划分时期，主要看历史有无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只要把新时代的十年与改革开放已经经历过的几个历史阶段相互比较，便不难看出，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无论是在治国理政的理念方面，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方面，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还是在体制改革、国家安全、党的自身建设的方针和做法方面，的确都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变化，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标志着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党的十八大至今的十年来，我们党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并且从16个方面系统阐述了这些举措、实践、进展和成果，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关于“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对于人们深刻认识新时代十年的历史性变化，把思想和行动进一步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必胜信心，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而且，对于人们充分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上开启的新时期，进一步引领新中国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也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给历史划分时期，即史学上所说的断限，面对社会形态不同的社会，主要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总体上有无较大变化；面对社会形态基本一致的社会，主要看历史有无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万事万物之所以千差万别，就因为事物内部具有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说，人们要研究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就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他还说过：“有比较才能鉴别。”“科学研究要从质之特点的认识入手。”我们只要把新时代的十年与改革开放已经经历过的几个历史阶段进行比较便不难看出，党的十八大之后，无论是在治国理政的理念方面，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方面，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还是在体制改革、国家安全、党的自身建设的方针和做法方面，的确都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变化，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标志着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如果不作这种比较，就很难看出新时代十年与以往各个历史时期有什么不同，也难以弄清楚新时代究竟新在哪里。
对于新时代十年在新中国史上的阶段性特征，我感受最深的有七个方面。
一、在治国理政的理念上，更加突出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起，就把为人民服务当作自己的神圣宗旨。执掌全国政权后，我们党也一直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执政的最高理念。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这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既一脉相承，又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在内涵和针对性上有所深化和创新，是为人民服务宗旨在新时代新条件下的具体化。
我们党讲为人民服务，在革命战争年代，主要针对的是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即把个人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的思想和行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手中有了一定权力，这时强调为人民服务，除了一般性地针对个人主义外，主要针对的是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包括国外资本在内的私人资本成为被允许、鼓励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并出现了资本市场、资本交易和亿万财富的拥有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尤其个别领导干部经受不住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的考验，以权谋私变成了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他们一手接受私人资本拥有者的贿赂，一手为私人资本的非法经营与牟利大开方便之门。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损害了党的形象，严重破坏了党群关系，也助长了资本的无序扩张、野蛮生长，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和健康发展，扩大了贫富差距，危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说，十年前“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联系到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讲过的“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理解，报告中说的“忧心忡忡”，最大的忧主要就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其针对的虽然仍包括个人主义和以权谋私，但更大程度上针对的是资本至上、以资本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看到和发挥资本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又要警惕和防范资本的无序扩张。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明白了这个道理，再回过头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就会感受更加真切，领会更加透彻。就是说，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好，体制改革也罢，必须是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而绝不能资本至上、以资本为中心，否则就成了资本主义政党、资本主义国家。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在首次公开讲话时就鲜明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从那时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便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了一系列施政方针，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比如，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又如，要求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改革中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人民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再如，发动和组织脱贫攻坚战，使960多万贫困人口易地搬迁，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摘帽，近13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
所有这些理念和举措，大大改善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和重塑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巩固和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国家美好未来的信心，这是新时代十年所有变革中最大的变革。
二、在政治建设上，更加突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一改革原本是为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和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群众积极性，从而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有利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但有人却乘机片面提出“党政分开”的口号。受此影响，不少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取消了党委领导制，使党的领导被虚化、弱化。更有甚者，鼓吹西方的民主化和所谓“普世价值”观、“宪政”民主，主张实行多党制、三权鼎立、两院制，提出“党大还是法大”等伪命题，一度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问题上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
针对上述倾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全党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贯彻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坚决纠正偏离和违背党的政治方向的行为，确保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发展”。事实说明，解决党的领导虚化、弱化的问题，就是新时代用正确的政治方向“对表对标、校准偏差”的重大成果。
1. 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后，我们面临“主要的挑战还是党的领导弱化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不改变这种局面，就会削弱党的执政能力，动摇党的执政基础，甚至会断送我们党和人民的美好未来。党的十八大之前有很多党内的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有所担忧，也就是在这里”。对于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分析指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曾经讨论过党政分开问题，目的是解决效率不高、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等问题。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我们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都不够，对如何解决好我们面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是探索性的。”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我们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不足，在探索党政关系的过程中，把它简单理解成了“党政分开”。他指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权力是不可分割的。不能简单讲党政分开或党政合一，而是要适应不同领域特点和基础条件”。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纠正了一个时期以来的模糊和错误认识，扭转了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的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现象，使党的领导得到全面加强”。在这一思想认识的指导下，过去企事业单位被取消的党委领导体制逐渐得到恢复，就连中小学校也重新建立了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凡有一定数量党员的民营企业更是普遍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对于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也给予了明确回答。他说：“‘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一点上，必须理直气壮、旗帜鲜明。”他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最大的国情”，“我们的最大制度优势”，“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根据党的十九大的建议，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加入了宪法第一条第二款。把党的领导直接写入宪法正文，相比过去只写在宪法序言中，显然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实践意义和制度意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深化的具体体现。
2. 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面的具体的领导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党的领导一度被弱化、虚化的现象指出：“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他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坚持党的领导不仅在理论上有了新认识，而且在实践中有了新探索，完善了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我们要把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和体现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从一系列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除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武装力量等工作领域、系统和部门之外，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还有国家安全、新闻媒体、网络信息、高等教育、农业农村、机构编制、军民融合、民族宗教、金融、党校等系统和部门。他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决定权在党中央，必须以实际行动维护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党的任何组织和成员，无论在哪个领域、哪个层级、哪个单位，都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他同时指出：“强调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是说不要民主集中制了，不要发扬党内民主，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党的领导“是谋大事、议大事、抓大事”，“不是事无巨细都抓在手上”。
3. 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依法治国，专门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问题，指出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在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加强党的领导，强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最根本的保证”，“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二者“是一致的”。针对一些人提出“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明确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要明确予以回答。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他说：“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建不起来。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绝不是要虚化、弱化甚至动摇、否定党的领导”。总之，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统一的，“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
三、在经济建设上，更加突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务实性、创新性和可持续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经济发展理念和思路上同样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战略以及对外开放的指导方针方面。
1. 在经济增长方式上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乃至改革开放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在发展经济方面总的倾向是强调速度要快。尽管有时也讲要注意质量、效益，要又好又快，但实际做起来，往往还是把速度放在质量、效益之前，把快放在好之前，更鲜有把“稳”作为“进”的前提的。然而，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经济呈现出“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说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仍然想着过去的粗放型高速发展，习惯于铺摊子、上项目，就跟不上形势了”。他提出“稳中求进”应当成为我们工作的总基调，并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又把生态文明建设与过去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合在一起，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与经济发展新常态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长期以来都是人、财、物短缺，供给满足不了需求，因此，供给侧的问题往往被供不应求所掩盖。然而，通过持续不断的建设与体制机制的改革，矛盾的主要方面逐渐转化，开始出现了传统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状况。过去，人们对这个变化的认识不够，应对措施也不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供给和需求的矛盾性质发生了变化，供给满足不了需求，已经从过去的数量问题变成了质量、品种、服务等结构性问题，因此，要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2. 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的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经济发展战略和安排部署上，与过去相比也有许多新的重大变化。
例如，在发展战略的目标上，自从1964年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提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后，为“四化”奋斗一直是动员全国人民的口号。党的十八大后，考虑到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情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原有“四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目标。
在发展战略的安排上，改革开放后，党中央从实际情况出发，把原先提出的在20世纪末实现“四化”，改为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温饱”水平，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三步走”；进入21世纪后，又提出经过两个1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九大站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30年作出“两步走”的战略安排：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发展战略的部署上，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以及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
在发展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重点发展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在实体经济中，主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和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融合；在科技创新中，主要建立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实施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在区域发展方面，继已经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等重大战略之后，又相继推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新的区域发展战略。同时，着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在发展的总体布局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全球化退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对华战略打压力度一再增强、经贸摩擦不断加剧的形势，党中央于2021年年初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特别强调要打造更多知名品牌，攻克核心技术，调节国内收入分配格局，保证我国经济进一步立于不败之地。
3. 在对外开放指导方针上的变化
根据改革开放后市场、资源“两头在外”的需要，以及近些年来建设能力增强、资金状况充裕的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外开放方面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倡议。从2013年到2021年的8年间，中国先后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通了连接亚洲乃至欧洲的公路和陆海联运通道13条、铁路8条，实施了包括能源、交通、矿产、农机、农产品加工、医药、生物、新材料及金融、文化等在内的3000多个项目。
为了扩大开放和提升开放水平，我国还先后决定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了21个自贸试验区，并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9个自贸协定，其中有占全球生产总值和外贸总额30%左右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形成了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动的新开放格局。同时，转变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提高对外贸易的效益；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更加注重引进先进技术和高素质人才。目前，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
四、在文化建设上，更加强调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求同各种错误倾向和社会思潮作斗争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的，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然而，改革开放后，一些人却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造成“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针对这种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等都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他尤其强调“党校姓党”，说“党校特别是中央党校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他还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导下，全国高校普遍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他郑重告诫人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党的十八大之前一个很长时期，意识形态工作中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提法，叫作“不争论”，还说这是邓小平讲的。实际上，邓小平讲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做法上不要搞争论，以免“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并不是讲在改革开放的方向问题上、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也不争论。在这些问题上，他一直强调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用他自己的话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他还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可见，“不争论”不是也不可能是邓小平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主张。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以所谓“不争论”“不炒热”“让说话”等为幌子放弃意识形态斗争的现象，指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敌对势力在那里极力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些人是真的要说什么‘普世价值’吗？根本不是，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c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如果听任这些言论大行其道，指鹿为马，三人成虎，势必搞乱党心民心，危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全。”他强调说：“对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政治谣言和奇谈怪论，我们的党员、干部耳朵根子不要软，不要听风就是雨。同时，我们不能默不作声，要及时反驳，让正确声音盖过它们。这与韬光养晦或不争论是两码事。”他要求，对一切错误的言行都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有的放矢，正面交锋”。随着历史的发展，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派生出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逐渐显现，一度畅行无阻、甚嚣尘上。针对这些错误思潮，习近平总书记逐一给予了尖锐批判。例如，针对有人鼓吹西方“宪政”的言论，他指出：“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针对有人鼓吹西方价值观的言论，他指出：“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他强调：“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针对历史虚无主义，他指出，这股思潮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在2013年“1·5 ”讲话中强调，苏共下台、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出了问题，“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联系到中国的情况，他着重提出要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指出：“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他还说：“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宣传思想战线的作用。他指出：“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他批评“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长了错误思潮的扩散”。他要求“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要“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积极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他强调：“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党性原则不仅要讲，而且要理直气壮讲，不能躲躲闪闪、扭扭捏捏。”“党管媒体，不能说只管党直接掌握的媒体。党管媒体是把各级各类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不能让党管媒体的原则被架空。”我们党一向重视文艺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在革命事业中的作用，与此相关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毛泽东在1943年说的：我们党“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有两支军队，即“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所以，每当文化界出现偏向，党的领导人总要亲自出面做纠偏的工作。抗战时期的延安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知识青年，使延安的文艺组织、文化刊物日益增多，一方面产生了大量革命的文艺作品，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脱离工农兵、脱离现实生活的偏向。比如，有人只注重研究和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看不起工农兵；只注重毫无批判地硬搬和模仿古人和外国人的作品，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只热衷于“暴露黑暗”，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等等。为了对这些现象加以整顿，党中央专门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亲自到会，发表了著名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群众和火热的斗争，反对抽象的人性论和抽象的爱，提倡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改革开放初期，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文艺界出现了以“苦恋”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和宣扬抽象人道主义、鼓吹“现代派”的思潮，以及热衷于写阴暗面、歪曲革命历史和现实的精神污染错误倾向。对此，邓小平发表了《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的讲话，在肯定文艺界成绩的前提下，严肃指出其中“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他批评一些人对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表示淡漠，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的英雄业绩缺少表现和歌颂的热忱；还有一些演员受“一切向钱看”歪风的影响，用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捞钱。他指出，不能把开展批评同贯彻“双百”方针对立起来，“不管是什么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不允许自视特殊”。在邓小平发表讲话后，尽管开展了清理精神污染的工作，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精神污染的现象依然时隐时现、时起时伏，在有的领域甚至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成为我们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之一。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勇于担当的精神，召开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再开过的文艺座谈会。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在肯定广大文艺工作者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他也开诚布公地批评了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比如，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阴暗面；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和感官刺激的“摇头丸”；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文化“垃圾”；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等等。他指出：“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他强调：“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他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作品不能不考虑经济效益。“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文艺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他的话苦口婆心、切中时弊，让人产生一种久违了的感觉。
五、在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更加突出端正方向、注重实效、全面深化和促进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有人宣扬“改革开放无方向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论”“公有制效率低论”，鼓吹“应把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要把公平放到次要位置”“收入分配差距要继续扩大”等主张。这些谬论的要害在于，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只讲改革开放不讲四项基本原则，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相割裂，企图使改革开放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只讲初级阶段不讲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与党的最高纲领相割裂，企图使初级阶段凝固化、永久化；只讲市场经济不讲宏观调控，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割裂，企图使经济体制的改革变成经济制度的根本改变；只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讲共同富裕，把公平与效率相对立，企图使提高效率失去公平正义这个内在要求和出发点、落脚点。只要改革没有满足这些人的愿望，他们就制造舆论，胡说什么“改革停滞了”“滞后了”。上述谬论在一段时间里很是流行，迷惑了不少人，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策的制定。对于这些谬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应该改又能够改的坚决改，不应该改的坚决守住”。“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为了端正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他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在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他说：“我们不能邯郸学步。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更加掷地有声地讲：要“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长期坚持，决不动摇”。他还提醒大家：“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此，我们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从总体上讲的，不能盲目绝对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是既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针对所有制改革要不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问题，他指出，“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针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舆论，他强调：“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农村改革不论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改革开放后，在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上，效率被长期摆在公平之上，如提出“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后来虽然有所调整，提出要“兼顾效率和公平”，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是优先考虑效率。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他指出：“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对所有制问题上传统观念束缚的破除，对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市场配置资源工具、经济发展方式和手段的一面有了新的认识，开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各类资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此同时，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不正当竞争的现象也逐渐暴露。党的十八大以来，对资本性质的理解逐步深化，对资本作用的认识更趋全面，对资本的把握更加深入，对资本运行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新时代十年来，党和政府既注重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殖和发展，更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同时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健全资本发展的法律制度，加强资本领域的反垄断和反腐败，使各类资本不断得到健康发展。针对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制度设计，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必须“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针对有人反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共同富裕的言论，他表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就是说，强调共同富裕，并不是要一步到位，而是要把工作着力点更多地放到共同富裕上，既量力而行，又尽力而为。他指出，人心向背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发展：“发展了，还有共同富裕问题。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了，能得人心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前，要集中力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当脱贫攻坚战打赢后，他又提出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0年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他进一步强调，“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他更加明确地指出，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党的二十大上，他再次要求“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他重申，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提出要“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所有这些论述都说明，当前的重点是如何稳步推进共同富裕、逐步弥补收入差距过大的缺陷，防止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平均主义和劫富济贫当然也要注意防止，但现在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更不是我们党强调的重点。
六、在维护国家安全和推进国家统一大业上，更加突出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和“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
自从列宁在20世纪初提出帝国主义论到今天，100多年来的历史反复证明，资本主义的确已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了垄断阶段，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确已融合形成了金融资本基础上的金融寡头，资本输出的确已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革命和战争的确已成为帝国主义时代的伴生物。然而，当世界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许多明显变化，和平与发展逐渐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要问题和突出特点。基于国际形势的以上变化，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出了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突出问题的论述。邓小平的这一论述，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也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依据之一。根据这一判断，党中央后来在正式文件中把和平与发展概括为时代的两大问题，有时表述为时代的两大主题、两大课题或特征。正是从这个时代特征出发，党中央提出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实施对外开放的战略中，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并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全面地形成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变化，使人类面临许多新的挑战。正是这些变化和挑战，引起党中央的高度警觉，对形势作出了一些新的判断。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肯定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方向没有改变，和平发展的大势不可逆转；另一方面指出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愈益突出，我国发展面临的各种风险在不断增加甚至集中显露，“安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习近平总书记呼吁各国要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同时，要求国内把防范风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树立和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突出抓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土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等各方面安全工作”，“坚持以全球思维谋篇布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坚持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统一，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努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以上说明，面对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中央对国际形势有了新的判断，对国际战略作出了相应调整。这种战略调整，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党一向重视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不仅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革命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发展了“两弹一星”等尖端科技，从无到有地壮大了国防工业，把单一陆军发展为合成军队，使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不断提高，国防实力日益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继承发扬人民军队光荣传统的同时，针对前一阶段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整肃、改革、创新、优化。首先，针对人民军队中党的领导在所谓“军队国家化”阴风背景下被弱化的问题，突出强调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党指挥枪的原则，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狠抓全面从严治军，果断决策整肃军队政治纲纪和作风纪律，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深入推进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动人民军队政治生态根本好转。其次，大力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重构人民军队领导指挥体制、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军事政策制度，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壮大战略力量和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和能力建设，构建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最后，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决把全军工作重心归正到备战打仗上，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强练兵备战，提高打赢能力，纠治“和平积弊”。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在继续贯彻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同时，面对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变化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一方面主动设置议题，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战略谋划，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积极发扬斗争精神，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霸凌行径、冷战思维，有力回击外部势力对我国内政的干涉，以及像“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抱着意识形态偏见，搞零和博弈，同时，维护海外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正当权益，不断改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新时代十年来，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进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大国关系；坚持亲诚惠容、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深化政党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行动的发起者、倡导者、组织者，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2020年全球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后，我国发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紧急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展现出负责任大国形象，赢得广泛国际赞誉。3. 全面准确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贯彻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港澳问题是中国近代史遗留的问题，老一辈革命家在新中国成立时考虑，暂由港英、葡澳当局掌控治权，有利于打破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封锁，等到日后条件成熟，随时可以收回。20世纪80年代，随着九龙半岛租期临近，邓小平综合考虑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用“一国两制”解决港澳问题的构想，允许“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并分别与英、葡政府达成协议。随后，于1997年和1999年先后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然而，一个时期以来，香港“反中乱港”分子勾结国外反华势力，多次举行非法集会、游行，疯狂进行打砸烧等暴力破坏活动，甚至打出“港独”旗号，使香港局势一度出现严峻局面。面对这些情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沉着应对，强调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指出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要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发展壮大爱国爱港力量，增强香港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为了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推动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先后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和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还建立了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也依法设立了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了公职人员宣誓制度。这些举措，解决了香港回归祖国后长期未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问题，对于香港由乱转治、有效落实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保障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稳定繁荣，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是香港主权回归后在治权上的真正回归。台湾问题是解放战争的遗留问题，老一辈革命家曾考虑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后，我们党进一步提出和平统一方针，并按照“九二共识”实现了两岸“三通”。与此同时，我们党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自从“台独”分子上台后，台湾当局不断加剧分裂，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势头受到严重冲击。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在对台工作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的重要理念和重大政策主张，形成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中国政府声明：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当美国高官窜访台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即环绕台湾岛进行实弹演习，对挑衅行径予以坚决回击。这也是过去未曾有过的。
七、在执政党自身建设上，更加突出全面从严的主基调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者、组织者，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这就决定了党通过自身建设，确保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变，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古人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一个人如此，一个党更是这样。尤其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长期处于领导国家的核心地位，又面临改革开放的局面，如何经受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的考验，如何应对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如何做到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确是必须时刻面对的严重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要说无法保持朝气蓬勃，就连领导资格也会丧失。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当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讲过：“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他还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经常地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这些论述说明，要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防止党员思想蜕化、脱离群众，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通过不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进行思想、作风和组织整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有很长时间处在地下或游击战争状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整顿，难以在大范围进行。直到抗战后期，根据地相对稳定了，才得以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开展了一场大规模整风运动。正是这场运动，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全国执政后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我们党又先后开展了一系列整党整风运动。这些运动有的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有的存在简单化、扩大化问题，留下大小不等的后遗症，但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而且对党执政后防止腐化和脱离群众确实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不再搞那种疾风暴雨的运动式整风，但并没有停止采用集中教育的方式进行党内思想斗争和作风整顿。仅1983年至2008年不到30年时间，就先后开展了整党、“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四场全党范围的集中教育活动。这些活动不同程度地解决了党员队伍中思想和作风不纯的问题，起到了在复杂环境下警钟长鸣的作用。但是，由于一度管党治党不严，一些组织软弱涣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不仅奢侈浪费严重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消极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甚至出现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新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恶劣情形，引起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变了原有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组织管理模式，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对党内生活带来不可低估的影响，引发了种种问题，组织观念薄弱、组织涣散就是其中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他说：“我们当前主要的挑战还是党的领导弱化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十八大之前有很多党内的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有所担忧，也就是在这里。”他强调，当前的主要问题是：“管党治党、执行纪律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为了解决“宽、松、软”的问题，党中央自十八大后，首先从中央自身立规矩做起，从制定和落实“八项规定”开局破题，陆续出台一系列措施和制度。从那时起直至党的二十大前，在全党或县处级以上干部中连续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教育实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及包括召开民主生活会环节在内的党史学习教育等活动。从这些年的实践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抓党的自身建设上，与过去相比最为突出的有以下两点。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也很重视对党员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但像新时代强调到如此程度的还未曾有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后出现的那些腐败分子之所以堕入犯罪深渊，追根溯源，问题都出在理想信念这个“压舱石”动摇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松动了，在个人至上、金钱至上、“普世价值”观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面前吃了败仗。改革开放前，我们党犯过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严重损失。改革开放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认识到我国由于经济基础落后，不仅社会主义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而且在社会主义阶段中还存在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需要实行一些与生产力实际水平相适应的政策，包括发展私营经济、吸引国外资本等。然而，有人又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共产主义遥遥无期，主张今后要少讲甚至不讲共产主义，只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行了；有人还提出，为了使资本家放心，中国共产党应当改名，比如叫人民党、劳动党、社会党；等等。受此影响，舆论界出现了一种怪现象，似乎谁讲共产主义谁就是“左”，就是反对改革，以至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中共产主义一词几乎绝迹。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建设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首先要从理想信念做起。”他批评说：“在我们党员、干部队伍中，信仰缺失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在一些人那里，有的以批评和嘲讽马克思主义为‘时尚’、为噱头；有的精神空虚，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幻想，‘不问苍生问鬼神’，热衷于算命看相、求神拜佛，迷信‘气功大师’；有的信念动摇，把配偶子女移民到国外、钱存在国外，给自己‘留后路’，随时准备‘跳船’；有的心为物役，信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享乐至上，心里没有任何敬畏，行为没有任何底线。”他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我们现在做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记初衷，不能忘了我们的最高奋斗目标。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含糊其辞、语焉不详。含糊其辞、语焉不详是理想信念模糊甚至动摇的一种表现，好像这个东西太遥远，我们也拿不准，所以就不愿提及了。眼前的事情，我们看得到,所以敢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敢提，‘两个一百年’敢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二○年就能实现了，看得挺准，更敢提。我觉得，作为党章明确规定的内容,作为我们党一贯明确坚持的理想，我们要坚定信念，坚信它是具有科学性的。如果觉得心里不踏实，就去钻研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多看几遍。”针对“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之本，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本。没有了这些，就是无本之木。我们整个道路、理论、制度的逻辑关系就在这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源于这个理想信念。立忠诚笃信之志，就是要坚定这个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还引用陈云关于“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观点，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得‘软骨病’，就会在风雨面前东摇西摆。”针对实现共产主义既然是很漫长的过程，为什么还要为之奋斗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没有必要为之奋斗和牺牲，那共产主义就真的永远实现不了了。我们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向着最高理想所进行的实实在在努力。”他还说：在党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尽管他们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会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他们坚信，只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持续努力，一代又一代人为此作出牺牲，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针对“要给共产党改名”的鼓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他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为了坚定全党的共产主义信念，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率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与理想信念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共产党在执政后还是不是革命党，还要不要革命了。一如前述，改革开放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被否定，有人以此为由，提出“共产党要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谬论，成为一些意志薄弱者放弃理想信念的理论依据。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针对这种把“革命”当成贬义词的舆论，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断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批评那种所谓中国共产党已从“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的观点，指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党的十八大后，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开展反腐败斗争，惩处了包括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委员和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在内的一大批高级干部中的腐败分子，真正做到了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同时，在党的纪律检查系统之外，又设立国家各级监察委员会，建立对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开展巡视的制度，层层落实管党治党的责任。在反腐败斗争中，还特别注意惩治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集团的代言人、代理人。同时，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贪腐的问题，做到“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这些举措使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反腐败斗争又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他指出，要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持久战，“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少数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之所以堕落为腐败分子，除了思想上的原因，也有经济上的原因。改革开放后，不断加大市场在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并鼓励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商品交换的原则很容易渗透到党内生活中，各种物质利益也很容易产生诱惑作用，如果放松思想上的警惕，意志不坚定的人很容易掉进陷阱，成为资本的俘虏和代理人。因此，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防止和制止腐败蔓延，除了思想、作风、组织的整顿外，还必须从制度上入手，健全规章，堵塞漏洞。这就要求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和资本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正确认识和警惕市场的缺陷和资本的特性，切断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与国内外私人资本之间可能出现的利益关联，制止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与私人资本之间搞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利益输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提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概念，指出：“对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所谓‘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进一步指出，要“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重申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鲜明指出，我们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这些论述和做法，都是过去少见甚至未曾见过的，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和明显作用。除了以上列举的新时代十年在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上呈现出的七个方面的阶段性特征外，从党中央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了新发展阶段的论断，也可以看出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在党的十八大后确实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新时期是进行了并将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时期，是办成了并将继续办成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攻克了并将继续攻克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和长期积累的矛盾的时期，是推进和拓展了并将继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时期，是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时期，是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时期，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时期。这个新时期要回答的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与此前要回答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有联系，但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2]《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
[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4]《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
[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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