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这是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史做出的重大历史总结。保持信念信仰坚定，最重要的是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这里刊发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今朝教授等撰写的阐述共产主义的学理性文章，以供研究参考。该文的一个修改版发表在《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2期上。
对共产主义的本体论再认识
王今朝 金志达
【提要】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构想，是人类的理想境界。共产主义运动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阶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共产主义运动有不同的条件，要解决不同的问题。历史上，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伟大成就。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因此，我们可以把与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运动正相关的运动也看作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样，毫无疑问，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如火如荼的发展。而且，反共产主义运动越强大，未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势能就越强。随着美国的衰落和新自由主义式微，以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的2012年为开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
没有马克思和马克思的遗产，就没有人类的美好未来[1]，因为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必然规律。马克思最重要的遗产就是共产主义学说。这个学说影响下的共产主义运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可争议的证明。然而，共产主义运动也会给共产主义运动造成障碍！造成障碍的一个机制就是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2]。早在20世纪50年代，围绕是否以及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共产党内部就有激烈的争论，并在60年代中期演化为激烈的党内斗争。只是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过渡，并在经济平等基础上实现了长足的经济科技发展[3]，推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向前发展。1978年以后，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发展模式，中国实际上是从毛泽东主席所确立的模式上后退了。1990年前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共产主义陷入低潮。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干部里和社会上也产生了一种共产主义遥遥无期论，甚至虚无缥缈论[4]。随着老一代革命家的逝去，青年人、年轻人起来了，许多人不了解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所走过的道路了，生活的压力大了，越来越少的人想去了解了，更何况宣扬“盖棺论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从20世纪50年代就致力于将共产主义事件的痕迹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中抹去[5]。虽然邓小平、陈云等都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共产主义必将发展，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对共产主义的提及和研究大大减少了。共产主义一词不仅淡出普通人们的视野，而且在一些人眼里成为笑谈、乌托邦，甚至在一些受到西方影响的极少数人那里与罪恶联系起来。面对多个方面因素交叉作用下形成的共产主义话语的退场[6]，面对“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7]，本文旨在证明，共产主义运动不仅在过去是苏联、中国的事业，在今天也是中国的事业，共产主义不仅是今天亚洲的事业，也是今天欧洲、美洲正在发生的事情，与人类命运忧戚相关，是不能被遗忘，不能不被继续下去的事业。本文基于矛盾的分析方法，来对共产主义进行本体论再认识，继承和推进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8]。这种本体论认识能够以丰富多彩的贴近现实的形式重新唤起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兴趣，让人们从形形色色的国内国外的资产阶级理论家打造的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枷锁之中摆脱出来，使人类向真正的自由迈出新的步伐。一、共产主义是具体的世界运动与实践——基于历史的证明
这里的历史指从《共产党宣言》发表的1848年到1980年。通过探索存在于事物的相互作用和普遍联系，特别是其中的因果关系，马克思主义表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这里，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的概念。但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形态，还是一种社会运动，只有通过社会运动，这种社会形态才能不断地趋近。否则，就是把它变为空想。从现实的运动看，共产主义理想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现实的。
早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巴黎工人革命团体就产生了“共产主义”概念。它有两重意义：既渴望消灭私有制，实现财产公有制，又力求建立作为社会基层自治组织的“公社”[9]。大约在同一时期，法国的L.A.布朗基（1805～1881）、埃蒂耶纳·卡贝（1788～1856）和T.德扎米（1803～1850）等人开始使用“共产主义”一词来表达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在十月革命之前，“共产主义”一词就因《共产党宣言》的广泛传播为世界所知。
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共产主义不（仅）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仅）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和社会形式，不（仅）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不（仅）是学说，而（且主要）是批判的原则和行动，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0，11]。1887年1月26日，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中说，“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主义者要求共同占有土地和为共同的利益而共同耕种，对其它一切社会生产资料——矿山、铁路、工厂等等也是一样。”[12]1890年8月21日，恩格斯在写给奥托·伯尼克的信中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表示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即使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指逐步地实行），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这已经由他们的许多个生产和消费协作社所证明，……。”[13]可以说，如果没有外力的阻碍，共产主义早就已经成为世界现实的运动。所以，共产主义运动其实就如牛顿所揭示的物体运动规律一样，是内在的，是本来要发生的事情，只是受到了外力的阻碍才没有令人们普遍地感受到它在发生，它需要发生。
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困难就是来自外部的阻碍，就如一个种子是否发芽、是否茁壮成长取决于外部的光照、水分、土壤一样。共产主义是以一定的国家、一定的阶级的整个生活条件为基础的，是从现实状况中生发出来的实践。“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4]现存的事物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工人阶级没有工作就不能生存。工人一方面渴望工作，为争夺就业机会而激烈竞争，另一方面即使得到工作，工作和生活境况也极端恶劣。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工人渴望工作，却又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劳动。工人所遭受的来自资产阶级的逼索、剥削和压迫，以及同时所遭受的来自本阶级内部的竞争所形成的强大的生存挤压就是共产主义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15]这种工人阶级的内部竞争其实也是由资产阶级统治这种外部条件造成的。
共产主义运动既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暴力的。和平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可能转化为暴力的共产主义运动。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把本国包括农民在内的无产阶级驱赶到战场，为自己攫取资源、财富和市场，并极大地从肉体上消耗他们、毁灭他们，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消除掉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矛盾。列宁马上意识到，这会造成一个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向其它国家的阶级矛盾的转化和传导，资本主义链条有可能在最薄弱的环节打破。于是，资产阶级这种愚蠢地消除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矛盾的政策导致了在俄国一个国家爆发了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当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发现十月革命所产生的人类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对他们构成威胁后，又马上掉过头试图使用军事的手段来消灭它。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对落后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恐惧本身就证明共产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性。
暴力的共产主义运动必然辅之以和平的共产主义运动。在1918年夏至1920年底的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将国家的经济生活全部转入了战时轨道，实施余粮收集制、工商业企业普遍国有化、封闭市场、实行普遍的劳动义务制等等。列宁1921年在《论粮食税》中首次把这些战时的政策和措施统称为“战时共产主义”，并且指出：“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付的都是纸币。我们当时不这样做就不能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里战胜地主和资本家。”[16]“在战争时期，特别是当国内战争切断了我们与西伯利亚、高加索和整个乌克兰这些产粮区的联系，切断了煤炭和石油的供应，以及减少了其他燃料的来源时，我们已处在被包围的要塞中，不实行余粮收集制，我们就不能维持下去，而所谓余粮收集制，就是征收农民的一切余粮，有时甚至不单单征收余粮，还征收农民某些必需的粮食，以求能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和使工业不至于完全崩溃。”[17]这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让一个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必然依然十分落后的国家熬过了这样一场战争，保全了必然导向社会主义胜利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使超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所必要的限度，但还是有益的，也是成功的。列宁没有说的是，这种战时共产主义还意味着消费的配给制和均等化。这种配给制和均等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里和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实行过。
列宁即使在解决了外来的威胁后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为此，不能不对战时共产主义加以部分的否定[18]，也肯定了“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19]尽管列宁认为苏俄不能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20]，但抓住商业其实也是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而且，在无产阶级专政熬过那场严酷的战争时，苏联红军不得不依靠处于劣势的武器装备来对抗装备得精良得多的敌人。很显然，这种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状况如果不加以改变，在不可能排除的未来的敌人武器可能会更加精良的战争中，就会给无产阶级政权带来严重的威胁。苏联要改变武器装备的劣势状况，只有依靠工业化一种出路。而苏联的工业化也只有依靠内部积累一个出路，内部积累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必然只有农民一个源泉。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高而多付一些钱，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收一些钱[21]。这样，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认为，苏联不得不向社会主义过渡。联共（布）于1929年12月和1930年6月连续举行了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提出了全力开展农业集体化、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用新技术装备苏联工农业的路线和方针[22]。抽象地看，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话语看，这个路线和方针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线和方针，但它其实是苏俄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所唯一能做的。实施工业化的企业形式必然是国营企业。苏联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共产主义运动向前发展的重大步骤。它甚至导致英美德法等国在20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普遍左转，认为苏联模式优于美国模式。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所经历的这一切将在20年后的中国重演。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面临20世纪20年代苏联几乎同样的选择。
众所周知，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中共一大召开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宣言》把党员称作“共产主义者”，并提出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出，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是共产主义者追求的理想，而“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23]。毛泽东1937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提出：“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24]但他1937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25]在1939年12月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强调：“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26]。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参与的情况下独立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可见，早在革命成功之前，共产主义就在毛泽东那里朝斯夕斯，念兹在兹了。唯有这样，才能磨砺以须，及锋而试。《尚书·大禹漠》说：“帝念哉！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从1927年至今，有多少中国人如毛泽东那样念共产主义呢？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毛泽东在面对抗美援朝以及国内经济，特别是工业化急迫需要发展的情况下，也选择了快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主义运动之路。对此，毛泽东早就进行过明确阐述：“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27，28]中国共产党在决定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于1953年6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此进行专门讨论，形成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中央政治局确定的这条总路线，从此，中国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国的这个社会主义进程不是如苏联社会主义进程那样建立在外敌入侵的现实威胁下，而主要是经济发展上的时不我待，[29]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30]。
共产主义运动从来就是一种系统工程。中国工业化即使可以从苏联得到必要的技术援助和所必需的机器设备，为了使用这些技术和获得这些机器设备所需要的积累、资源依然如苏联那样需要主要得自农民，而且要大量地快速地得自农民，而且在得到后要有效地加以运用。为此，必须快速提高农民的生产率，而这只能通过合作化、集体化、公社化；为此，必须保证农业劳动力的足够供给，而这只能通过建立一种严格区分城乡的户籍制度；为此，必须建立一套从农村汲取农业剩余的机制，而这只能通过改造农村的行政组织，实行政经合一的公社制度[31]；为此，必须快速提高城市工业的生产率，而这只能通过公有制企业。
在公有制制度建立后，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也要建立起来。公社内部必然实行平等分配（不仅是按劳分配）。我国改革前的农村，有些地方生产队里向各户分配粮食时，采用“人七劳三”的原则，即家里人口数占70%，家里提供的劳动量只占30%。后面这30%是按劳分配，前面的70%事实上是按生存需要进行分配[32]。这说明，我国早就有过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实践了。即使是那些按照按劳分配原则进行分配的生产队，分配也必然要满足农民家庭非生产性成员的需要。有人说，我国工业化是靠牺牲农民换来的。实际上，我国城市部门工人的收入也不高。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部门采取了以“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等为特点的分配制度[33]。我国工人的状况比农民的状况是要好一些，但这是这种好一些帮助造就了全社会羡慕工人的一种氛围。无论是农村的平等分配还是城市的平等分配，实际上都是一种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只不过这时的“需”因为生产率还很低而还不可能高而已。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之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过渡完成后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在毛泽东主席逝世时，中国形成了初步完备的工业体系。这就使得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获得更好的物质基础。共产主义运动的生命力如此强大，以至于美国到20世纪70年代不得不对其实施已经20余年的封锁中国的政策改弦更张。直到改革开放后，陈云依然认为，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的“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依然是好的，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34]。因为高就业实际上就是让大家普遍有饭吃，低工资使得大家都有饭吃的成本也不是很高。“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恐怕在今天的中国也是好的。
反殖民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共产主义运动。把反殖民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列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畴不是虚假的。现实中，反殖民地运动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下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壮大的[35]。有意思的是，美国作为二战的最大受益者，也推动了反殖民主义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打破英法等国的殖民主义体系比较符合美国利益。虽然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下，美国崛起为世界的霸权，但美国的霸权可以说只是在二战后达到顶峰，之后就不断衰落。标志事件之一就是美元与黄金脱钩。在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又与中东石油挂起勾来，美元的霸权从而美国的霸权才得以继续维系，但也是在不断衰落之中。而且，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国内的自由主义哲学在知识界、学术界较为盛行，在政界也不乏声音。既然把共产主义看作是批判现实和改造现实的运动，那么，美国的这些变化可以看作是美国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实际上，美国共产党作为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者所采取的策略也不得不同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条件相适应。英美等国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不证明其内部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发展。实际上，英国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主张既坚持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又实施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国家作用。这种“新”自由主义与后来在英国美国出现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有着相反的诉求，它对英国的福利国家运动产生了重要推动[36]作用。其早期代表人物为格林（T.H. Green，1836-1882）。格林的思想在20世纪被凯恩斯、罗斯福、罗尔斯等所吸收和承继。列宁说：“一切革命，尤其是20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一条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或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政治活动（一切真正的革命的标志，就是在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37]在英美没有典型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条件的时候，它们发生的任何与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运动正相关的运动都可以看作是后者的一部分。在这种意义上，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一定在发展，只是还表现得不充分。但这样一来，它未来必然发展。而且，英美等国越逆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运动潮流而动，其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势能就越强。
从这些角度讲，在历史上，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从理论走向了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二、共产主义运动是现实的需要
这里的现实指1980年至2020年这个时期。当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中国建立后，其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许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稳定抱有过高的信心（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证伪），而对资本主义的威胁估计不足（被“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等论调所证实）。在这个时期，共产主义作为现实的需要主要不是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上，而是主要是表现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攻及其实践以及各国对这种进攻和实践的反思和反应上。
在西方，就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试图通过采取一种较为现实的承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不具有稳定性的态度从而阻止马克思主义在欧美社会传播的时候，也出现了他的对立面，即米塞斯、哈耶克等人。哈耶克
（1944）攻击苏联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是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
（1948）《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认为，只有个人主义才能成就经济秩序[38]。这就使得极右主义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以学术研究和政治运动等方式集聚能量，只是在二战的大背景下还不可能过多显露而已。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包含着丘吉尔等人试图把法西斯德国的祸水引向东方的阴谋。麦卡锡主义把20世纪50年代初的美国搞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连为美国国力做出巨大贡献的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等人都无法幸免，至今余威犹在。弗里德曼（1964）主张只有资本主义才能给人以自由。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极右主义者还共同聚集在朝圣山学社
（Mont Pelerin Society）这个旗号下。其它社会组织如美国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等机构，也成了西方极右主义政客、活动分子、媒体人物和经济学家的活动基地。在斯大林、毛泽东主席一代人的基础上，苏联和中国已经解决了外国借助军事手段攫取本国经济利益的矛盾问题。但当解决了这个矛盾后，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当外国无法依靠坚船利剑攫取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时候，他们就打起了经济战、金融战、贸易战、技术战、司法战、社会战、制度战、舆论战、理论战、文化战等和平演变的主意。战后的英美领导人大都没有与苏联领导人合作的经验，反倒都是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赫鲁晓夫等人的政治领导能力也根本无法与斯大林相提并论。在它们的运作下，在大资产阶级的资金、媒体、理论支持下，一度在罗斯福时代因军事需要等左转的欧美政治的右转就是不可避免的。在极右主义这种保守意识形态之火中，在与“新”自由主义的对抗中锻造出来了一种看起来很新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39]。20世纪80年代，接受了这种主义的里根、撒切尔分别在美国和英国上台，使得它成为此后英美的主导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是垄断资本利益的表现。它系统地渗透进了政府，推翻了二战中罗斯福、丘吉尔等人所制定的英美外交原则，目的之一实际上是打破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他们认为，这种秩序是西方对苏联、中国等国以及英美国内的无产阶级所做的不必要的让步。所以，在英国，撒切尔把许多国有企业给私有化了，在没有多少国有企业的美国，里根采取措施，极力地打压工会，削减社会福利开支。
在美国，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还给新自由主义提供了一种看似实际的现实基础。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抓住这一机会，把自己打造成未来的发言人，把新自由主义打造成一种似乎适应未来时代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美国扼住了经济现代性的咽喉：网络。差不多30年里，他们通过不断著书立说一再向世界各国灌输“人类已经进入到后工业社会，新技术将创造一种乌托邦文明——信息社会”的理念。在这种社会里，新的统治阶级将由投机资本家、创新科学家、黑客天才、媒体明星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一句话，数字精英——所构成。加州意识形态的头头们强调在网络的混杂生产关系中保存社会等级。如果别的国家想进入信息时代，他们就必须效仿美国特有的社会制度。这被西方人称为硅谷中的斯大林主义[40]。但是，他们不会宣传圣西门的新技术和社会发展的最大潜力不能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实现的预言，也不会强调，少数幸运的数字精英能够通过把股票卖给华尔街的投机商而变得十分富有，有些人可能成为千万富翁，而大多数人实际上依然只是雇佣奴隶的事实。欧美的统治者还用金融战争、网络战争和生物战争等方法来对抗其它国家，并把它们说成是与新自由主义相一致。
拉美作为美国的后花园，深受美国新自由主义之害。新自由主义甚至把其在拉美国家的实践在1989年总结为华盛顿共识。如果说，哈耶克、弗里德曼的极右主义还是以一种批判、否定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则以一种构建的面目出现。它打着促进相关国（开始是拉美国家后来逐步扩展到其它国家）福祉的旗号行颠覆其它国家之实。在这种“共识”的支配之下，多个拉美国家频频陷入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之中。拉美由此也不断出现同情或倾向于社会主义的领导人。
在西方哈耶克、弗里德曼的极右主义以一种和平的学术的方式继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这种极右主义毁灭后在英美等国兴起的同时，在南斯拉夫、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也兴起了改革话语。这种改革话语还在斯大林逝世后像瘟疫一样传染到苏联，并最终引起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但经过近30年的调整，俄罗斯已经开始从苏联解体后的状态中实现了初步的稳定，已经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危害，重新认识斯大林的伟大。普京或许正在为普京后的时代进行布局。
法共中央领导成员、马克思园地协会主席、律师帕特里斯·科恩-塞阿奥在20世纪末对全世界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总结说：“自由、平等、博爱是整个左翼追求的理想，共产主义则是这个理想和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会合。这种批判在行动上表现为发展工人运动，在思想上则是把资本主义当作剥削、统治和异化的制度加以剖析。资本主义是一种不人道的制度，因为它把劳动贬低成一种普通的商品，造成人与人、国与国乃至大陆与大陆之间的竞争和对立”[41]。法国共产党总书记罗贝尔·于在《共产主义新规划》中主张，要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作为目标和动力，不是去实现预先设计好的某种社会模式，不是由暴力、也不是通过内战、分裂和个人之间的争斗，而是通过联合个人变革意愿来进行一种改造现实、逐步渐进的全社会的革命
（费新录，2000）。美国共产党认为，个人要选择自己的生活，但他面对的制度却制造失业，使人生活变化无常；个人有话要讲，但占主导地位的逻辑却使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个人愿意参与，但国家和企业把他们排斥在外，因此，美国的革命和民主的精神需要进一步发扬[42]。当美国2007年和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后，占领华尔街运动兴起了。美国总统候选人桑德斯打出了社会主义的旗号。这是社会主义重新出现在美国社会的标志。《21世纪资本论》《逃离不平等》都是描述这个世界艰难、痛苦和不公正的宣言。而且，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大火持续数月不灭、流感致使上万人死亡、频频退出国际组织，显示了美国政府的虚弱。由于美元的衰落、经济增长的趋缓、基础设施的老化、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庞大的财政和对外债务、对军事干涉和入侵的依赖，美国正在陷入发到一场根本性的系统性的危机之中。全世界包括欧洲、日本和俄罗斯正在对美国即将发生的危机做适应性调整。
1978年后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以改革开放的方式采取了与列宁新经济政策类似的一种政策。截至1999年6月底，全国私营企业达到128万户，从业人员1784万人；个体工商户达3058多万户，从业人员6001多万人。截至2000年5月底，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近35万个，从业人员约2000万人。这些私有制的工商业户数量、就业人数远远超过新中国三大改造完成前的私营工商业户数和就业人数。据统计，1955年底原有私营工业共8.8万多户，职工人数131万人；私营商业（包括资本主义商业和个体商业）243万户，从业人员313.8万人[43]。“从1998年到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中，国有企业数量所占的比例从39.2%降至4.5%；在全部工业资产中，国企所占份额从68.8%降至42.4%；国企提供的就业占总就业的比例从60.5%降至19.4%。1997年，国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7%，而到2010年已经降至15%，非公部门不仅是中国创造最多经济产出（约占GDP的70%）和就业的部门，是强有力的增长引擎，而且也是创新最为活跃的经济部门。根据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报告
（2009），中国65%的专利和75%的技术创新都来自非公经济。”[44，45]2018年，1857.0万个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1834.8万个，占98.8%；港、澳、台商投资企业11.9万个，占0.6%；外商投资企业10.3万个，占0.6%。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7.2万个，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0.4%，私营企业1561.4万个，占84.1%[46]。也就是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国企数量已经与外资数量差不多了。在这种政策之下，根据不同的统计口径，中国GDP达到了世界第二甚至第一的水平。这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发展。如果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那么，中国崛起就是20世纪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当然，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个事件也是不可能的。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加入WTO，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根据马克思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对中国这种实践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提出质疑。虽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十年规划，还有宏观调控的各种目标，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有关于经济活动的各种法律法规，虽然国家政策强调要改善民生，要通过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去发动群众，把动员群众同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但改善民生不只是就业，更不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去到私有企业里就业。在私有企业里就业，就会产生一个带来极大矛盾的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有报导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亿万富豪最多的国家之一。按照马克思理论，可以说，少数人已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已经使得资本的再生产在中国早已不是孤例了。按照某些指标（比如最富有者财富、收入与一般老百姓财富、收入比例），中国早就出现两极分化了。按照列宁的阶级定义，中国早就出现一个资产阶级了。因为中国早就有一群人主要依靠拿工资的常人难以企及的利润取得收入。这些人就是列宁所定义的资产阶级，只不过没有掌握政权而已。通过这种类似新经济政策的改革开放方式，中国共产党与工农结成的联系被削弱了。从生产关系看，至少在工厂里，工人、农民工是听命于资本家的，而不是听命于共产党的；这些工厂的剩余首先也是属于资本家，而不能被共产党拿走用于全社会的用途——如果这些企业是国有企业，国家是可以拿走企业剩余的。这样，共产党在获得资源的能力和获得民众的支持上就在一定程度上被自己的政策和法律限制住了。从社会关系看，中国放手发展私营经济，使得中国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其它联系越来越弱了。私立医院的发展，律师事务所的建立，私立大中小学的兴起，使得许多医生、律师、学者、教师变成了资本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很显然，尽管中国私营企业发展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但它无疑也使得中国的大批工人和农民处于了对资本家的依附之中。市场宗教派故意抹杀社资矛盾，将其说成是市场与市长的关系。这些工人和农民对于依附资本家没有斗争吗？当然有！而且，这种依附越深，斗争就会越激烈，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向前发展。更何况，在大力发展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的背景下，中国没有发展起自己的飞机、汽车、电脑、芯片等生产能力。如果苏联人造航母需要有苏联部长会议、苏联党中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国防工业委员会、9个国防工业相关的部委、700多个相关的工业8000多家相关的配套厂家，一句话，需要伟大的强大的苏联存在[47]，那么，在中国，除了人大会议、党中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各个部委以及工厂，还缺什么，导致我们国家长期没有航母、没有芯片，没有基础软件呢？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早在1998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经济发展就遇到第一次内需不足。2008年，在西方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再一次遭遇内需不足。2014年后，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7%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水平的新的常态中。十九大提出了中国社会新的主要矛盾的判断。从对外关系上看，中国从反霸的立场上大大后退，对外采取具有“三和一少”色彩的政策，在贸易上从国外大量进口资本品，尽管这些资本品并不一定代表先进技术；在投资上，采取“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大力进行招商引资，在政治上，甚至党的许多干部被派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以及新加坡等地学习。
对所有这一切，习近平做出了理论上的回答。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48]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49]在实践中，十八大后所确立的“八项规定”初步改变了弥漫社会的奢侈浪费之风。强力反腐已经使中国的政治生态大大好转。精准扶贫正在解决中国生活最困难的群众的生活问题。自主创新正在推动中国成为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制度建设正在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定型化。十九大明确了中国社会的新的主要社会矛盾。更是值得指出的是，针对2019年发生的尚不明来源的武汉疫情我国就采取了一场共产主义运动。从国家拨款负担染病者医疗费用到迅速新建数家专门医院，从外省医生迅速抽调武汉支援到军队接管，从中医介入到群防群治，从国内到国外，从单位到个人，都围绕打赢病毒阻击战组织了起来。这是共产主义将在中国永存的一个鲜明而具体的预演。
三、共产主义运动的阶段论问题
马克思认为，预先设定一种制度是教条主义的做法，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才是真正的实践哲学[50]。共产主义运动作为社会矛盾推动的产物，毫无疑问是有阶段的。
有些阶段是外部困难太强大而必然出现的。当欧洲的工人运动高潮来临时，马克思恩格斯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工人运动中去。在英国工人运动高潮过去后，马克思恩格斯就转而从事科学研究，为迎接未来的工人运动高潮而斗争。当俄国的社会矛盾开始激化时，列宁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当俄国革命的一个高潮过去后，列宁出走国外，从事理论研究。当俄国社会矛盾再次激化，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秘密回到俄国，推动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成功建立了人类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为了稳定刚刚成立的政权，列宁不惜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为了应对外敌入侵，列宁不得不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解决了外敌入侵后，列宁又采取新经济政策。在列宁逝世，斯大林开始采取工业化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中国革命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成立的，成立之初，就参与到国民党的活动中。而当大革命因反革命大屠杀而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从地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开始了新的战斗。随后经历了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抗战胜利，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迎来新中国的建立。新中国建立初，先进行稳定财经，再打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右运动，一五计划等等。共产主义的运动确实是分阶段的。
有些阶段则是因没有把握机会而可以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设想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发达国家变为现实，但他们无缘看到。列宁提出发动十月革命时，并没有立刻得到所有同志的支持。陈独秀并没有带领共产党采取坚决的斗争对抗国民党。井冈山根据地也几次易手，最后因排斥毛泽东正确的领导不得不进行战略的总退却，只是在退却的过程中由于再次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权才变为长征。长征充满了艰险。到达延安后，在抗日政策上，如何执行一条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党内也有严重的分歧。只有中共七大才牢牢地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如果说，解放战争进行得得心应手，那么，在建国后，围绕如何建设国家，实际上存在许多争论，要不要打抗美援朝战争，是农业优先还是工业优先，是计划经济、农业集体化公社化还是“三自一包”，是支持国际的反殖民主义、反霸权主义的斗争还是“三和一少”，是迁就苏联赫鲁晓夫之流的修正主义思路还是与之进行斗争。每一次争论解决不好，都可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西风压倒东风，都有可能妨碍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都可能使共产主义的高潮变为低潮，都有可能使历史改写[51]。所幸的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共产主义运动在因而在世界继续向前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究其原因，恐怕是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采取了一种收缩政策所导致的。苏联在十年后即将解体，证明赫鲁晓夫提出和平长入共产主义和之后进行的改革完全是或大部分是一种空想。戈尔巴乔夫有意毁掉苏联政权也许将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永远不能忘记的伤痛[52]。
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证明它可以在革命时期以疾风暴雨的方式高歌猛进。但随之而来的政权以及新老领导人交替却可能使革命时期的高歌猛进变成和平时期的“和风细雨”。经济落后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成功使它总是要面临一个问题，即经济发展及其所采取的模式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是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愿望”[53]。列宁和毛泽东主席早就给发展下过科学定义。列宁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看来，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想要经济发展，不得不工业化，不得不重工业优先发展，不得不系统地从国外，甚至从资本主义国家得到必要的资源，特别是机器、设备，否则工业化就难以实现。斯大林是借世界经济危机之机从德国等国进口了机器设备来满足本国的工业化需要的。中国则是从苏联得到156个大型工业企业项目的援助，由此奠定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如斯大林那样的具有钢铁般意志和如毛泽东那样的具有雄才伟略的领导人已经不在了。老的领导人下去了，新的领导人上来了，这个时候，共产主义运动就可能变成和风细雨。经济落后国家的发展总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其中尤其是需要处理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采取一定的妥协是必要的。毛泽东主席时代打下的基础使得中国这种妥协也有了条件。美国的国际战略重心主要是在欧洲，其国际注意力长期放在和平地颠覆苏联上。苏联解体后，美国又在中东、阿富汗陷入了近20年。中东之所以吸引美国的注意力，原因至少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中东有石油，中东石油牵涉世界能源供给的神经。二是美元的国际地位与石油标价紧密相关[54]。这就给中国一个相对安定的国际环境，使得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有条件变成和风细雨。
即使和风细雨已经在某些方面变成无原则的退却，即使有些机会没有把握，即使有些代价已然付出，也可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包括苏联解体在内的一切共产主义运动的顿挫都不是只有失败。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和代价也都必然会缓和中美关系，至少使美国政界商界、军界之间以及它们各自的内部之间对中国的判断产生争论。而中国的这个妥协，无论有无必要，在多大程度上必要，总是向世界各国宣示了一个事实：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将会意味着中国输出革命[55]。中国改革开放所付出的代价总是向世界各国显示了中国和平的诚意，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国家的信誉。如果考虑到后来的领导人都没有媲美毛泽东的才能，那么，采取这个战略确实是最好的选择了，也许，它已经被毛泽东所预见。而特别是，在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暗流涌动时，发达资本主义的矛盾也日益发展。美国建国以来，只有16年没有打过战争，其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已经大大下降了，而且日益呈现出系统性、根本性危机爆发的衰败之象了。从这种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的角度就可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的观点了[56]，也就可以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明显背离之处了。
四、未来的共产主义运动
在可预见的将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还只能在资本主义的限度内发展，还难以有质的发展。这一是因为暴力革命的条件不成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相当好的军队和警察，武器装备精良，交通通讯便捷，而其社会矛盾还不够激化，人民还没有到普遍活不下去迫不得已进行革命的程度，还不足以导致在资本主义国家镇压革命时军队拒绝开枪，指挥官犹豫不决[57]。二是因为无产阶级和平、合法地取得政权的努力本身可能有许多弱点，如对自身力量发动的不充分、对时机把握的偏差、对资产阶级实力的错误估计，而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还很强大，防范共产主义运动的工具多样[58]，而且很容易化解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各种潜在或实际努力，以至于这些努力甚至没有人提起[59]。这就使得，作为今天世界仅有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处的阶段就基本上代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沿。与资本主义妥协的成本会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越来越高。而且，一味妥协是不够的。如果中国做了充分的妥协，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人民表达了充分的善意，但其垄断资产阶级还必须置中国于死地而后快，那么，中国只有绝地反击一途了。如果美国感到中国对它的国际地位具有最强大的挑战性，美国国内对中国的强硬态度趋于主导，那么，中国只有通过加强国内团结，发扬抗美援朝精神一途来对抗来自美国的压力了。中国与全世界诸多国家，包括美国所形成的联系使得这种对抗将是一损俱损。想必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还没有恶化到愿意承受这种结局。相比之下，中国建国只有70多年，艰苦奋斗的精神犹在，承受这一结局的能力或许相比其他国家更强一些。考虑到这些，就中国而言，未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抛开对国外威胁的过多顾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2017年9月29日下午就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进行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60]。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撰写并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在中国，如果不加以控制，必然出现一个坐大的资产阶级，必然出现严重的阶级对立。实际上，按照邓小平的预测，早在21世纪初，中国就应该开始着手解决两极分化问题了。没有真正的公有制为主体，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投资、就业、工资、劳动条件、企业兼并等要害问题就没有发言权，更不用说决策权，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不仅没有共同富裕，而且自己的肉体遭受折磨、精神饱受摧残。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只能是达到共同富裕的辅助剂。中国今天更不能再如1789年的革命者所声称的那样承认私人所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了。因为只要这种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民主、民生就在它的面前碰壁。资本只关心资本的盈利，如果政府和政党也只关心资本的这个关心，把老百姓的就业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变地寄托在资本那里，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了。面对今天中国的所有制格局，如果陷入“必须惧怕战争甚于惧怕失败”的贝当主义，惧怕革命，惧怕剥夺剥夺者，共产主义将可能在未来遭遇更大挫折。根据劳动价值论，当财富在少数人手中集中，但生产工具自动化、智能化从而革命化，大量劳动力被排除在劳动大军之外之后，于是，企业产品的价值将下降。但更重要的是，当劳动力被排除在雇佣劳动之外时，产品价值再下降，也难以产生足够的需求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生产了。于是，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走完了粗放型发展道路，进入到垄断生产和精益生产时代，进入到利润率下降规律支配时代或者用西方经济学的话语说，资本收益递减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大资本会吃掉小资本。即使再鼓励私人创业，创业机会也消失了，不见了。由社会来掌握尽可能多的生产资料的时代来临了。
马克思曾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61]按照马克思的这个设想，从字面来理解，仿佛非要社会生产力提高到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和阶级差别已经消失，社会物质生活资料极大丰富，才可以实现生活资料“按需分配”的原则，社会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作为批判现实的共产主义思想和改造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把按需分配理解为对共同富裕的肯定和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的否定，从而也必然是对私有化（过程）的否定，并在这个基础上否定中国所有制结构发展为私有制为主体（状态）的前提。因此，这里的所谓“按需分配”，就是社会按照人们的实际需要分配消费品，即相对那种把外在（收入）因素作为消费品分配的唯一的或主要的标准和尺度，更加把人的需要，特别是那些今天处于低收入等级的家庭的需要作为消费品分配的重要尺度，基本满足所有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虽然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已经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已经不是马克思在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描述的那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62]，而是在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新新社会了。列宁曾说：“我们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进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在中国生产力足够发达，在社会可以掌握尽可能多的生产资料后，社会主义的分配和消费模式不需要强攻就可以逐步实现了：把消费品分为住房、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住房推广租房制，房屋来源由国有企业提供。“大厦千间，夜眠七尺”，解决住房多占问题，让人人拥有住房的权利。根据年龄、劳动力、职务、职称、家庭规模来设计工资和薪金。普通消费品购买设置家庭账户，全国联网，平衡余缺。对奢侈品实行高定价。国内产品对国外按照国际价格销售。在这种模式下，经济年增长4%已经绰绰有余。不需要庞大的金融部门。这种模式即使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比让大多数人最大限度地压缩自己的需求，用非常贫苦的方式，用很少的钱过个人的生活要好得多！它可以解决资源耗竭，进口巨大问题，可以避免经济危机，可以应对任何可能的外来冲击。
至于生产，当中国由社会掌握了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后，它就是有计划的了。由于中国生产力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所以，也不存在搞活经济的问题了[63]。有了计划，中国就可以按照国家发展的需要来配置资源到创新部门中去。可以安排出一个由大学、研究机构和高新产业构成的创新部门，专门从事创新。这样，中国的创新就可以推动中国的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而且无需担心缺少有效需求。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共产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论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运动向前发展的最大阻碍是缺乏理想，缺乏信念。理想会推动我们行动起来，构造一个新世界。共产主义社会从来不是唾手可得、一蹴而就的目标。担心没有条件而没有行动，事实上却是放弃机会。在能够发展公有制的地方发展公有制，在能够贯彻社会主义分配和消费关系的地方贯彻社会主义分配和消费关系（比如消灭私人房租）。不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在宣告哈耶克、波普尔之流的哲学在统治着中国，就没有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更没有自己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6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者，如毛、周、朱等，战争时节，他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和平时期，他们只争朝夕，建立公有资产无数，更护以强大上层建筑。终其一生，两袖清风，夙夜为公，为的是中华之崛起，民族之屹立。”建国者之所以这样，不仅仅是因为高风亮节，而且是因为他们拥有世间少有的政治哲学。因为他们深知，他们既然两袖清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上行下效，于是，一个政治清明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就能够建立起来了。反过来，假如毛泽东主席个人要建立家族企业，要拥有巨额的家族财产，那么，周总理、朱总司令也可以同样要求，而其它将帅和大小官员也就可以照此办理了，而老百姓的生活就不可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了。这样，不就是推翻一个四大家族的统治，又建立起一个若干家族的统治了吗？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者所不取和所不齿的。党的十二大报告忠诚地重述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基本观点：“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在我国得到完全的实现，还需要经过若干代人的长时期的努力奋斗，但是，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运动……这种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65]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66]“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没有必要为之奋斗和牺牲，那共产主义就真的永远实现不了了。我们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向着最高理想所进行的实实在在努力。”[67]“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68]
如果说，我们在过去曾经怕这怕那，那么，现在，应该是到了勇于用共产主义理想来大力改造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的时候了。有了这样的勇气，共产主义运动一定会把人类推向更光明的明天。
参考文献：
[1]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2]《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8页。
[3]那个时期的中国是世界收入、财富分配最平等的国家。这种财富分配的平等是革命的产物，而收入的平等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保证的。
[4]张秀贤、张吉明：《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党史博采》，2002年第8期。
[5]赵睿夫：《历史、事件与实践——<共产主义假设>与阿兰•巴迪欧的政治哲学》，《法国研究》，2019年第3期。
[6]毛泽东多次表示过反对平均主义，但他反对的其实是绝对平均主义。毛泽东也反对针对工人实施的八级工资制，认为那也是资本主义的做法。他还认为，干部拿高工资高福利就是搞修正主义。改革开放后，中国有许多人认为，毛泽东时期所实行的平均主义没有激励，干多干少一个样。这种意识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中国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一些党员干部拿的工资确实不高，但有很高的灰色收入，甚至非法收入。实际上，共产主义在经济上必然表现为平均化。
[7]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8]推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是国际知识界的一项重要使命。这项使命有望再次成为世界级的问题。参见赵睿夫：《历史、事件与实践——<共产主义假设>与阿兰•巴迪欧的政治哲学》，《法国研究》，2019年第3期。
[9]参见高放：《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2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11-31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8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4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7页。
[15]王国坛：《共产主义理论的实践论哲学基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
[16]《列宁全集》第41卷，中文第2版，第208页。
[17]《列宁全集》第41卷，中文第2版，第141-142页。
[18]列宁说：“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见《列宁全集》第42卷，中文第2版，第176页。
[19]《列宁全集》第42卷，中文第2版，第248页。
[20]1919年10月，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中说：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而且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能用推翻哪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只会延缓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见《列宁全集》第37卷，中文第2版，第73页。
[21]《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39-140页。
[22]希特勒在德国上台，看似解决了德国就业问题，然而，如果他不对外扩张，德国的军事工业就会停滞，工人就会再次失业。希特勒想要持久地保持政权，更不用说想统治欧洲，就必须对外进行扩张，而且必须是军事的扩张。
[23]孙劲松、余立：《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和追求——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6期。
[2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67-368页。
[25]《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9页。
[26]《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1-652页。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8页。
[28]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甚至曾经把共产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较低的阶段来用。见奚兆永：《论马恩著作中“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概念的使用——兼与赵家祥、成保良同志商榷》，《当代经济研究》，2004年第12期。
[29]发展一词在毛泽东《矛盾论》中出现过111次。可以说，毛泽东的《矛盾论》对发展做出了至今为止最好的诠释。毛泽东与列宁一样，把发展作为对立双方斗争的结果。按照这种定义，经济增长最多只在被视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维度。
[30]建国初，毛泽东就对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有深刻的洞察。比如，他指示迅速解放海南岛就有担心国际局势变化的因素。他1963年写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也是对这种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艺术再现。
[31]有了农村的政经合一的公社制度，农村也可以向城市工业部门所生产的产品提供尽可能大的购买力。
[32]刘建军：《论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实现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1期。
[33]我国的八级工资制反映了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分配制度的“论资排辈”。这种“论资排辈”也是当时势所必然的，并且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无不可能消除的。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分配制度使得一线工人的身份甚至比行政干部的身份都更吃香。
[34]《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76页。转引自朱佳木：《陈云的改革开放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实践》，《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12期。
[35]姜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36]中国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普遍对这种新自由主义不了解。他们言必称斯密、马歇尔、凯恩斯。
[37]《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3页。
[38]个人主义如果主导经济秩序，那就是资本家主导经济秩序。一个社会里，如果广大人民群众没有生产资料，没有政权，怎么可能主导经济秩序呢？资本家主导的经济秩序必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秩序。
[39][美]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和新自由主义政治的诞生》，华夏出版社，2017年。
[40]曹荣湘：《数字共产主义：美国人正在电脑空间里取代资本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2期。
[41]张慧君：《法国学者论共产主义的昨天和明天》，《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3期。
[42]丁金光：《“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辨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3期。
[43]卫兴华：《不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同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与方生同志商榷》，《当代财经》，2000年第9期。
[44]见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114页。
[45]据有关报导，该报告预测（实际上是主张）“到2030年，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可能将从目前（2012年前后）的27％下降到2030年10％左右”。如见http://news.hexun.com/2012-02-28/138740110.html以及https://bbs.pinggu.org/thread-1366129-1-1.html等。
[46]《统计局：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取得重要成果》，http://www.gov.cn/shuju/2019-11/20/content_5453903.htm。
[47]房兵：《两个西方皮包公司将前苏联航空母舰工业连根拔起》，《文汇读书周报》，2018-11-01。
[48]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4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1日。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6页。
[51]毛泽东认为，革命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巴迪欧看来，建设比革命更难：“斗争使我们面临简单的失败形式（战争的失利），而胜利却使我们暴露于最可怕的形式：我们赢得了徒劳，我们的胜利为重复和退化铺平了道路。”见Badiou, A..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 London: Verso, 2010, p. 32.
[52]吴克明：《170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条重要经验》，《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4页。
[54]此外，应该还有中东的地缘政治等因素。
[55]与此相比，斯大林试图通过建立卫星国的方式来保障俄国的安全看起来也有其不利之处。
[56]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57]王克安：《恩格斯“政治遗嘱”的命运与“欧洲共产主义”的前途》，《社会主义研究》，1986年第1期。
[58]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非常善于把资本家或其代理人包装成“英雄”、成功者、慈善家、心灵导师、政治领袖等，也非常善于丑化共产主义运动，熔断马克思主义话语，矮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成就，极化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矛盾与问题，掩盖甚至美化资本主义恶果，从而达到瞒骗民众、消弭共产主义运动于无形的目的。没有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普及，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就难以被打破。
[59]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或许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不断发展，而国际上的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取得胜利，于是，垄断资产阶级日益被缚住手脚。这时，如果有一批前赴后继的资产阶级的先进知识分子选择缴械投降，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就来临了。
[6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6页。
[6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5-506页。
[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5-506页。
[63]1959年夏天，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这里的市场指的是销售量、销售场所，而肯定不是私人资本。但是，在后来的搞好经济的概念的实际应用中，可能包含了私人资本。参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40页。转引自朱佳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一生——我所了解的晚年陈云（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
[6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49页。
[65]《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页。
[6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页。
[6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43页。
[6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6页。
（作者：王今朝，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金志达，博士，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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