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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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明：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022-04-15
——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思考
【内容提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两个确立”为胜利召开党的二十大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政治、组织以及舆论基础。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四个不同历史时期，我们要重点弄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对关系。我们必须全面、准确、完整地学习和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是高举旗帜、凝心力的政治宣言书，是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行动指南，对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全会作出“两个确立”的历史背景与重大意义
《决议》明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两个确立”，为今年胜利召开党的二十大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政治、组织以及舆论基础，对于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把“两个确立”放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放入始终存在的异常激烈的国际斗争中，才能真正深刻理解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主要就是因为有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这样的领导集体和列宁这样的领导核心。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形成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全党坚决维护这一核心，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尤为重要。遵义会议召开前，由于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核心，致使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面临失败的危险。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我们党开始形成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便焕然一新。早在遵义会议的决议中，我们党就指出：“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在谈到建立党的领导核心时，毛泽东曾形象地说：“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只有一个核心。”邓小平也曾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党的百年历史昭示，在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尽快形成的坚强正确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坚强正确的核心。同时从始终存在的异常激烈的国际斗争来看这个问题就会更清楚。二战即将结束之际，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艾伦·杜勒斯曾详细勾勒如何用和平办法促使苏联演变：“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他说：“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步抹去他们的存在。”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肆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伦·杜勒斯的哥哥约翰·杜勒斯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他们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实质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身上。毛泽东则敏锐地抓住了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战略策略重点改变的这一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防止“和平演变”并把其作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这无疑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然而，这一方针在国内实施过程中却发生了“左”的偏差，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发生。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邓小平也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作了充分的肯定。1980年8月21、23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又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邓小平的评价是中肯的。文革初期，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1967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一国外代表团时指出：“本来想在知识分子（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笔者注）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1968年7月毛泽东在召见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同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文革”中16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其中有安置城市人口就业这个重要原因，但笔者认为，毛泽东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出发的战略设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产生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知青上山下乡的经历，占比31.7％；在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是上山下乡知青，占比28％；7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4位有上山下乡经历，占比57.1％。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北黄土高原一待就是近八年。党的十九大产生的政治局常委中，有3人是当年的知青，有2人为工人出身；政治局常委7人中，有5人有工农的经历，占比71.4%。在政治局26名委员中，有11人为知青，占比42.3%；加上刚参加工作是工人和战士的10人，有工农兵经历的21人，占总人数的比重达81%。2004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接受延安电视台专访时说：插队本身是一个标志界定的一个阶段，在插队之前，如果我们有所知所获，我总感觉到了插队以后，是获得了一个升华和净化。个人确实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那么在之后我们如果说有什么真知灼见，如果说我们是走向成熟、获得成功，如果说我们谙熟民情或者说贴近实际，那么都是感觉源于此、获于此。习近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几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我国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必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与中国人口最多、最底层的农民朝夕相处，对中国这一特有国情的亲身体悟，已经是当年这批知识青年终生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这可能是打断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预言链条的最可靠的战略之举，是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从一定意义上讲，杜勒斯兄弟创立了“和平演变”理论，毛泽东则创立了“反和平演变”理论。只不过他们所服务的对象根本不同：一个是为着世界上的极少数人，另一个是为着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他们所创立的各自的理论，都仍在实践着、较量着，这种实践和较量甚至是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解决干部终身制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经验，但从上到下的任期制中又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新问题，特别是“杀鸡取卵”“过度举债”“吃光分净”“污染环境”“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创新放一边，以招商引资为纲”等短期行为。这些问题在今后一些年内将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难题，这对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毛泽东说：“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有人说，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任期制，为什么没有出现“杀鸡取卵”等问题。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国家——比如美国总统和国务卿不管经济，仅仅分管外事和一定的社会运转等，因而可以采用任期制。但是，在美国一个“显性的任期制”背后，有“五个隐性的终身制”起着基础和根本的作用：一是掌管其国内经济大权的恰恰是终身制并且是嫡传的资本家，建国240多年来的实际统治者是罗斯柴尔德、洛克菲勒、摩根等几大家族；二是有立法权的参众两院及两党基本上都由终身且嫡传的超级富豪轮流坐庄；三是具有最后裁决资产阶级内部纠纷决定权的美国联邦法院九名大法官不仅是高薪制，而且是终身制；四是为资本服务的文官基本上是终身制；五是在美国政界、财界、智库这三者旋转门之间转来转去的富豪及其代理人是终身制。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中的“一个总统”“参众两院”，行政、立法、司法这“三权分立”“多党竞选”，“新闻自由”即笔杆子和“军队国家化”即枪杆子这“两杆子”，“司法独立”这“一独立”背后，全部都是被金钱即资本操纵。从本质上说，恰如前台表演者全是被背后金钱即资本这根线或手操纵的木偶。这不仅维护了垄断资产阶级的眼前利益，还有力维护了整个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年轻、最为进步、最为文明的并正在艰难探索中成长的政权。这一政权直接执掌着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与运营体制机制，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尤其是领袖人物，不仅需要具有出以公心的高尚品德，而且需要具有十分丰厚的实践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需要具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战略策略的胸怀视野，需要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力等。党中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直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起决定性作用，往往还直接决定文化的上层建筑。习近平总书记是毛泽东、邓小平两个时代培养起来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既是历史的偶然，同时更是历史之必然。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我们党和国家今后一些年紧紧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对世所罕见的挑战的命脉所系，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赢得新的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所在。因此，“两个维护”是我们党的政治命脉，是最根本的政治要求、最重要的政治纪律、最严肃的政治规矩，我们要毫不动摇践行“两个维护”、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等十个方面。以上十个方面概括了我们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靠这些我们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这是“两个确立”的坚实基础。《决议》是按时间顺序，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阐述的。《决议》指出，我们党的前两个决议“实事求是总结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经验教训，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所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的总结重点着力点放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上。什么是历史？历史是由一定的时间与空间组成的。笔者试图从党的百年历史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和对世界影响的角度谈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任何社会结构都是由经济、政治、文化这三部分组成的。由这三者组成的大社会必然产生对外关系。所以，笔者以建党百年纵向时间跨度为经度，以建党百年社会结构巨大变迁的横断面为纬度，从经济、政治、文化、对外关系和对世界的影响这五个方面谈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党成立百年来社会结构最重要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经济基础中所有制的巨大进步与变迁。经济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而所有制是经济基础中的核心。我们党既重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又十分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发动、组织、依靠人民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积极稳妥地改造旧的所有制并进而改造旧的社会经济基础，建立新的经济制度体制和社会关系，从而极大地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有着长达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百年前，中国的经济完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人民任人宰割、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剥削与压迫，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紧接着，我们党又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1956年年底完成的“一化三改”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1978年，我们党审时度势，果断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自我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特别是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大以后，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强调，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强调扶贫、共享，积极稳妥地解决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不断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行。百年前，我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尝试过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但旧中国日渐衰落。我们党领导人民和中华民族，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艰辛探索与艰难开拓，又经过改革开放时期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全面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百年前，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在思想文化上严酷地统治着人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先后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新时代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正确的领导下，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入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百年前，统治当局对帝国列强奴颜十足、媚骨通体，完全仰承强盗侵略者的鼻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仆后继、英勇反抗，终于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断增强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和各个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击退了帝国主义和各种霸权主义的种种威胁乃至侵略，为维护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不仅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现在，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进一步宣告了国内外一些人所谓“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同时向世界提供了应对发展困局、破解治理难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尤其在从严治党、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等方面，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特有方式和方案。
三、正确看待建党百年的四个不同历史时期
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四个不同历史时期，我们要着重弄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对关系。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中深刻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正确区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邓小平明确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正确区分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主要是如何看待毛泽东所领导的27年的问题，是如何对毛泽东的正确评价问题，其中心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前些年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导致有些人仍然对毛泽东存在一些误解，这些误解主要有以下三种。
1．认为毛泽东没出过国，不懂经济，把中国经济搞得一团糟，甚至饿死不少人。这种认识是完全不顾事实的，是不公正的。
新中国建立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从1842年开始，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2年至1949年这107年间，对外共签订了1182个不平等条约，各个帝国主义列强直接间接掠夺了我国大量有形和无形财富。100多年来，各国列强从中国勒索的战争赔款至今无法完全统计，其中主要的战争赔款总计约折合19.53亿银元，相当于1901年清政府收入的16倍、全国工矿资本总额的82倍。1949年我国钢产量仅有15.8万吨，蒋介石逃往台湾时带走了几乎所有的外汇储备和国家财政所拥有的黄金。新中国建立初期，帝国主义列强又对我国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其中美国对我国的技术禁运项目比苏联东欧国家还要多出500多项。在上述恶劣的国际历史环境下，新中国成立的前27年（毛泽东时期），我们依然取得了辉煌成就，其中显著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1）先后打赢了三场较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即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和化解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对我国进行的“核打击”，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和神圣领土。（2）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实验成功；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3）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其中有大量的自主科研成就与研发的技术。（4）完成了“一化三改”，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为迅速增加粮食产量、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加快工业化建设和军工国防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但从总体和根本上看是十分成功的。我们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有同志提出，现在看来，1952年提出的“一化三改”搞得有点急了。对此，曾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回忆说：“我们当时要维护主权，就必须坚决整合国力从农业基础开始搞合作化，否则只能委曲求全，唯命是从。新中国那时很穷啊，拿什么和强敌抗争？现在不少人说当年农业合作化搞早了搞快了，那是忽略了这一段大背景。毛主席、党中央原计划新中国成立15年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不行啊，国际环境不给你15年和平发展时间。”现在看来，如果没有当年的农业合作化，土地不归国有和集体经济所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基本建设也就没有足够可供使用的土地。几十年来，台湾一直想修一条环岛高速公路，但因征收私有土地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而未果。不掌握土地所有权，我国也就没有改革开放后大规模吸引外资的最基本的条件。（5）建成国计民生所必需的大量的基础设施。我国主要靠人力修建的84000多座水库，至今依然是我国农业的命脉，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基础性、中坚性的作用，其中密云水库的蓄水量是南水北调的22倍。（6）大幅度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根本性的指标。毛泽东时期，我们在人口增加4亿的情况下，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而印度1952年人均预期寿命41岁，直到2011年才达到65岁，整整比我国晚了35年。（7）排除种种干扰重返联合国。1971年我国重新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表明，我国与美国、欧洲诸国和日本等主要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功打破了国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的严封锁，随后我们迎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8）前27年（毛泽东时期），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客观上讲，当时我国并不具备大量引进外资的国际环境。但一个事实必须承认：没有内债也就没有为后人留下还债的包袱。以上八大成就的取得，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勒紧“裤腰带”“过穷日子”，从嗓子眼里抠出和必要日常生活开支节省下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所换来的。大跃进一开始，大家头脑都有些发热。尽管毛泽东头脑也发热，主要表现在钢产量上，但他最先冷静下来。对于在大跃进初期自己所犯的错误，毛泽东总是毫不避讳、坦诚相认，利用各种机会作自我批评，甚至在一些外交场合也不例外。1958年10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保加利亚等六国代表团时说：“今年六月十九日那一天，我们中央一些同志和冶金工业部一些同志在一个地方吹，我说你们搞九百万吨，何必不多搞一点，索性翻一番可不可以呀？搞一千零七十万吨。他们说行。到八月一查，还差得很多，我就着了急，我说我的炮放错了。”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指出：“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干部的信中指出：“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节约粮食问题。······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我们决不否认新中国前27年的失误和错误，但也决不能把前27年的艰辛奋斗与改革开放后40多年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如果有人把新中国前27年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暗无天日，并竟然全归于毛泽东头上，这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近30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体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2．认为毛泽东人品有问题。心胸狭窄，如项羽一样“嫉贤妒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又爱读古书，通权术，搞专制；新中国成立后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发动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整人，在党内、党外伤害了很多人。这种认识除了故意攻击和诋毁毛泽东个人之外，就是对毛泽东的深谋远虑特别是他关于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不了解。
1944年的“甲申对”、1945年的“窑洞对”和1949年的“赶考对”，是毛泽东关于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直接渊源。
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书记高岗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沈阳市仅在部分单位中就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同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中央报告了河北省揭发出的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在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行署专员期间贪污的严重犯罪事实。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疾呼：贪污行为已毁坏了一批干部，并染坏了很多干部；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毛泽东看了这些报告后十分忧虑，他甚至用一股“贪污浪费的狂澜”形容此现象。随着“三反”的深入，我们发现党内贪污分子大多与不法资本家有关。例如，天津不法商人马玉恒，一人腐蚀干部170人，其中团、师、军干部达25人。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五反”即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三反”“五反”斗争从1951年底开始至1952年10月结束，历时近一年。全国县以上机关查出贪污1000元以上的共10万余人，包括被判处死刑的刘青山、张子善等42人。参加运动的有312多万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122多万人，占参加运动总数的39％强；贪污分子中有党员20多万人，其中6万余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约2万人被撤职查办，4029人被逮捕法办；逮捕法办的党员干部中，省委或相当于省委一级的干部25人，地委或相当于地委一级的干部576人，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干部3428人。在“五反”斗争中，京津沪等九大城市被审查的45万多私营工商业者中，犯不同程度“五毒”行为的占76％，其中上海占85％、北京占90％。“三反”“五反”有效遏制了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特别是当毛泽东下决心要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时，有的同志为他们求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对快速发展生产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管理权是所有权的重要内容，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是所有权的根本体现。在革命时期枪林弹雨的战场上，领导干部意味着冲锋在前、牺牲在前；而在建设时期，管理权的相对集中，也为一些官僚主义分子甚至腐败分子提供了脱离群众、违法乱纪、追求特权享受的便利条件。对刘青山所犯错误并非无人抵制，但刘青山振振有词地回应：“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这种打天下、坐天下、享乐天下的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及近百年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党政领导干部中有不少人受这种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摆脱上述思想的熏染，这种思想也不可能随着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而从一些人的脑海里消除。享受与特权、特权与腐败的界限在哪里，对于那些腐败分子来说，就更加分辨不清了。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翌年要在全党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会上，刘少奇着重讲了不要脱离群众和防止产生新的贵族阶层的问题。毛泽东接着刘少奇的话说：“少奇同志讲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是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同志插话：县委以上），县委以上有几十万，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手里头，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毛泽东异常清楚，兴衰更替的周期率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甚至只是刚刚破题。他在注重抓好“三大改造”、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的同时，对“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的现象高度重视。毛泽东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滋长的现象高度重视，对不关心群众疾苦的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的现象高度重视。因此，他强调：“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195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布，明确要求“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同年5月4日，又在《中共中央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整风的根本目的是防止党脱离群众、保障党不变质。开展整风之后，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畅所欲言，对党、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大量批评、意见和建议。我们党和毛泽东明确肯定这些批评：“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各级领导干部中的绝大多数，对大家的批评甚至态度、言词有些过激的批评也是认真接受并虚心改正的。也有的干部对大家的批评甚至是完全正确的批评很不理解，个别的还窝着一肚子火，对在全党开展整风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情绪实质上主要来自部分干部在全国解放后的享受和特权思想。但是，1956年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由此迅即引发了“波匈事件”，国际上出现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气候。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在中国也将很快出现“波匈风波”。他们利用帮助党整风之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一些人公然说：“现在政治黑暗”“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提出要和共产党“轮流坐庄”，甚至毫不隐讳说“请共产党xia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存在长期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发展为政治斗争。由于我们党对领导这种斗争缺乏经验，加上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某些具体背景和场合下不容易区分清楚，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是事实。毛泽东对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无疑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但也要看到，中央其他有关领导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1957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修改一个内部通知中说，右派和极右派在各种范围内需要点名的在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同年7月9日，毛泽东在另一个通知中把4000人左右扩大为8000人左右。结果最终划了55万。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时说：“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黄克诚同志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不少人也有直接的责任。整风被迫中止开展反右后，一些有特权和享受思想的领导干部，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使他们受到很大的伤害。从一定意义上讲，各级领导干部对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负有更直接的责任。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告诉笔者：1957年10月间的一个周末，我与稼祥同志到中南海春藕斋跳舞。毛主席问我，仲丽呀，你们单位打了多少个右派？当时，我任友谊医院院长兼党总支书记。我回答，十二三个。主席又问，你们有多少人？我说，一千二百左右，有十二个科室。基本上是一个科室打了一个。主席说，你们是搞自然科学的，有那么多右派？我不相信。你回去后能否甄别一下，砍它一半？前些年，笔者到复旦大学，问党校在反右时最荒唐的事是什么？他们说，校团委书记和一个副书记同时看上一个女同学，团委书记有权，设法把这个副书记打成右派，他与这个女同学结婚了。朱仲丽和复旦大学的举例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当时，有些人借党发动运动这个形式，以谋取个人或狭隘小集团的私利。毛泽东领导的运动出了偏差，毛泽东当然要负一定的甚至是主要的领导责任，也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谁让我是党的主席呢！但把反右斗争扩大化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毛泽东一个人，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也是极不公道的。3．关于国内外敌对势力集中攻击领袖个人人品的问题。要搞垮一个国家，首先就要攻击这个国家的执政党；要搞垮这个国家的执政党，首先就要丑化这个党的主要领袖。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最有效、最便捷、最经济的手段。苏联的亡党亡国，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敌对势力从丑化、攻击列宁和斯大林开始的。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背景所抛出的李志绥《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叫声父亲太沉重》有很大的欺骗性和特有的危害性。我建议读过上述两本书的同志读读林克、吴旭君、徐涛《历史的真实》，读读《环球视野》网站司马公批判高文谦的文章。这样，很多污蔑不实之词的真相就容易大白于天下。李志绥1957年6月到中南海门诊部工作。但书中提前到1954年。书中说，我党八大的人事安排也是与他商量的。笔者1996年拿到这本书后曾找到在菊香书屋整理毛泽东图书的周福明同志。他看后异常气愤：“上个世纪，毛主席很少吃药，吃个药也是安眠药。安眠药也是我们警卫战士去拿的。李志绥根本就接触不上主席，何来的整天在一起，还看到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还有现居住在英国的华裔人士张戎与其英籍丈夫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本书是由英国军情六处资助，该书极力污蔑、诽谤毛泽东，造谣到了无耻的地步。2008年笔者访问剑桥大学，与10多位教授座谈，要求讨论该书。诸位教授却异口同声说：“没必要讨论此书。此书自身逻辑的矛盾就比比皆是。”然而，李志绥和张戎的书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在几十个国家出版。国内一些学者还把这样的书作为重要的史书进行研究和引用。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还有其他一些攻击、诋毁毛泽东的言论。比如，曾有所谓“权威人士”撰文说，毛泽东在1950年中宣部拟定的“五一口号”中亲手加上“毛主席万岁！”，对此，中央有关部门组织专人撰写文章，用当时一手档案进行了有力澄清和批驳；有人说，毛泽东的诗文大部分都是胡乔木代笔的，对此，中央有关部门和俞正声、胡乔木的子女都用不同方式进行了有力地澄清；此外，网上有人说陈云评价毛泽东是“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对此，陈云的女儿陈伟力2013年5月6日辟谣：“这是有人恶意将某某的话栽赃给我父亲！我父亲非常热爱、崇敬毛主席，从来没讲过这样的话！”毛主席在延安时就说过：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也说过：一支笔杆子胜过两千条毛瑟枪。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说：一美元的外宣费用等于五美元的国防费用。由于“水门事件”，最终促使尼克松辞去美国总统职务。他慨叹：三份不友好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他还说：媒体已经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资源。（二）正确看待改革开放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本质上具有一致性：一是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三是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这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根本方向。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主要区别是：一是从经济角度看，前者是粗放型发展，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带动后富，后者则是高质量发展并积极稳妥地实现共同富裕；二是从政治角度看，社会主要矛盾由原来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三是从改革开放角度看，前者是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后者是全面深化改革且以更大力度推进对外开放；四是从对外关系看，前者主要是聚精会神搞建议、埋头做好自己的事，后者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争取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这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亦是邓小平生前规划好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容易，实现共同富裕难。
四、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十条宝贵历史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议》的说明中指出：《决议》“概括了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十条历史经验”“这十条历史经验是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揭示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成功的根本保证，揭示了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揭示了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揭示了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根本途径。强调这十条历史经验是经过长期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毛泽东思想中，包含着大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更加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强调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党新总结的十条历史经验，进一步体现了这方面的结合。这里主要是讲党的性质。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十分强调坚持党指挥枪。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胜利的根本法宝。在和平年代，我们党必须领导一切。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最高纲领与阶段性纲领是决定我们党必须领导一切的根本合法性所在。当然，我们坚持党领导一切，并不是要代替其他政务和社团等的各项日常工作。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制度、纪律以及战略方针的领导和指导上。这里主要是讲党的宗旨。党章指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这13个雄劲有力的大字体现了我们党百年辉煌的本源、关键所在。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有过“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群众服务”等提法，但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是毛泽东的一大贡献。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时指出：“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智慧和他们的未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个人同群众的关系，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确保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最高纲领的革命性、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这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中国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其本身就是人民的一部分，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绝无其他任何私利。从根本说，我们绝不是也绝不能仅靠技巧执政，根本是靠为着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这一本色执政，这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对毛泽东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生命和力量所在、所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仅占领了价值道德高地，而且还获得了生命、力量之源，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坚持下去我们就能无往不胜、无难不克、无坚不摧。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就必须始终牢记毛泽东关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殷殷教导。“两个务必”是真正的共产党和共产党人内在与外在有机统一的鲜明标志和标识。从一定意义上讲，普通百姓看你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和共产党人，就是看你能否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始终保持“两个务必”的作风。如果你能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始终保持“两个务必”作风，老百姓就会最终认定你是真共产党和真共产党人，就会赴汤蹈火跟你走、披荆斩棘共奋斗；否则，老百姓就可能三心二意给你干，甚至消极怠工不出力。从长远和根本上说，人民群众还会最终毫不留情地抛弃这样的党。苏联这个有93年历史、执政74年的大党最终消亡的历史，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所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反腐行动具有十分重大和特殊的意义，得到了全党和最大人民群众的坚定拥护和热烈支持。这里主要是讲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其基本原理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前不会过时。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还指出：“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也就是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后，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等基本原理，仍然不会过时。在党的理论建设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959年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这句话指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本与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这三个“为什么”并不是并列关系，最后一个为什么是前两个为什么的因，前两个为什么是最后一个为什么的果。从对这三个为什么的辨析中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和辩证唯物主义者。理论是政治和经济的最高抽象和凝结，犹如可以向360度任何方向辐射的原点。其他路线、方针、政策与战略、战术犹如从这一原点出发的射线。若理论这一原点错了，那么从这一原点出发的路线、方针于策略、战术最终都会、都要出大问题。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有了错误的理论，必然会有错误的行动。所以，我们的一切工作包括经济工作，都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直接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在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马、列是指导，不是教条，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要产生自己的理论。’”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这里主要是讲党和国家对外交往的根本准则。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的十分重要的组成，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能否坚持独立自主，是能否真正做到“四个自信”的根本问题。走自己的路，亦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党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任何国家都不应幻想中国会吞下别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苦果。独立自主包涵自力更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有人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要倒过来”。这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这里主要是讲经济发展道路。因为，政治发展道路已经在第一条中的“坚持党的领导”中讲过。坚持文化发展道路已经在第三条“坚持理论创新”中讲过。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经济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所有制是经济工作中的核心问题。当前，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我国宪法还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城镇中的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里主要是讲党的最高纲领和理想信念。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这就是真正共产党人的胸怀天下。这里主要是讲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各个领域与广大党员应该具备的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精神和工作状态，其中包括前面已经提过的第二条即坚持理论创新。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党领导人民披荆斩棘、上下求索、奋力开拓、锐意进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其他各方面创新，敢为天下先，走出了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任何艰难险阻都没能阻挡住党和人民前进的步伐，没有也决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这里主要是讲党的哲学理念与精神风貌。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回避矛盾、当老好人没有出路。要用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统领善于斗争。对待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当然要善于斗争，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第一位的。我们党百年来的光辉实践充分证明，我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就是纸老虎；如果妥协退让、胆小如鼠，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就是真老虎。只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帝国主义才可能讲点我们常讲的常理、公理。敢于斗争不只是局限于国际领域内，在国内、党内我们都要敢于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议》的说明中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这里讲的是战胜敌人、执政兴国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就是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党的最高纲领共产主义的代名词，又是很好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口号。这里主要是讲我们党永葆革命性、先进性、纯洁性的根本途径。“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无产阶级及其代表者——共产党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最能虚心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要建成这样的党，就必须始终坚持革命性、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百年光辉历史已经证明，我们党能够领导各族人民摧毁旧政权并建立新政权。建立新政权后能否始终保持党的革命性、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不懈地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分重大的课题。何谓革命到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实现“两个最彻底决裂”，是《党章》规定的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和最高目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我们党无论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亦或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我们党在本质上始终都是革命党。不能因为我们党在不同时期的主要任务不同，就把我们党称其为完全不同的“革命党”或“执政党”，亦或是“建设党”与“改革党”。不能把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称为“革命党”、在和平建设年代称为“执政党”，从而忘记更高层次的革命党的本质属性，忘记我们党依然是要最终实现“两个最彻底决裂”的革命党。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完全正确的。决不能认为一提革命就是极左，就是要回到“文革”打砸抢的岁月。“文革”中以所谓“革命”名义进行打砸抢才是极左。从一定意义上讲，刀刃对向敌人和别人比较容易，刀刃向内、自我革新或自我革命最难。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坚持自我革命，都要注重改造世界观，不能认为讲自我革命与自己没关。我们要用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一定要牢记毛泽东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否则，“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从现在的情况看，只要国际国内不发生大的波折，经过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应该可以如期实现。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路该怎么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新时代，我们党坚持自我革命，必须认真领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精神。《决议》提出的十条历史经验，除坚持中国道路、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开拓创新这三条带有统合性外，其他的历史经验基本上都是讲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和文化的上层建筑。这充分说明，我们党依然十分重视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我们必须全面、准确、完整地学习和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原刊于《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2期，修订发布）【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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