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身居要职，担负国家重大使命，掌握着国家核心机密的重要职务的岗位上的人，原来这么多都是人民的敌人。他们怎么一步步被提拔起来的。
针对党中央关于傅政华重大问题措辞极为严厉的的通报，昨天一篇署名“新青年2050”的文章提出一个警世之问：既然“傅政华完全背弃理想信念，从未真正忠诚于党和人民，彻底丧失党性原则，毫无“四个意识”，背离“两个维护”，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行极为卑劣，投机钻营，利令智昏，为达到个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
那么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家伙，又是怎么一步步被提拔上来的？特别是提拔到国家专政机关这么极其重要的关键核心岗位？
这个问题问得极好，可以说是警世之问！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党员都有理由和责任提出这样极其重大的问题。
因为每一个党员从他入党那天起都对党的组织建设、党的纪律监督负有自己的重大使命。这个问题之所以提的好，其实很久时间，大批共产党员和全社会对这个问题都用民间方式发出过声音。
比如，当徐才厚、郭伯雄、周永康、令计划等等这样超级大老虎集群似的出现时，人民群众并没有满足于打掉大老虎的“灭虎”快感，而是大胆提出质疑：为什么这样的坏人能够爬这么高！为什么他们一步步被提拔到极其重要的岗位。
当网络上把那些落马将军、部长、省长编成连排班的形式出现在各种新媒体时，全党同志在震惊的同时，无不感到痛心。这可不仅仅是一种嘲讽，这是一种极大担心。这些身居要职，担负国家重大使命，掌握着国家核心机密的重要职务的岗位上的人，原来这么多都是人民的敌人。他们怎么一步步被提拔起来的。
像傅政华这样的问题，就不是一个仅仅抓到了就拉倒的问题，我们必须要问一问，这样掌握着国家“准军事”部门的重要领导者，他们怎么这么长时间扎堆成团伙干尽了坏事？作为部长的傅政华坏事做绝，副部长孙力军恶贯满盈、上海市公安局长龚道安搞歪门邪道、重庆市公安局长邓恢林搞歪门邪道、江苏省公安厅长王立科搞歪门邪道、山西省公安厅长刘新云搞歪门邪道·····一个个触目惊心哪！
这样多与傅政华关联的只会贪污受贿干坏事，危害国家安全的家伙，人民还怎能指望他们秉公执法，为国家掌握好手中的专政工具吗？还能指望这样的家伙能够保人民平安吗？问题是，这样的一等坏人，怎么一步步进入了我们国家的核心部门，成为掌握国家机器的关键人？
提到干部选拔，我们党从建党以来就形成了一整套非常有效的监督机制。
为了防止那些有野心的心怀叵测的坏人进入党和政府的关键部门，记得五六十年代我们一个进入国家和军委机关担任秘书岗位的人，可以说家庭调查一查就是祖宗好几代，那时不要说本人家庭，即三亲六故里有什么不好的情况，也休想进入国家重要部门工作。更不要说进入国家部门担负要职了。可像王立军、傅政华这样的家伙，可以在几年内由“商铺”的店小二成为共和国专政部门的一个领导者。
当年为了防止这样的坏人钻进领导岗位，毛泽东主席不怕得罪人，从八大以后制定了一整套的监督机制，层层设防，做到既要选拔德才兼备的同志到关键岗位工作，同时又要严防坏人伪装成好人进入领导队伍。
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为了保护我们的干部少犯或不犯错误，曾经7次批准枪毙处决那些对党的形象造成恶劣影响的坏人。毛泽东主席甚至为了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对那些哪怕进入中央机关的极为重要岗位的领导者，只要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只要不能与人民站在一起，毛泽东不管阻力多大也一定要把他清除出党的干部队伍，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党始终有一个为人民的良好的形象。
反腐防变是毛泽东毕生的追求。为了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进入党的特别重要岗位有多方面的考察监督，过了这关过不了那关，从党内干部制度监督、社会群众监督、国家制度监督等等，据说有多方面的监督考察。
这些机制，就是为了防止一个部门一个单位，或者个别人说了算，为什么？为防止像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以及傅政华、孙力军等等这样的一些坏人混进党的领导干部队伍。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样的一些坏人，不仅进入了党的队伍，而且进入了党的国家的极为重要的部门，并且有些家伙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在党中央高压反腐的背景下一步步巧妙伪装进入了国家高层的。这就不能不反思我们的各级考察机制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像傅政华这样一级贪腐大蠹，对党从来不忠诚不老实的家伙，之所以进入高层，一方面可以说这些坏家伙伪装太好，城府太深，没有被组织上发现，但是从一个小小公务员到国家一个正部级干部，一个恶贯满盈的对党甚至有仇恨的人，怎么一关又一关都可以顺利通过呢？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横向监督呢？
这就不能不考虑一个非常敏感的可大众都明白都担心的大问题，那就是我们的“组织路线”是不是出了问题。
毛主席给我们党的干部定的规矩很多，可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九个字：“出主意，用干部，做表率。”为了怕不够引起重视，毛主席还说：这三条，“归纳起来，领导者的责任，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关于用干部，毛主席的话可以两方面理解，一是要正确选拔干部，二是要正确使用干部。有一首对联说：“楚霸王英雄凭一勇，汉高祖仁义用三杰”。这都是在说用人之重要。
为了确保党的干部队伍纯洁，毛泽东率先垂范，不管你职务多高，功劳多大，违背了党的宗旨，也一定把你从领导职务上拿下来。这样的例子无需多举。隐藏在“党内政府内军队内”那些被称为被糖衣炮弹打中的职务非常高的那样的人，因为背离了党和人民，背离了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有的资格很老，不照样从领导岗位上被拿下来了吗？
今天，我们党内有一条原则，对待列入后备的准备进一步提拔的人选，就是“凡提档案必审”，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凡提必核”，纪检监察机关意见“凡提必听”，群众反映的违规违纪的举报，哪怕一封短信，“凡提必查”。对待发现了问题可已经提了的，“必须立即中止使用”。可以说，这些“几个凡”的规矩，都是从毛泽东时代好传统在新时期的延续。
但是，如此之好的规矩，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超级坏人进入高层呢？这就不能仅仅说坏人“善伪装善隐蔽”的问题了，这就是必须查一个极其重要的提拔环节，谁提的？谁的条子？谁批准的？
我们共产党讲守土有责，对这个责“要倒查”。不倒查，再好的规矩，也形同空文，不可能落实。
现在很多违纪违法的贪腐大蠹，可以倒查20年，这个使用坏人的问题，也应该实行倒查制度。为什么就不能倒查20年？仔细查一查，看一看，在这些坏人的使用过程中，是不是有什么猫腻？是不是存在另外一种腐败？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如果存在，那就要按党纪军纪严格查办，不能这样一批批的坏家伙像割韭菜一样，割了又长，成为屡禁不止的顽症。
对待干部提拔，我们党的规矩是很多的，也是非常完善的，关键是怎么落实的问题，特别是管干部的干部，要凭良心为党、国家和人民掌好权，把好关，
如果你也经不住诱惑，你也是一个见酒就喝，见钱就眼开、见女人就想睡的人，你就不配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你就与这样的岗位要求格格不入。
这个问题，恰恰是当下我们党的组织建设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腐败干部层出不穷的顽症就无法治愈。管干部的干部是一个“良心活”，这个良心，说穿了就是党心民心。有了党心民心，在干部提拔问题上才能心正眼准，什么上级的说情电话，什么特别人物的特别时机的“打招呼”条子，统统都比不过党的原则和纪律要求，你都有足够的办法可以应对。
另外，选拔干部，这些年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被视同有无了，那就是老百姓和群众反映。从制度上虽说也有公示一环，但是很多时候缺乏扎扎实实的调研，等于流于形式。傅政华、孙力军这样的坏人，在他们提拔过程中，没有公示吗？实践证明群众也是有非常强烈的反映的，不过有些机关如果是有选择的听意见，那些群众意见便可以当作可有可无，便可以忽略不计了。在党的监督机制里，群众监督，是我们党从建党以来就有的老规矩，这个老规矩绝不能废止。
为了保持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纯洁性，为了保持我们江山永不变色，为了治好腐败干部的“韭菜顽症”，全党每一个党员都有资格参与干部监督。
对待久治不愈的顽症，有必要从源头，从管干部的部门来一个倒查。治官先治吏，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立的规矩，特别是在当下，在资本、利益已经把人搅得辨不清方向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让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的每一个人都处于党的纪律的监督之中，这个问题谁都不能例外。
（作者系著名文艺评论家、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授权】，转编自“新军”微信公众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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