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附记】此文发表以后，我曾给学校科研处写了一封信，说明原委。内容如下：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2004年6月6日在《文汇报》上发了一篇文章：《驾驭经济的理论支点》。文章主张把西方经济学中最庸俗的观点，作为驾驭经济的指导思想，甚至公然鼓吹“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千百年来人们对自身经济行为的总结，揭示的是一个浅白而又深刻的经济学原理。”把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当作颠扑不破的真理。由于这篇文章是他在省部级干部培训班上的讲稿，影响很大，所以有的老同志看了很生气，提出要写文章予以批评。
我写了一篇题为《向高级干部灌输什么样的经济学？》，批评王东京的观点。此文发表在《中华魂》2004年第9期上。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重视。
2004年10月15日，中宣部理论局局长陆建平同志把我找去，给我看了中央领导人的批示，大意如下。邹家华批示：这篇文章很好，观点正确，要求听过王东京报告的人都看一看。李长春批示：应该组织一系列文章批评王东京的观点，批评文章应从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刘云山批示：要认真落实李长春的指示。吉炳轩也对理论局提出了具体要求。
理论局陆局长说，已经布置了几篇文章，如，《北京日报》发了一篇采访高鸿业的文章，社科院将在《经济日报》上发一篇文章，《文汇报》上也将发一篇文章。他要我在已发表的文章基础上，按照中央领导的意见，重新改写成一篇正面阐述的东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他说，这一篇是这系列文章中的最主要的一篇，并同我商量了标题以及基本内容。我按照理论局的意见，改写了一下，由他们改定稿。最后，在2004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标题改为《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
我通报上述批评王东京观点的经过，是想说明中央领导人的一些动向，了解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抓些什么问题。我想，这也许对学校工作有点帮助。
原题：向高级干部灌输什么样的经济学？
——评《驾驭经济的理论支点》
在6月6日《文汇报》上，有一篇谈论经济学的奇文《驾驭经济的理论支点》，值得大家一读。本来，“著名经济学家”谈论经济学的文章多如牛毛，什么奇谈怪论都有，可以见怪不怪了，然而这篇奇文出笼的时间，地点、条件，使得它非常值得注意。首先是作者的身份，作者是中央党校经济部主任，而中央党校是培养党的高级干部的地方；其次是这篇文章的用途，这篇文章是他在省部级干部班上的讲稿，这就是说，他把这篇文章里讲的经济学原理灌输给了省部级干部，要这些干部按照他的思路去处理经济问题，因而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第三是时间，这篇文章是在中央下发《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3号文件）以后不久发表的，因而它给人们一个印象，似乎它是在贯彻3号文件。这一点也很重要。
这篇文章比较长，好在作者自己作了一个提要，简明扼要。我们全文引一下这个提要：“现代经济学里真正基本的、管用的理论，我认为就是三个假定，三个原理。这三个假定是：经济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和保护个人产权假定；与此大致对应，便是三个原理：利润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价交换原理。这六条，简单得令人吃惊，但却是经济学的结晶。用个时髦词语，是精髓。一般人和经济学大师的差别，说到底，就在于会不会使用这些假定和原理？熟练程度如何？推断功力如何？”当然，作者不是一般人，能够提炼出经济学的结晶、精髓的人无疑是“大师”，因而不仅会使用这些假定和原理，而且熟练得很，推断功力强大得很。
详细分析这篇文章，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只想就他提出的三个假定作一点分析。
应该看到，作者的“假定”不是“可能是这样”，而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一种经济学中不应有争议的公理，用作者的话来说，“两百多年，它反复经过实践检验，颠扑不破。”一切结论都应该从这三个假定中推断出来。好比勾股弦定理，是研究几何学的人一致公认的定理，无需论证，由它可以推论出其它结论，并可以作为判断其它结论正确与否的标准。所以，这三个假定是否正确，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它错了，作者的整个经济学就站不住脚了。我们来看一看，作者的三个假定是什么货色，他想给高级干部灌输什么样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
作者的三个假定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假定：经济人假定。什么叫经济人假定？作者说，经济人假定就是“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利已主义者，说人是自私的。”“人们如果不自私，就不会有劳动的积极性，政府也无法通过政策调节经济。”这种假定，从亚当·斯密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断重复着，似乎是“颠扑不破”的了。亚当·斯密研究经济学时，就是以人的利已主义为出发点的。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们在自己的经济活动中考虑的只是个人的利益，只受个人利已主义的支配。个人彼此之间需要互相提供帮助和交往，但这种互相交往只是为了自己获取个人利益。每个人都按照利已心去追求个人利益，人与人之间便形成一种共同利益。他把自私自利当作一种亘古不变的自然现象，每一个人生来俱有的本性，一切经济范畴都从人的利已主义本性中去寻求解释。所以，亚当·斯密的整个经济学说的理论体系就是从这种人的本性中演绎出来的。自斯密以降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古典经济学家、庸俗经济学家（也就是作者所说的“现代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人的自私本性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当作分析一切经济问题的最基本的前提。作者不过是拾人牙慧，把这一条作为经济学的“精髓”，连同“人为财死”这样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一起，一古脑儿推销给社会主义中国的高级干部。
应该指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命题，在理论上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反科学的，在实践上是反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辩护的。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这个问题。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什么抽象的、永恒的、全人类共同的“人的本性”，存在的只是具体的、由现实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也就是阶级性。“自私”是一种观念形态、一种思想意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自私、利已主义不是天生的，不是人一生下来就自然而然具有的本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一种观念、一种思想的“自私”，是由社会存在、经济基础决定的。在原始社会，极其落后的生产力以及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人们毫无自私自利的思想，一切劳动成果，人们都会自觉地在整个部落中平均分配。这一点早已为许多原始部落的调查报告所证实。原始社会瓦解后，私有制的出现使得剥削阶级有可能利用所掌握的生产资料无偿地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产品，也就是说产生了剥削，在此基础上，才形成自私自利、利已主义的思想。大家知道，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它的思想也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几千年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使得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自私自利思想，逐步影响到劳动人民。自私自利、利已主义思想的普遍化是私有制长期统治的结果，而不是人的不可改变的“本性”。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人们必然会逐步摆脱自私自利这种剥削阶级思想的束缚，树立起与公有制相适应的大公无私的观念。可见，人并不是天生就是自私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自私观念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私有制的产物，将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失。自私的人，即“理性经济人”，是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历史的起点。作者把自私当作人的天然的本性，并以此作为不可更改的假设（公理）来推断一切经济问题，实际上只是简单地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哲学上讲显然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悖的。
从实践上看，资产阶级学者从来都是利用“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命题来反对社会主义的。说远一点，李嘉图就是以此反驳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提出的按新原则改造社会的方案的。李嘉图在给自己的朋友格隆的一封信中以提问的形式表述了这一点：“如果人们的发奋努力的动力是社会利益而不是他们的私人利益，这种社会用原来那么多的人能比已往任何时候生产出更多的东西？难道说，几百年的经验不是证明恰恰相反吗？”李嘉图正是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经验作为亘古的真理来批判欧文空想社会主义的。再说最近的一件事情。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者张五常在北京狂妄地宣称，“我一句话就可以把共产主义驳倒：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他从“人是自私的”这一假设出发，断言“中国大陆的共产经验一败涂地”，“共产制度迟早会瓦解”。张五常也是把人的自私本性作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的。这清楚地说明，作者当作经济学“精髓”的东西，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在现实生活中恰好是资产阶级学者反对社会主义的工具。这种状况不由使我们想起了1983年邓小平同志的一段话。他说：离开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来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抽象地谈论人的本性，“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他提出：“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的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1、42、45页）作为向高级干部灌输经济学知识的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读了这一段话不知有何感想！
对于第二个和第三个假定，作者认为“争议不大”。其实不然，这两个“假定”也存在着原则的分歧。我们简单作一些分析。
第二个假定是“资源稀缺的假定”。这一假定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对的。资源是不是稀缺的，取决于资源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当资源的供给超过需求，资源就不是稀缺的，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一方面大量工人失业，另一方面大量生产资料闲置，那时资源是过剩的。顺便提一下，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把“资源是稀缺的”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前提的是英国经济学罗宾斯。他在1932年提出这一假定时，恰逢世界资本主义发生最大的经济危机之际，因而这一假定当时就遭到了他的许多同行的嘲笑，说它“生不逢时”。今天作者又把它搬了出来，作为无庸置疑的真理推销给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岂不更加可笑！
在资源的需求超过供给的时候，经济学就要研究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问题。然而经济学对待资源配置，并不是把它作为物的运动进行研究，而是要透过物的运动研究它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所在。当今的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合理的、永恒的制度，不需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本质。他们不仅不去揭露资本家是如何无偿地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相反竭力掩盖这种剥削关系，因而他们的研究仅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和经营当事人的观念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他们只讨论抽象的作为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抛开生产关系去研究资源配置的一些技术性、操作性问题，因而研究的出发点是资源的稀缺性。这种做法是符合掩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辩护性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恰恰相反。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认为是物与物的关系的地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要探究一下在物的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揭示经济运动现象背后的本质。资源配置决不仅仅是各种生产要素的具体分配办法，不同社会制度下资源配置的性质和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背后隐藏的经济关系不一样。资源配置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不能撇开具体生产方式抽象地研究资源配置，必须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研究特定生产方式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前提。这就不是资源稀缺的假定所能演绎出来的。作者在谈论第二个假定时，实际上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泥坑。
作者提出的第三个假设，即“保护个人产权”的假定，更是值得研究。作者认为，“保护个人产权的假定，主要是基于效率的原因。”据说，保护个人财产“实在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不保护个人财产，社会就不能进步，经济就不能发展。
谈到“保护个人财产”，应该区分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个人凭借劳动得来的生活资料，毫无疑问是应该保护的，不允许别人“随便拿”。这一点是生活常识，无需学习深奥的经济学“精髓”就人人懂得的。但对于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则需要作历史的具体分析。因为个人之所以占有生产资料，是要利用这些生产资料来进行生产。要知道，生产资料的消费就是生产。而要进行生产，就要把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结合起来，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者凭借所掌握的生产资料同劳动者发生的经济关系，就是所有制关系。人类社会历史上存在过不同的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即不同的私有制形式。有奴隶主私有制、地主私有制、资产阶级私有制，也有劳动者个体私有制。对这些不同形式的私有制，我们应该放到具体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看它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据此来确定我们的态度。随着作为人类社会最后一种私有制形式——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确立和发展，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办法是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这时，私有制的丧钟就敲响了。正是依据社会发展的这一规律性，马克思恩格斯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地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页）全世界共产党人为实现消灭私有制这一理想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当然，这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随着条件的成熟逐步推进。譬如，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的落后，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和个体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还有着积极作用，因而在政策上还需要予以保护和鼓励。但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消灭私有制这一目标是不可能动摇的。应该看到，我们是根据生产力落后这一具体国情，允许资本主义性质私有制和个体经济存在，支持并鼓励它们在一定范围内发展的，而不是抽象地、无条件地赞扬私有制。我们决不是主张私有制永远存在下去，决不是主张私有制万岁，而是利用非公有制经济来发展生产力，为最终彻底消灭私有制创造条件。忘记了这一点，就忘记了根本。
作者不区分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笼统地讲保护个人产权，实际上是要保护生产资料私有制。作者要说的是，保护私有制是经济学的不容置疑的“假定”，即公理，经济学的全部结论都要从私有制的存在推断出来，一切经济决策都要有利于私有制，否则就是错误的。这样赤裸裸地为私有制辩护的理论居然出自共产党员之口，而且要灌输给党的高级干部，岂不是荒诞可笑吗？然而这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作者提出“保护个人产权”这一假定，所讲的理由只有一个，即私有制才有效率。这个理由与第一个假定是一脉相通的。既然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追求个人利益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人为财死”，那么消灭了私有制，人就没有积极性了，没有动力了，当然就没有效率了。这也是某些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甚深的经济学家反对公有制、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个重要根据。其实，这是一种美化私有制、为私有制辩护的资产阶级理论。所有资产阶级学者都竭力鼓吹个人产权制度是唯一有效率的制度，把这一条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不言而渝的信条，似乎无需论证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专门批判了这个信条。早在19世纪中叶有人就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据此反对公有制、反对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反驳道：“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你们的利已观念使你们把自已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已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89页）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利己观念来观察问题，当然只能得出个人产权才有效率的结论，而永远不会理解、也不愿理解公有制的发展动力。对于一个普通工人来说，在公有制基础上当家作主、相互之间建立平等互助合作的关系、实行按劳分配，与私有制条件下的被雇佣、被剥削的地位相比，其积极性、主动性显然要高得多。这正是公有制的优越性所在。这一点也是囿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作者所无法理解的。
作者说，保护个人财产，社会才能进步，经济才能发展。这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说法。他忘记了私有制是历史的暂时现象，而不是永恒的。某种私有制形式，当它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当它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障碍。在当今历史的条件下，生产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就整体来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早已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为历史的绊脚石。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并不否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制在一定范围内还有积极作用，然而这种积极作用只有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才能显示出来。如果没有公有制为主体，没有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为主导，如果资本主义私有制占统治地位，那就必然使得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社会就会出现生产无政府状态，而且两极分化会越来越严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会越来越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俄罗斯那样的政局动荡、经济凋敝、社会不稳的状态。
很明显，作者的三个假设不过是重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且主要是庸俗经济家）的理论，而不是什么创新，这一点，作者自己也是承认的。他列举西方经济学中萨伊、凯恩斯、弗里德曼三大流派的理论，说他们“观点不同，但运用的基本理论，却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立论的条件和背景。”他是把西方经济学不同流派共同的基本理论概括为三大假设的。毫无疑问，西方经济学是应该认真研究的，应该学习其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它的立场、它的价值观，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我们必须坚决批判，决不能照搬。作者的三个假设恰好就是照搬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它不仅与马克思主义风马牛不相及，而且直接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也许由于心虚，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又说：“应用这些原理时，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指导，以中国的国情为基础，这一点非常重要。”怎样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指导？他虚晃一枪，再也不说了。其实，他是无法回答的。他提出的基本理论即三个假设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非此即彼：如果他的三个假设是对的，就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果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要彻底推翻他的三个假定。要想把他的三个假定与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那是任谁也做不到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难矣哉！
应该看到，出现这样露骨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不是偶然的，这是近20年来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洋迷信泛滥的结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曾经出现两种教条主义、两种迷信，干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即空谈马克思主义，把经典作家针对当时具体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分析得出的具体结论，当作固定不变的教条，搬到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的今天来。持这种教条主义的人，不是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而是以某个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为依据来判断是非对错。经过多年的斗争，尤其是经过邓小平同志反复进行艰苦的思想工作，这种教条主义在理论战线和经济改革实践中的影响已经日渐式微，这是解放思想的巨大成果，也是党和人民创新精神的伟大胜利。另一种教条主义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以及西方国家的政策奉为圭臬。在经济学领域，这种迷信突出地表现在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上。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最为流行的方法是，把新自由主义各个流派诸如新制度主义、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等，当作分析的前提和逻辑框架以及判断对错的标准。仿佛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学说就是真理，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有人称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主张把它搬过来作为指导思想，甚至主张“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这种迷信西方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洋教条主义，虽然理论工作者中早有质疑，党的领导人也有所告诫，但是至今末曾引起思想理论界应有的反响。对西方经济学不仅缺少应有的抵制和批判，正相反，洋迷信盛行一时，在经济理论中、尤其是在经济改革的实践中的影响力还不断上升。破除洋迷信，对西方经济学进行认真的鉴别，在学习和借鉴其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的同时，认清其为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服务的本质，同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划清界限，把我们的思想从西方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已是当务之急。《文汇报》6月6日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过去我们闹革命是靠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业中，我们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取得成功。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这是一个大原则。如果我们忽视这一点，让西方经济学占领讲坛，让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占据指导地位，我国改革的方向就会发生变化，全盘西化的威胁就会向我们逼近，劳动人民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如果出现这种情景，我们就犯下了历史性错误。而这种情景是可能出现的，并非危言耸听。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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