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览《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见日人曾根俊虎于1876年4月14日所记“游览”狼山事：“从长江登陆，据此山为根据，则是控制通州（今南通市）以北最为有利地势”。
在渡江来此前一日，此君在对岸常熟福山转悠，详录所见村落、地形、城郭、炮台、兵营状况。在福山停泊之地，他记下：“福山镇之河口也是扬子江之支流，满潮之时，十匹马力蒸汽船可以自由来往。如若现在有变，要突袭此地，可以夜间趁潮而偷偷上陆，一队潜入河口、一队袭击南边桥畔兵营，一队以西北山丘为阵地，三队兵力相助，再加上使用一个炮队，定是取而不难”。
这些文字现作为游记存世。然而，字里行间，曾根何尝寄情山水之间。此段长江，在他眼中，不见“大江东去”之壮阔，亦无“落霞孤鹜”之诗情，不过是未来军舰航道、作战滩头及炮台坐标而已！
曾根写下这些文字至甲午烽烟骤起，恰好间隔二十载；离现时此景，亦适逢一百五十年！
曾根何许人？不要说中国人，现今之日本人也极少知道此君。
据《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译者范建明先生调查所得，曾根1847年生于日本米泽藩（今形县南部），少习汉学，为其日后在中国活动打下基础。二十四岁时入海军省，二十六岁晋海军中尉。适逢政府欲犯台湾，于次年作为海军省派遣间谍赴沪上，从事筹措军需及情报收集。
1875年再派中国，所收情报及见闻辑为《北中国纪行前编》。二十九岁时(1876)再派三年，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录《北中国纪行后编》。此君极是勤勉，回国(1878)当年即成《清国近世乱志》和清国《诸炮台图》两部书，并以在中国各地收集情报为“资本”，携两部“大礼”，终得谒见明治天皇。
曾根此行，启程于4月9日，自上海申江“田代旅店”出发。同行者海军士官町田实一并舟子四名及译员，租小船沿内河西行。至常熟福山口渡江抵通州，遂折而北上，直至天津，后乘海轮折返上海，全程六十有二日。所过州县，凡村落疏密、地形险易、路途远近、物产丰瘠，乃至人情风俗、气候变迁、城郭规制、炮台布局、兵营虚实、兵丁众寡，都作详录。
查相关史料，“田代旅店”极可能是日人最早在沪开设之日式旅舍“田代屋”，位于当时英租界苏州路1号（今苏州北路附近），以经营杂货为主，兼营旅馆业务，接待过东瀛使臣、文人墨客。然日本官府遣曾根携特殊使命下榻于此，此店开设之本意，恐非经营杂货及旅店如此简单了！
曾根择此处过江，绝非偶然。史上长江口之“狼福渡”，南通狼山与常熟福山夹江相望，控扼江海咽喉，实为万里长江最后一道天然关隘。且其不独为江防重镇，更是水陆皆宜用兵之所。两岸炮台对峙、火力可成犄角之势。曾根此行，必欲在此一探虚实。然而，如曾根所窥，至光绪初年，此地炮台陈旧、守军懈怠、潮汐规律尽为外人所谙，已徒存形胜之表！
曾根潜入市区城南街朱宝号客栈，暗中将此地铺开为一张情报网。“城南街”疑即当时北接十字街、南至通济桥（江山门）之“南大街”，与今“南大街”北端重合。其所记通州之城防，城垣周长约两千米，户二千余，街巷狭窄。城内“无炮台，在南门边见地上横放一门清国旧制炮。兵营只有南门外道路左边有，别处不见”。在他看来，此城俨然门户洞开！他获知通州“漕运极为方便”，物产以花布、银鱼、盐为主，但商贾繁盛远逊沪上。其抵通当日，即已探得狼山驻军六千之数。在通期间，曾根俊虎绘得三图，即《通州城略图》《狼山诸峰之图》《狼山后部之图》，江城布局、狼山形胜，尽在掌握！
曾根俊虎手绘《通州城略图》标示“兵营”位置。
甚为蹊跷的是，曾根一行于上午十时四十分入住客栈，午后竟有“广东雷州镇总兵张步钱及通州本郡刘金堂两氏前来请求面会”。其后两天，两氏竟朝夕相伴，将通州城防虚实、军政民情尽数相告！
广东雷州与江苏通州距离遥远，该无协防任务，负责雷州半岛及周边海域防务任务之军事要员，何以突现江防重镇？身为二品武官，竟轻车简从，亲赴客栈造访“东瀛来客”，此乃早有密约，抑或一时兴至？这位由日文转译之“张步钱”，暂未发现后续文献对其人有进一步记述，通州“刘金堂”者，在史料上亦未留下半点“踪迹”，此中玄机，二人来去如烟，竟成百年悬案。
近代中日之交，肇始于同治十年（1871）两国缔约通好。许为“国策”之别，初交之时，日本显得异常主动。 同治十一年（1872），日本即于沪上设领事馆（首任领事品川忠道），后立福州领事馆。是年八月，政府遣陆军少佐池上四郎密赴我东北侦探考察。至同治十二、十三年间（1873、1874），又相继设香港领事馆、北京公使馆。反观清廷，迟至光绪四年（1878）岁暮，始遣使节东渡。
彼时日人来华者众，尤以出兵台湾之际，军人纷至，所遗日记、游记、调查文书数以百计。其间固有怀揣友善、促进了解之士，然亦不乏假游历之名，行窥探之实者。其行程笔记之间，往往暗藏算计，与当时中国士人所著“东游日记”大相径庭。
中国士人之“东游”，多怀师夷长技之志。如通州人张謇《癸卯东游日记》，对日本工、农、商、学、兵、政皆有精辟论述，谓其富强之本首在教育，次在工业，力主实业救国。相较之下，日人诸多“考察”，虽披游历外衣，实为军事窥察。
拂去这些至今读来犹觉寒意森森之文字，曾根记行，亦为一百五十年前通州城廓，留下一帧帧灰淡剪影。
曾根自姚港村登岸，行李皆赖独轮车载至客栈。此等车辆，直至上世纪六七十年光景，仍惯见于市镇乡野，运货载人，往来不息。我非但亲见，亦曾乘坐其上。曾根笔下通州，街巷狭窄，屋舍低矮，然“竟不见‘长毛贼’遗祸之痕”。“长毛贼”者，为清廷对太平军之蔑称。曾根所载，自沪上西行，在南翔、太仓、常熟“到处可见‘长毛贼’之遗害及荒凉之迹”。可见江南江北，战火留痕竟如此殊异！
游记屡屡提到遭乡人“围观”之窘。他们泊舟姚港村时，“前来围观者甚多”，“停船则把船围住，住店则把店围住，特别是今天城中之行，围观者大声喊着‘东洋人’‘高丽人’，我等成了古今未曾有之奇观”。后遂购清人衣冠，冠以瓜皮小帽，伪作发辫，方得匿迹于街巷。可见，当时通州地界，外邦人迹罕至，偶得一见，便少见多怪了！
今日重读这部暗藏谍影的游记，其冷静几近冷酷的文字，那段被丈量、被觊觎的往事，依然刺痛着我们。
江城侧畔，江雾岁岁如旧，江水依旧东流。当此和平岁月，尤须谨记：居安必当思危，承平不可忘战。铭记历史，非为沉湎旧恨；强大自身，亦非意在复仇。惟愿山河永固，不复昔时之殇。且让这历史警钟长鸣心间，永无绝响！
作者：陈俊；来源：有竹草堂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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