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全盘西化派们一提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总是慨叹其被斯大林结束得过早了，甚至，他们声称列宁生前从未想过要结束它。由此，全盘西化派们“论证”出了一个谎言，那就是斯大林背叛了列宁的所谓“政治遗产”，因而“斯大林体制”这个影响新中国深远的“计划经济怪物”，从降生开始就是错误的。进而，这些全盘西化派知识分子又进一步指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说什么这是在斯大林犯下的错误误导之下的更进一步的错误。近日，一位极有分量的高龄的全盘西化派的旧文又被重炒，他的文中再次祭出了上述陈词滥调，借攻击列宁-斯大林体制的僵化来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而贩卖焦虑，说什么“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臆想将改革引入歧途。有鉴于此，特别发布吴恩远教授《关于列宁-斯大林体制》一文，从根上揭穿全盘西化派的这一谎言。
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开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先河。赫鲁晓夫问道：“在列宁死后，我党各种神圣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否也得到遵守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以赫鲁晓夫号召：“要猛烈地批判斯大林在世时广泛推行个人崇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完全违背马列主义精神的不良现象。”不是说斯大林没有错误，也不是说斯大林的错误不可以批判，但赫鲁晓夫在此幌子下，开启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先河。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这方面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他自称是“苏共二十大的产儿”，也号召猛烈地批判斯大林。不仅如此，他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开始全盘否定斯大林体制。当时在苏联学界形成一种看法：认为斯大林在经济上违背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政治上背离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从而把斯大林时期的体制与列宁的理论对立起来。斯大林体制被说成是“粗鲁的、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等。认为这个体制在经济上留下的是一份“极其沉重的遗产：荒芜破落的农村、农业和加工工业”；政治上则是“极权的、专横的一党官僚体制”。所以，戈尔巴乔夫公开宣布与“具有70年历史的斯大林体制决裂”，“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
一、斯大林体制是背叛还是继承了列宁体制？
列宁时期所创建的苏联政治体制的根本性质，在1918年俄罗斯联邦宪法和苏联成立后1924年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苏联宪法中给予规定，这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以及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制的政体。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体制，它主张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实现民族平等和人民当家做主。
1936年斯大林时期通过的苏联宪法对上述原则重新予以确认，同时增加了一条：强调共产党在苏联社会中的核心作用。就是说，斯大林时期通过宪法所确立的苏联政治制度的主要原则与列宁时期并无根本区别。
应当说，在斯大林整个执政时期，基本上坚持了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坚持了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和领导地位，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和国家政权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保持土地、森林、矿山等资源为全民财产和经济管理体制集中制的原则，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化，即“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管理原则……[1]等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尽管由于时代局限，没有把“市场”和社会主义属性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是基于这个认识。
甚至赫鲁晓夫也没有否定斯大林时期苏联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他在“秘密报告”中谈到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的原因时，就高度肯定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制度。他说：由于党的组织工作，由于许多地方组织，由于我们伟大人民的自我牺牲的劳动，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这些胜利是整个党和人民付出巨大努力和积极工作的结果，绝非个人崇拜时期所说的，仅仅是斯大林个人领导的成果。
最新出版的俄罗斯历史教材全面论述了列宁-斯大林体制之间的关系。
书中写道：苏联体制的“基本成分是在1917-1920年之间产生的，1920年经历了某些变化，在1930年代末最终形成。这个体制的主要特点是：共产党是社会的主导政治力量；党领导政府（苏维埃）；承认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群众社会组织（工会、共青团等形式）被视作共产党影响非党群众的工具；权力镇压机构；国家机构对经济生活的集中管理；党和国家的众多宣传机构力图使共产主义世界观成为唯一的、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列宁与斯大林在执政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策略上或许有所不同，但俄罗斯历史教材认为：列宁-斯大林体制的实质是完全一样的，这个体制诞生于列宁时期，而在斯大林时期最终形成，充分证明了列宁-斯大林体制的继承性与连续性。
那种认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背叛了由列宁缔造的社会主义体制的说法确实是人为臆造的谎言。
二、斯大林违背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吗？
这是目前学界谈得最多的问题。列宁晚年曾经对斯大林的作风有一个著名评价：斯大林的个人性格“太粗暴”。列宁认为，如果仅仅作为个人之间和同志之间的交往，斯大林的性格这个问题还可以容忍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党的总书记，他的这个缺点就很突出了。但另一方面，列宁也高度评价了斯大林的工作能力。因此，他希望能找一个在其他各方面都与斯大林一样，或者差别不大，但对人“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2]的人来代替斯大林。
所以，较之列宁，学界一般认为斯大林在党内的领导作风比较专断，甚至形成了对他的个人崇拜。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不能就此得出斯大林违背了列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结论。
首先，“民主集中制”原则包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原则和苏共党的组织原则。
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原则主要指“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苏联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各加盟共和国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同时它们必须服从联盟中央的决定，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代，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主权至上”，宣布加盟共和国法律高于联盟中央法律，不服从联盟中央决议，就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的典型表现）。在斯大林时期，不能说不存在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大规模迁徙少数民族，从而埋下日后民族问题的隐患。但从整体上看，联盟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当时全苏联各地区没有出现大的民族冲突和矛盾，不存在背叛列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问题。
其次，怎样全面理解苏共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
过去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列宁晚年强调党内民主、强调对党内官僚主义实行监督思想的重要意义，似乎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主要就是指反对官僚主义、改进民主作风……这实际上大大削弱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实质意义。
列宁晚年关于党内民主建设的思想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强调“党内民主建设”不仅指改变党的生活和工作作风。列宁认为，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更为重要的目的是改善和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消除国家机关、党的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列宁特别指出：“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我们全党的主要任务在于密切注视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并防止这种情况发生……避免那种会使苏维埃共和国覆灭的分裂的可能就愈大。”[3]这指的是由于新经济政策，可能会导致“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的出现，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分裂；强调在实行文化革命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利益和文化的表现”；强调坚持共产党在“建成社会主义中的领导地位”，为此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克服党内“左”右倾思想……这些就是列宁加强党的建设、改进党的作风的重要思想。
如果列宁关于党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建设的主要原则，包括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党和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等能够得到坚持，就应该从总体上肯定这一时期苏共党内民主建设的成绩。
实践证明，在斯大林时期，在解决当时苏联面临的国内外重大问题上，如国内的工业化、对外反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等艰巨目标方面，正是党的民主建设、民主作风，即“民主集中制”确保了苏联共产党较好地完成了这些最重要的任务。
如果认为斯大林时期苏共党内民主建设“主要方面”的表现是背叛了“民主集中制”，那它又是怎么为实现党的总路线和总的战略目标提供思想、组织、作风上的保证的呢？
人们常以从1939年到1952年长达13年没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这件事来指责斯大林个人独断。但他并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如此。在《朱可夫回忆录》中，朱可夫对斯大林在国防委员会——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机构——中的民主作风有比较详尽的描述。他写道：在战争期间，“国防委员会前后召开了200多次会议，每次斯大林总是先不发言，而是来回走动，听取意见，然后再加以总结……”
卫国战争结束后，在“1945-1948年，举行了党的区代表会议、市代表会议和州代表会议，然后召开了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4]，这种情况说明斯大林并非完全抛开党的组织，仅仅依靠少数人决策。
而且，要把斯大林“独断”的特点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
如俄罗斯科学院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所说：“苏联现代化的特点乃是建筑在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的动员型经济，经济任务必须服从于政治目的，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采取了非常的措施，崇高的思想与粗鲁的手段结合在一起。为了完成这些任务特别强调思想上的服从，这在苏联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起到独特的作用。因为在一个社会经济条件落后的国家要加速实现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的过渡需要动员一切资源，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也包括社会的精神力量。”[5]
2007年，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舒宾教授写道：“俄罗斯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开始于俄罗斯帝国时期，到20世纪60年代完成。但其中决定性的阶段是在30年代斯大林执政时期。斯大林体制确实具有严酷性，其严酷的程度甚至比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也毫不逊色。但只有这样才能集中掌握建设工业基础所必需的资源，并奠定了苏联工业体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他还说道：“苏联实现现代化那种紧迫的、刻不容缓的特点带来了巨大的牺牲，而这常常被一些人指责为无谓的牺牲。但无可怀疑的是，苏联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也是沿着人类共同的道路走的。”[6]
三、斯大林为什么放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内战结束后，国内经济面临危机，工农联盟的基石受到破坏。列宁果断地施行新经济政策，短短几年扭转了经济困境。更为重要的是，列宁能够大胆创新马克思主义，提出利用当时理论界还认为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商品交换”等市场经济的杠杆来建设社会主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斯大林认为新经济政策已经不能支持苏联即将开展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因而放弃了新经济政策。
由此也引发了学界对斯大林放弃新经济政策的一场争论。
一部分人认为：斯大林放弃新经济政策是对列宁的背叛；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继续施行新经济政策，苏联可以不必付出在实行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中那样巨大的代价。
如果从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和创新的角度看，不能把斯大林放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视为“背叛”，否则无法解释列宁“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
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大发展。但列宁当时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市场、商品交换等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范畴”来建设社会主义，而在时机成熟后就将取消这些资本主义“经济范畴”。
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之初，他多次谈到“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如1921年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什么是流转自由呢？流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7]同年六月，他再次指出：“实物税意味着贸易自由……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自由，然而这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这就是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立资本主义。”[8]说这话的时候离他因病不能理事也就一年左右。即便到晚年，他的总体思想还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在其生命的最后时段，仍然盼望“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9]，明显在“新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之间划了一段距离。这句话曾经被印成各种标语张贴在苏联全国各地以激励人们的斗志。所以，他仍然把“小商人和那些利用自由贸易”的“耐普曼”称为“耐普曼资产阶级”[10]，而“资产阶级”总归是要被消灭的。
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有深刻理解的布哈林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在列宁逝世前后多次谈到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利用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最后排挤资本主义经济。1925年他在《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一文中说道：“过去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一举消灭市场关系。而实际情况表明，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和合作社将通过市场上的斗争，通过市场关系，通过竞争，排挤自己的竞争者即私人资本。最后，市场关系的发展将消灭自身，因为既然国有企业和合作社在具有买卖、货币、信贷、交易所等的这些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将压倒其余的一切经济形式，并且通过市场把它们彻底排挤出去，那么市场本身就迟早会消失，因为一切都会由国家和合作社进行的产品分配所代替。”[11]
说列宁当时还没有把商品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固有属性，并不否定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伟大贡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在于不能以今天的认识来苛求前人。
最新出版的俄罗斯历史教学参考书《俄罗斯历史（1900-1945）》也是这样分析新经济政策的实质的。书中写道：“应当尽量说明这一判断，即新经济政策对布尔什维克而言不能简单说是‘迫不得已’的，但应当说是‘临时的’的措施，能够保证摆脱1920年末到1921年初尖锐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危机。”[12]
斯大林曾说过：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长期的，但列宁从来不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永远的。正是基于对列宁思想的这样理解，斯大林才在他认为需要的时候取缔了新经济政策。
当然，我们不能得出结论：如果列宁能够多活一段时间，他在斯大林那个时候也会取消新经济政策。历史是不能假设的。那种认为“如果继续施行新经济政策可以不必付出在实行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中那样巨大的代价”的观点，仅仅是一种“假设”。因此，我们评价斯大林取消新经济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即根据社会实践中已经发生事情的后果来判断事物的是非曲直。
为什么当时不能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呢？
从农业方面看，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是为解决新经济政策已经不能够给工业化提供资金和商品粮这个任务的一种替代选择。的确，它打乱了农村生活，但当时确实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其他方案。
从工业方面看，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是：保证苏维埃经济快速向工业化跃进，构建工业化社会的基础。但是这一任务并没有完成。依靠新经济政策终究不能保证苏联城市、军队、工业的粮食和原料的稳定供应，经济杠杆不能发挥作用。工业化需要每年翻番增加的大量资金投入，而这是新经济政策所不能给予的。这也造就了新经济政策的命运。
所以，俄罗斯历史教学参考书《俄罗斯历史（1900-1945）》在有关新经济政策这一章中最后总结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被人为地“中断”的，而是被其所肩负的沉重任务“压倒”的。
这样看来，如果把斯大林取消新经济政策说成是对列宁的背叛也是一个臆造的谎言。
[1]Ю. С．库库什金、О. И．奇斯佳科夫：《苏联宪法简史》，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87。[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46页。[3]《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377页。[4]《苏联共产党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633页。[5]В. В. Алексеев, Ключевая пробле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ХХ века,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истории,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2004, с.278.[6]Александр Шубин,10 мифов советской страны, М.2007, с.348-349.[7]《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54页。[8]《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50页。[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38页。[10]《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83页。[11]《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第441-442页。[12]A．丹尼洛夫、A．菲利波夫主编《俄罗斯历史（1900-1945）》（教师参考书），俄罗斯教育出版社，2009，第18页。
（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原标题为《关于列宁-斯大林体制》；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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