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植竹：五位对我思想作风影响大的老领导

 

 

有年轻朋友对我说：“人们都说毛泽东时代的干部思想品德好、清正廉洁，作风优良，没有官气。你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老革命，能说说你的观感吗？”我这个年逾90岁的老头，的确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亲眼见过那个时候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同志那思想高尚、作风优良、廉于律已，深受广大群众爱戴的实情，可以证明人们说的是实话。为节省篇幅，我只讲讲面这5位对我里想作风影响很大的老领导的小故事，由此可见全貌。

 

亲如兄长的罗道根同志

 

1964年，我工作的一个县级市的计委两个副主任（其中一个主持工作），都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停职了。市委把我从市委办公室调过去顶替他俩留下的空位。

 

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计委担负着极为重要的任务。要我一下子挑起原先两个人挑的重担，感到很吃力。加上那时市里还未设立物价机构，只虚设了一个“物价委员会”，其主任也由我兼任，计委只确定一名“物价专干”。机构虽是虚的，事情却实得很，我们那时对物价工作抓得很紧。还有，不久市统计局唯一的局长（没副职）被抽调到湘潭市搞社教去了，市委又把这局长的职位也交给我兼任。我还被计委、工业局、建设科等六个科局的联合党支部选为支部书记。所以，繁杂的工作弄得我头昏脑胀，苦不堪言。

 

好在我很幸运，遇到了兼任我们计委主任的罗道根同志（市委副书记、市长），是一位思想作风特制优良的领导。他长得儒雅帅气，文质彬彬的样子，一看就是个知书达礼的知识分子。后来事实证明果然如此，他不像是官气十足的官，却犹如一位慈祥的兄长。我见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就把他当成知心朋友，将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心中产生的苦闷，统统都向他说了。

 

罗市长对我这个年轻、且没干过计委工作、现在肩担重任的下属，很理解，很同情，也就格外关心。他很重视计委的工作，热心帮我度过难关，把工作搞好，也就像兄长帮弟弟一样，经常给我出谋划策，想办法出主意。即使有时我的工作做得不够理想，不能让他满意，他都不会官腔甩甩、生气发火，随意埋怨、指责我，而是会帮我分析原因，找出解决的办法来。

 

我在计委工作约3年，可说是罗市长手把手教会我如何当领导的。

 

他告诉我，做领导的，要廉洁正派，严以律已，以身作则，凡是要求下属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凡是禁止下属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一个领导者的威信，要靠自己的人格魁力来赢得，莫要以“我是领导，还是你是领导”的话语去压服人来维护权威。

 

他告诉我，在工作多、任务重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要学会“弹钢琴”，工作要分轻重缓急，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莫要眉毛胡子一把抓。

 

他还告诉我，一个部门的工作要做得出色，一定要发挥全体人员的积极性，把大家拧成“一根绳”，同舟共济，共同努力，才能达到目的。不要搞个人英雄主义，一个领导者，哪怕再有本事，如果单打独斗，那是累死也干不好的。所以，对下属要有爱心，要和气待人，要你对待兄弟姐妹一样关怀他们。

 

总之，罗道根同志把他一生从政、做领导的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了我。我遵循他的这些教诲来做，终于较好地完成了当时计委那十分繁重的任务。记得有一年，我亲手撰写的一份工作总结，还受到了地区计委的肯定和称赞，被写上按语，转发到了全区各县市计委。

 

毫无官气的欧阳纯同志

 

欧阳纯同志，在我地区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老资格领导于部”，还是中山大学毕业的老党员。在新中国建立不久的干部队伍中，他这位领导，可说是“凤毛麟角”，要是“摆谱”，他有的是本钱。然而，这位文化高、资历老的领.导，却格外谦虚谨慎，他官职不小，却没半点官架子，最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但“眼见为实”呀，不信也得信了。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欧阳纯同忐担任我们郴州行署办公室主任。有一年，他带领一个工作队到一个名叫“锁石桥”的大队蹲点。当时组织上调来了一位公社书记担任我们市计委副主任，把我也抽到了工作队来了。

 

那时干部下农村，除了要抓好正常工作外，还要与社员“搞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社员象里吃饭，要按规定交伙食费和粮票，不能沾基层单位和群众半点便宜。欧阳纯同志也和我们所有工作队员一样，严格执行各项规定。同志们有时考虑到他年纪较大，在参加劳动和生活上给他一点适当照顾，他都会婉言谢绝。

 

有一次队里组织社员抢插红薯，我和队长都劝欧阳纯老同志不要参加。他却笑着说：“你们知不知道，有一次，红军战士搞生产劳动，毛主席也要去参加，却遭到到战士们极力劝阻，不让他去。毛主席怎么说呢：他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你们这是剥夺我参加劳动的权利，不行的。结果，毛主席同大家一样积极劳动了。现在你们不要我去参加插红薯，不也是剥夺我参加劳动的杖利吗？不行啊！我要向毛主席学习，也应该去参加劳动。我年大体弱了，做不了重活，做点轻的总可以吧。”他一番话，说得我们无言以对。可见，欧阳纯同志，是一位把自已摆在劳动群众同等位置的好领导。

 

所以，欧阳纯同志以及我们全体工作队的队员，都得到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他们说：“你们这些干部，和我们农民一个样，没有一点官架子，是能够同我们这些农民坐一条板凳的人，是和我们心连心的好人。”

 

有一件小事，令我至今都没有忘记。是一件什么事呢？

 

因为他和我两人都姓欧阳，而他在行署办公室当主任，我则在当时的郴州市（县级市，现在的北湖区）计委当副主任。村干部和社员就叫他“欧主任”，叫我也是“欧主任”，一时难以分清是找谁谈事。

 

欧阳纯同志发现这个问题后，就找我商量说：“小欧，大家都叫我们的职务，我觉得这样不好。我们当干部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必一定要叫什么职务。今后我们要大家不再叫我们‘主任’了。那叫什么呢？要他们叫你‘欧同志’或就叫‘小欧’；叫.我‘阳同志’或‘老阳’。你同意我的这个想法吗？”

 

我很佩服欧阳纯同志的水平真高。自己末能想到的事，他竟然想到了，这就是思想境界高低之别呀！我回答他说：“要大家不称职务称同志，这事我举双手赞成。但是，你是行暑办主任，是大主任，还是正职；我是一个县级市计委的主住，是个小主任，还是副的。而你却把我这个小副主任排到你这个大正主任的前面，这就不合适了。还是这样吧：要大家叫你‘欧同志’，叫我‘阳同志’为好。”

 

欧阳纯同志呏了我这样说，他那慈祥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说：“小欧，你年纪轻轻的，怎么也有等级观念呀。我们共产党无论职务高低都是平等的，都是人民勤务员中的一员。好了好一了，你不要争了，就这么定了。”

 

果然，在一次会议上，欧阳纯同志向社员们及全体工作队员宣布：“喂！向大家讲件事啊，从今天起，你们再不要叫我‘欧主任’了，也不要再叫他（指我）‘欧主任’了。叫什么呢？一律叫‘同志’。叫他（指我）‘欧同志’，叫我‘阳同志’。或者叫我‘老阳’，叫他‘小欧’也行。大象记住哦！”他的话音刚落，会场上就响起了一片掌声和笑声。

 

要求特严的郭搌华同志

 

1951年7月，我刚从中学毕业，便由学校推荐，人事部门批准，到县人民银行当了干部。当时的行长、党支书是郭振华同志。他这位南下干部、老党员，是很严格的人，对自己要求很严，对下属要求也很严格。他对我印象很好，把我作为建党对象培养，还提拔我当廖江市营业所副主任，主持工作（缺主任），把我妻子也调到该所当会计。

 

1954年的一天，或许是我夫妻两人都忙昏了头吧，不知为了一件什么小事（现在已根本记不起是什么事了），俩人竟吵起架来，越吵越凶。

 

吵着吵着，妻子突然说：“我不跟你吵了，看你这个凶神恶煞的鬼样子，老虎要吃人似的。看来日子不能过下去了，离婚！”

 

咦，你竟用“离婚”来吓我！谁怕谁呀？我火气更大了，立即回道：“离就离，你写报告，我签字！”

 

妻子果真提笔写出了《申请离婿的报告》，我也立即签上了名字。

 

那时，结婿离婚都得先由单位批准。我们那报告呈到县支行，郭行长看了，了解了情况后，特意找我谈话。他这位平时对我挺好的领导，此时一点私情都不讲，态度极为严肃地说：

 

“小欧，你这不是胡闹吗？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两口子就闹离婚！你以为婚姻是儿戏呀！说什么性格合不来，没有感情？我问你，你们谈爱时，怎么如胶似漆？孩子都生了，还说没感情，简直是笑话！亏你还想入党。党员要宻切联系群众、团结同志，你连自己的爱人都联系不好，团结不起来，够党员条件吗？好好学党章去！”他把报告递到我手上，又说：“要记住，党员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你要向小谢（我妻子）作检讨、道歉。”

 

我很敬佩郭行长的廉洁自律，也就很听他的话，当即点头认了错。为了表示知错就改的决心，我把那报告当此的面就撕掉了。回到家里，诚恳地向妻子承认了错误，请求她原谅。

 

我妻子对我本来就很有感情，我俩谈爱时，县公安局一位青年干部也喜欢她，他从柜台上递了一张示爱的纸条给她。她看过后，竟当着他和营业间那么多同亊和顾客的面撕掉了，显示了她“要吊死在欧植竹这棵树上”的决心。这次她提出“离婚”，本来是一句气话。见我向她认错道歉了，她也就说：“其实我也有错误，太不冷静了。”两人都作了自我批评，也就很快和好如初了。

 

此后，我们既吸取了教训，又学习了周总理关于处理好夫妻关系的“八互”，就慢慢地把夫妻关系磨合得更加好了。两人恩恩爱爱共同生活了63年，直到2016年她去世后，我还会常常想念着她。

 

可见，郭行长就像一个严格的父亲，心慈嘴硬，教育我纠正错误，从而挽救了我的婚姻。

 

以身作则的王宗柏同志

 

可能是我在地委讲师团工作过几年的原故吧，1958年组织上把我调到地区财贸干校当教研室副主任，主持工作（缺正职）有幸遇到了主持工作的副校长王宗柏（缺校长）。

 

我来到干校第二年，就遇上“过苦日子”，粮肉油等食品都是定量供应，副食品都要凭票购买。定量供应和凭票购买的这些食品，填不饱大家的肚子。所以，人们普遍缺乏营养，患“水肿病”的很多，脸上、手上、腿上都浮肿，用手指一摁就摁出一个凹来，久久不能平复。

 

本来，那时我们干校在城郊开荒种了一大片杂粮，每年可收麦子数千斤、红薯几万斤。有个干部提建议：“从我们自己劳动果实中拿出少部分来，分给每个教职员工几百斤红薯、几十斤麦子，解决饥饿问题，按国家牌价付费，但免收粮票。”对这个建议，王校长都没有同意。他不同意的理由是：“我们是搞教育的，教育工作者要言传身教。我们教育学员不多吃多占，不搞特殊化，而我们自己却搞特殊，怎么能以理服人呢？再说，如今全国人民都在过苦日子，连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都这样过。大家都能过，难道我们就不能过么？”

 

王校长的主张得到了全校绝大多数教职员工的赞同。为何大家都听他的话呢？因为他是一位严于律已、以身作则的好领导。他坚持“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是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的原则。

 

举一件例子吧：一天，王校长的一个小孩和别人家孩子打架，旁人扯都扯不开。王校长知道后，跑到现场只说了一句话：“不准打架，你不不听话喽，没饭把你吃。”孩子就收手不打了。那时的孩子和现在的孩子不一样，最怕的事是“没饭吃”。王校长用这句话便把孩子吓住了，是因为他的孩子和大家一样饿肚子饿怕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谁愿意让正在“吃长饭”的孩子饿肚子呢？王校长当然也不例外。可是他作为领导，得以身作则做出好榜样，也就只能苦自己和苦孩子了。而他这种严以律己，以身作则的精神，也就让他在大家面前树立起了崇高的威信。他的话大家都爱听，他做出的决定大家都愿执行。

 

防微杜渐的宋光华同志

 

宋光华没有做过我的直接领导，但他那次“罢宴”，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等于给我上了一次“廉政课”。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地区文联任专职副主席。那时对领导干部的招待，虽还谈不上“大吃大喝”，但“小吃小喝”已开始了。

 

有一次我到县里出差。那个县是我的家乡，在县城里，我有不少亲戚、老同事、老同学、好朋友。他们看到我到了家乡，往往会请我甚至是拖我去吃饭。所以，我一到招待所（那时县里还没建宾馆），就会对所长打招呼，要他不要为我的伙食劳神。不过，我也会在招待所食堂买些餐票，在没有在外面吃饭的情况下，也会在那里就餐。

 

那天，我正在招待所食堂窗口前排队买菜饭时，只见地区公安局局长宋光华也在这里排队。

 

“宋局长，怎么你也在这里排队呀？所长没给你开个‘小灶’？”我问他。

 

“欧主席，你不也在这里排队吗？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宋局长说。

 

我讲了一下我为何没让招待所给我开小灶的原因，不是我的风格高，不想吃吃喝喝……

 

宋局长“嘻嘻嘻”笑了一阵，没再说什么话，可能是他这位有素养的老领导，在大庭广众中不便多嘴吧。

 

后来我才了解到，宋局长出差到该县的头一天晚餐，所长就给他一行准备了一桌菜饭，摆在招待所一栋小楼的房间里，请他们赴宴。但宋局长就是不去。所长说：“已经做好了，不吃就浪费了。宋局长，这次就吃了吧，下不为例，好不好？”宋局长仍是坚决不上楼。

 

当有一次我单独同宋局长在一起时，我问他为何那么坚决“罢宴”？他说：“唉！吃吃喝喝不是小事。干部的歪风邪气，往往就是从吃喝开始的。吃吃喝喝是一种‘干部病’，‘病从口入’，我们要自觉管住自己这张馋嘴！”

 

宋局长的话说得好，深刻，入才三分刻进了我的脑海，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这个老头在位44年，之所以做到了“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就是从当时的大小领导那种坚定信仰、为公忘私、廉洁自律、坚持原则的优良思想作风学到的。

 

（作者：欧植竹，又名欧阳植竹，湖南省作协会员，省文联第四、五届委员，省文艺理论研究理事会理事，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郴州市文联原主席；来源：昆仑策网【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