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北京，空政歌舞团演出话剧《女飞行员》，当周总理入场的时候，全体观众热烈鼓掌。

周总理在向大伙招手致意后，却径直走向了一位老同志，并与他热情握手，嘘寒问暖。

所有人都好奇这位老同志到底是什么来头？

因为还有要事，所以周总理提前离场。在演出结束后，大家把这位低调的老同志拥上舞台和演员们合影。这位老同志却很谦虚地站在了最边上。

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这张照片。很多老首长在看到后都大为惊讶，并不约而同地叹道：“李卓然还活着！”于是，大家纷纷打电话表示问候。

那么，这位李卓然同志到底是谁？

为何周总理和众多老首长都对他如此重视呢？

 

铁流后卫

李卓然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是非常陌生的，但他可是在红军时期为我党、我军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他还是遵义会议20位参会者之一，为毛主席成为我党、我军的最高领袖，投下过关键一票。

1899年，李卓然出生在湖南湘乡，中学毕业就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他去法国留学的时候，同行的就有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1923年，他成为中共党员，绝对算是我党的元老。

1926年，他又和邓小平同志一起到苏联留学，1929年回国后，主要在上海负责翻译苏军的有关条例，这也是供红军参考的第一部政治工作条例。有这样的基础，李卓然便成为我军政工工作的奠基人之一。

1930年，他来到井冈山中央苏区。在毛主席担任中华苏维埃主席的时候，他是办公室主任。所以，他是和毛主席、朱德老总一直在一起工作，而且他对毛主席的评价是“能力强，水平高，党内很少有人能赶得上”。

事实上，李卓然的水平也不低。1931年，他担任赣县县委书记，在年底回调到红1方面军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当地老百姓放着鞭炮送了他几十里，真是依依不舍。而且，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他参加了四次。

有文化，有觉悟，能打仗，政工强，管理有方，群众工作做得呱呱叫，李卓然可谓是当时红军队伍里难能可贵的“六边形”全才。

长征开始后，周总理特意安排他和红5军团政委朱瑞对调。事实证明，周总理绝对是知人善任。

当时中央红军就跟大搬家一样，队伍庞大，号称10万。当时，红军的行军纵队是中央机关居中，红1和红3军团开路，红8和红9军团保卫两翼，战斗力超级强悍的红5军团承担了九死一生的后卫重任。其他军团的位置有可能会互换，可红5军团一直都在后面。

红5军团的很多战士都是江西本地人，不太愿意背井离乡，所以队伍开拔后，出现了很多战士离队的现象。这也是李卓然上任后要面临的第一个难题。

此时，他展现出极高的政工工作水平。他和党代表陈云同志一起，深入基层，和战士们谈心，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并很快制定出解决方法。不久之后，擅自离队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红5军团队伍也日趋稳定。

人心问题解决了，随之而来的就是生死考验。作为后卫部队，红5军团必须与中央纵队保持1~2天的路程，所以和反动派追兵最先交火的往往就是他们。很多时候，刚安营扎寨，追兵就到了，甚至还冲到过军团司令部。

有一次，李卓然在司令部临阵指挥，正和负责开路的红3军团彭老总通电话，国民党飞机临空一通扫射。他周围几名战友全部牺牲，电话线也被打断，只有他奇迹一样的毫发无损。

湘江之战，李卓然在江边指挥部下死战不退，但中央纵队安全通过之后，很久都没发来撤退的命令。他当时一看，再不撤，红5军团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于是当机立断，命令全体渡江。

在上岸之后，他又急令贴身警卫员骑马冲回湘江桥，通知对岸的部下赶快过江，能过几个算几个。即使这样，红34师还是被敌人4个师包围，5000多人几乎全部牺牲。

当时，在博古、李德外加远在莫斯科的王明这三位的一通瞎指挥下，中央红军辎重太多，行军缓慢，一天一夜也就走个几里地，始终摆脱不了敌人的追击。红5军团只能在后面一路苦战，从湖南一直打到贵州，不得吃，不得睡，损失过半，战士们普遍开始闹情绪。好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很快就得到了彻底改变。

1935年1月，李卓然和军团长董振堂一起率领红5军团镇守乌江，保证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13日夜，周总理发电给李卓然和刘少奇同志，请他们立刻到遵义参会。李卓然收到电报后，立刻跨马扬鞭，翻山越岭，应该是在15日下午他才赶到。

1月15日，遵义会议正式召开。当天晚上，毛主席正得重感冒，一听李卓然到了，不管大夫怎么劝，立刻打起精神接见，要他好好聊聊后卫军团的实际情况。

李卓然则一五一十地进行了汇报：部队从长征开始一路恶战，甚至还打了很多败仗。湘江边上足足损失了一个师。中央指挥连续失误，队伍意见很大。

毛主席闻之，哈哈大笑道：“卓然，你这实话实说的习惯一点没改呀！我们就是要听实话，你刚才说部队的意见很大，是真的吗？”

“是！”李卓然斩钉截铁地答道。

毛主席随之严肃地嘱咐道：“你说的情况太重要了！你要在明天的会上好好讲一讲部队的实际情况！”

李卓然随后参加了16日和17日的两天会议。在大会的发言中，李卓然开门见山，毫无忌讳，实事求是地把队伍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进行了汇报。

第一，他指出上级指挥的失误，部队太过臃肿，一路逃跑，还行动不便，以至于损失惨重。

第二，他指出红5军团在错误的指挥下所付出的重大代价，以及指战员的不满情绪。

第三，他更是直言不讳地要求更换中央领导。

李卓然此次以一线指挥员的身份进行的重要发言对确立毛主席在我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起到了非比寻常的重大作用。

 

而且，作为20名遵义会议的参会者之一，在革命事业的生死攸关之际，他把关键一票投给了毛主席。自此，中国革命开始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那么，李卓然在新的长征路上又会做出哪些突出的贡献呢？

西路悲歌

在遵义会议胜利召开之后，在毛主席的正确指挥之下，李卓然和董振堂率领红5军团一路向北，转战云贵川三省边界，成功掩护中央红军主力突出重围。

二渡赤水之后，红9军团也划归红5军团指挥，李卓然和董振堂又指挥部下放手开始展开运动战。这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二夺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

同时，党中央发电表彰了红5和红9军团在这次大胜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8月，中央红军改回红一方面军番号）。

当时，徐向前同志看到中央红军部队损失大，但老干部保留下来的比较多，就建议红四方面军为中央红军补充3个团，而中央红军则调一批优秀干部补充到红四方面军。

这次，又是周总理做了李卓然的工作，让他到红四方面军担任了政治部副主任。在不久之后，他就坚定地支持了朱老总、徐向前同志，使红四方面军再次北上，最终与红一和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底，李卓然再挑重担。

此次，李卓然担任了西路军政治部主任。因为刚刚结束长征，指战员都十分疲惫，在没有得到休整后又开始征战，所以思想工作又被放到了首当其冲的关键位置。

李卓然为了保证西进任务的胜利执行，在指战员之中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为大家耐心解释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此外，他还亲自谱写了革命歌曲，为鼓舞部队的士气付出了巨大努力。

11月9日，西路军正式踏上征程，但一曲悲歌也就此拉开序幕。

西路军当时面对的是国民党军队中最为野蛮和疯狂的马家军。这支反动军队颇具封建色彩，以骑兵为主，机动性强，擅用马刀，战斗力极为强悍。

在几个月的血战中，西路军歼敌超过2万人，但自己出发时的2万多人也仅剩下数千。

1937年3月，西路军领导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李卓然始终坚持部队要集体行动，不要再与敌人正面交锋，力争保存实力返回延安。而且，他认为部队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失去了和党中央的联系，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尽快修复电台。

但当时，没有汽油，也没有电池。他就和负责电台的同志日以继夜的研究，最后搞出来手摇发电机，给电台通了电，和延安取得了联系。终于，党中央指示他们走祁连山，向西到新疆星星峡，陈云和滕代远同志会在那接应。

收到电报的那一刻，李卓然喜极而泣，对警卫员邱正基大声说道：“咱们终于找到爹娘啦！”

4月，在李卓然、李先念等同志的率领下，西路军左路剩下的400多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新疆与陈云和滕代远同志胜利会师。这幸存下来的指战员中很多人在后来都成为我军的高级将领。

1937年底，李卓然终于再次回到延安，因为一直以来的高血压，他开始离开一线战斗岗位，主抓宣传。虽然不带兵了，但他实事求是的作风一点也没变。

1941年9月到11月，他亲自带着宣传部的干事秦川（建国后是《人民日报》社长）和柯华（建国后曾任驻英大使）到宜川县固临镇进行调研。

在当地，李卓然不论是和贫农、富农，还是和老秀才、二流子都聊得津津有味。最后，调查组形成了客观反映边区情况的10万多字的《固临调查》。陈云同志接到后，非常惊喜，并亲自进行了审订工作。

解放后，李卓然担任了东北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1954年，他调回中央担任了中宣部副部长，兼任马列学院院长（后改名为中央高级党校），他的前任就是刘少奇同志，和遵义会议的另一位参与者凯丰同志。

虽然位居高位，但李卓然却做出了令很多人都大感意外的决定。

急流勇退

1955年，干部实行工资制。李卓然的级别是行政4级，也就是副总理级。以他的资历，级别定得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服众。但他向组织提出申请要降为5级，最后在他的坚持下，组织只能批准。

随后，他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主动请辞马列学院院长的职务。连邓小平同志都劝他先等一等。但李卓然却说：“我身体不行，不能占地不干活呀！”最后，中央也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批准了他的辞职。

即使在中宣部担任副部长，他也非常低调，基本不再出现在公众面前。以至于很多老战友都认为他一直在养病，或者已经离世了。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时的一幕。老战友们惊讶地发现他居然还活着呢，赶快都打电话进行问候。

1989年，李卓然同志在北京逝世，生前，他在屋子里一直悬挂着毛主席的画像。

老人家逝世后，党和国家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出席了他的追悼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等老同志都送去了花圈。

孙毅将军为他题写的挽联正是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最好的写照：淡泊名利，襟怀坦白。

李卓然去世后，家人按照他生前的遗愿，将其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安西。

埋骨何须桑梓地，忠心耿耿可对天。这就是老一辈革命家的操守！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历史有点冷”，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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