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经济学人网站刊发基辛格专访长文，题为“基辛格详解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基于中美竞争、俄乌战争等国际政治现状，基辛格认为，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各自确信对方是战略意义上的威胁，正逐步走向对抗。而在他看来，人类的命运恰恰取决于中美两国能否和睦相处；随着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快速发展，留给中美双方寻找相处之道的时间窗口不到十年。为此，基辛格向有志于解决这一问题的领导人提出了若干重要建议。他提出，建立一个以规则为基础，且欧洲、中国和印度都能参与的世界秩序是可能的。这或许可以取得一个好的结果，至少不是灾难性结局。这是当今超级大国领导人的职责。基辛格先生将于5月27日迎来百岁诞辰。目前在世的人，没有谁比他更有国际事务方面的经验。他最初是一名学者，研究19世纪的外交；后来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在卸任后的46年里，又屡屡给各个国家的君主、总统和首相担任顾问和特使。基辛格先生忧心忡忡地说：“（中美）双方都确信对方是战略意义上的威胁，我们正在走向大国对抗。”4月底，《经济学人》与基辛格先生长谈八个多小时，讨论如何防止中美从角逐滑向战争。如今的基辛格身形佝偻、步履蹒跚，但头脑依然敏锐如针。他构思着接下来的两本书——一本关于人工智能，一本关于联盟的本质——比起梳理过去，他对展望未来更有兴趣。中美两国围绕科技和经济领先地位的竞争日益激烈，这令基辛格先生感到忧虑。在俄罗斯坠入中国影响力轨道、战争乌云笼罩欧洲东线的同时，他还担心人工智能即将极大程度地加剧中美对立。在世界范围内，势力均衡和战争的科技基础正在如此快速地发生变化，以至于各国在很多方面找不到任何既定原则去建构秩序。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们就可能诉诸武力。他说：“我们面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经典局势，在政治上双方都没有多少让步的余地，均衡一旦被打破，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在越南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基辛格先生被许多人斥为战争贩子，但他认为自己一生工作的重点恰恰在于避免大国冲突。在目睹纳粹德国血腥屠戮，导致自己13名近亲惨死之后，基辛格坚信，防止毁灭性冲突的唯一方法是冷静务实的外交，最好能得到共同价值观的巩固。他说：“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可以说我这一生都在努力尝试这样做。”在他看来，人类的命运取决于中美两国能否和睦相处。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留给双方寻找相处之道的时间，只剩下未来五到十年。基辛格先生给有志（于解决这个问题）的领导人提出了一些开放性建议：“冷酷地认清你所处的位置。”本着这种态度，避免战争首先要分析中国为什么越来越躁动。尽管基辛格以对华和解的立场著称，但他也注意到，中国的许多思想家认为美国正在走下坡路，“因此，作为历史演变的结果，他们最终将取代我们。”他认为中国领导层对西方政策制定者所说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怀有怨气，觉得这实际上是美国的规则、美国的秩序。中国领导层认为受到了侮辱，（这种秩序）是西方居高临下的交易，如果中国表现得好，就赐给中国一些优待——中国当然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有权获得优待。事实上，中国一些人认为指望美国平等相待是愚蠢的，永远不可能。然而，基辛格先生也警告美国不要曲解中国的志向。在华盛顿，“人们说中国想要主宰世界……但中国其实只是想变得强大，并没有希特勒那种主宰世界的倾向，不论现在还是过去，这都不是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想法。”基辛格说，纳粹德国发动战争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希特勒需要战争，但中国不同。他跟从毛泽东以来的许多位中国领导人打过交道，对他们意识形态的坚定毫不怀疑，但认为这与他们对国家利益和国家能力的敏锐感知始终密不可分。在基辛格先生眼里，中国的体制更偏向儒家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这让中国领导人在国家能力范围内最大程度地积蓄力量，然后取得成就，赢得尊重。中国领导人希望在国际体系中拥有对自身利益的最终裁决权，并获得外界承认。“如果中国取得了优势、真正可以利用的优势，会把它推向极致，把中国文化强加于他人吗？”他问。“我不知道。我的直觉是不会……但我相信我们有能力，通过外交和武力手段相结合，防止出现这种情况。”面对中国的雄心，美国的自然反应一种是探究这种挑战，来寻求维持两个大国之间的均衡，另一种是在两国之间建立长期对话机制。中国“正在努力扮演全球性角色。我们必须处处评估双方对战略角色的构想是否兼容。”如果不兼容，那么是否动用武力就会成为一个问题。“中国和美国有没有可能避免全面战争的威胁，实现共存？我以前乃至现在，都认为有。”但他承认，双方不一定能和平共处。他说：“这条路也可能走不通，因此，我们的军事实力必须足够强，来承受共存的失败。”当前紧迫的考验，是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表现。基辛格表示，特朗普想在贸易问题上迫使中国让步，来夸大自己的强硬形象。拜登政府在政策上延续了特朗普的做法，只不过措辞更强调自由主义。在台湾问题上，基辛格先生不希望选择这条（通往冲突的）道路，因为一场乌克兰式的战争会毁灭台湾，彻底破坏世界经济。战争还可能导致中国遭遇内部挫折，而国内动荡正是其领导人的心头大患。和平的希望源于人们对战争的恐惧。麻烦的是双方都没有太多让步的余地。每位中国领导人都宣称台湾和中国（大陆）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与此同时，“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美国要在保全自己其他地区地位的情况下放弃台湾，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基辛格先生根据自己在任期间的经验，提出了摆脱当前僵局的办法：先降温，然后逐步建立信心和工作关系。美国总统与其向中方罗列自己的不满，不如说：“主席先生，现在我们对和平构成了最大的威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有能力毁灭人类。”中国和美国可以在对外不做任何宣布的情况下，力求保持克制。在决策方面，向来不喜欢官僚主义的基辛格先生希望看到中美成立顾问小组，保持通气，默契协作。双方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但美国可以更谨慎地部署军事力量，尽量打消关于对其支持台湾独立的疑虑。基辛格先生给有志于（维护中美和平）的领导者的第二条建议是：“制定可以获得人们支持的目标，并找到可描述的、能实现这些目标的办法。”中美两个超级大国需要通过“求同”来促进全球稳定，这样的领域有若干个，台湾只是第一个。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近期一次演讲中建议，此类领域应该包括气候变化和经济。基辛格先生对两者都持怀疑态度。尽管他“完全赞成”在气候问题上采取行动，但他怀疑这对建立信心或帮助两个超级大国达成平衡没有太大作用。至于经济方面，危险在于贸易议程已经被对华鹰派劫持，他们不愿给中国任何发展的空间。这种一竿子到底的态度，非常不利于总体上寻求改善关系。如果美国想找到与中国共存之道，就不应该以政权更迭为目标。在基辛格先生的思想中，有个从早年贯穿至今的主题。他说：“任何稳定的外交，都必须有一点19世纪的元素。而19世纪的世界建立在这样一个命题的基础上，那就是国家之间尽管彼此竞争，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并无争议。”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只要被击败，就会变得民主、和平。然而，尽管基辛格也更愿意看到中国实行民主体制，但他仍然认为，这种期待是没有历史先例证明的一厢情愿。共产主义政权一旦垮台，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中国爆发内战，恶化为意识形态冲突，然后加剧全球不稳定局面。他说：“迫使中国解体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美国不应该一门心思搞垮中国，而是必须承认中国也需要维护自身利益。乌克兰就是一个好例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久前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这是自去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双方的首次直接联系。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这通电话只是空洞的姿态，旨在安抚欧洲人的情绪，他们抱怨中国与俄罗斯过于亲近。但基辛格先生认为，此举显示了中国严肃的意图，将使围绕战争的外交复杂化，但也许这恰恰是超级大国之间建立互信的机会。基辛格在分析俄乌问题之前，先谴责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他说：“最终来看，这肯定是普京的一个灾难性判断错误，”但西方并非没有责任。“我认为对乌克兰开放北约成员资格的决定非常错误。”这样做会破坏稳定，把北约提供安全保护的承诺悬挂在乌克兰面前，却又没有计划去落实，导致乌克兰防御薄弱，而又必然激怒普京和俄罗斯人。
5月16日至17日，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访问乌克兰，同乌外交部长库列巴举行会谈（图自美联社)当前的任务是结束战争，不要为下一轮冲突留下隐患。基辛格表示，他希望俄罗斯尽可能地放弃它2014年征服的领土，但现实情况是，在任何停火协议中，俄罗斯恐怕至少会保留塞瓦斯托波尔（克里米亚最大的城市，也是俄罗斯主要的黑海海军基地）。这样的解决方案会让俄罗斯吐出一部分利益，但也保留一部分，最终结果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不满意。在基辛格看来，这样的方案给未来的对抗埋下了种子。他说：“在我看来，欧洲人现在的说法非常危险，因为他们说‘我们不希望他们（乌克兰）加入北约，太冒险了。因此，我们要把他们武装起来，给他们最先进的武器。’”他的结论十分直白：“我们现在已经把乌克兰武装到了一定地步，它将有欧洲最好的武装，以及最缺乏战略经验的领导人。”西方要在欧洲实现长久的和平，需要两次想象力的跳跃。首先是让乌克兰加入北约，通过北约来约束和保护它。其次是欧洲与俄罗斯寻求和解，来稳定东部边界。面对这两个目标，许多西方国家都会畏手畏脚，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中国牵涉进来，它作为俄罗斯的朋友和北约的对手，会使欧洲感到更加棘手。中国的首要利益是看到俄罗斯完好无损地从乌克兰战争中脱身。不仅因为中俄之间有“无上限”的合作伙伴关系，更是因为莫斯科一旦垮台，中国会陷入麻烦，因为中亚会产生权力真空，填补它的可能是一场“叙利亚式的内战”。在中乌领导人通话之后，基辛格认为中国可能将自己定位为俄乌之间的调解人。作为美国联中抗苏政策的设计者之一，他对中国和俄罗斯能否很好地合作保持怀疑。诚然，它们都对美国抱有戒心，但它们彼此也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基辛格表示，中国人已通过围绕乌克兰的外交来表达其国家利益。尽管他们不会支持摧毁俄罗斯，但他们承认乌克兰应该保持独立，并且警告不要使用核武器。他们甚至可能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愿望。他说：“中国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他们不想与美国发生冲突，他们在尽可能地构建自己的世界秩序。”中美第二个需要对话的领域是人工智能。他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初级阶段，未来机器可能带来全球瘟疫或其他大流行病，给人类造成毁灭的不仅有核问题，任何领域都可能。”他表示，即使是人工智能专家也不知道它的力量究竟有多大（从这次访问来看，给基辛格浓重、沙哑的德国口音进行录音转写仍然超出了人工智能的能力）。但基辛格认为，人工智能将在五年内成为安全领域的关键因素，其颠覆性潜力堪比活字印刷术，而正是后者传播思想引发了16、17世纪的一系列毁灭性战争。“我们生活在一个破坏性空前的世界中”，基辛格警告道。尽管原则上人类要介入机器学习的反馈循环，但人工智能还是可能成为全自动的、不可阻挡的武器。“纵观军事历史，由于地理和精确度的限制，过去一直做不到消灭所有对手。（而今）这些限制不存在了。每个敌手都100%暴露在攻击下。”人工智能不能被废除。因此，中美两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潜力进行军事利用，将其转化为一股威慑力量。但反过来，它们也可以限制人工智能构成的威胁，就像通过军备控制谈判限制核威胁一样。他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就技术对彼此的冲击展开交流，必须开始朝军备控制一点点迈进，双方都向另一方展示有关（人工智能）能力的可控材料。”他认为，谈判本身就有助于建立互信，使两个超级大国有信心保持克制。要诀在于领导人有足够的定力和智慧，能理解为什么不能把人工智能推向极致。“如果你完全靠通过实力达成目的，你很可能会毁灭世界。”基辛格给领导人的第三条建议是“不管你内政目标是什么，都应将其与所有这些联系起来”。至于美国领导人，要去学习如何更加务实，提高领导力素质，以及最重要的，革新政治文化。在基辛格眼里，印度是实用主义思维的典范。他记得一位印度前高官在某次活动中解释说，外交政策的基础应该是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导向的非永久性联盟，而不是将国家固定捆绑在大型多边结构中。美国不习惯这种交易式外交理念。一个主题贯穿了基辛格的国际关系史著作《大外交》，即美国坚持将其所有重大的对外干预行为描绘成“昭昭天命”的表达，按照自我形象去将世界塑造为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社会。基辛格认为这种坚持必然导致一个问题，即道德原则通常凌驾于利益之上，哪怕它产生的结果不令人满意。他承认人权很重要，但不同意将其置于政策的核心位置。区别在于一种是把道德原则强加于他人，一种是说它会对（外交）关系造成影响，但对方怎么做，决定权还是在自己手上。他说：“我们试过（把道德原则）强加于苏丹，看看现在的苏丹吧。”确实，膝跳反应式地坚持做正确的事，可能为不计后果的政策带来借口。基辛格认为，尽管人们觉得现实主义会主动使用武力，但那些想用权力改变世界的人，往往是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只是本能地加入其中。随着中国实力日益增长，印度被认为是一股重要的制衡力量。可是印度自己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宗教宽容度下降，司法偏见加深，媒体被噤声。虽然基辛格没有直接这么说，但如何对待印度，将考验美国外交到底能有多务实。另一个考验来自日本。如果基辛格的预测变成现实，即日本在五年内成为拥核国家，美日关系将充满危机。研究19世纪外交的基辛格知道，是均势外交维持了欧洲的大体和平，他希望美国能汲取英法的经验，从战略上思考亚洲的力量平衡。领导力也很重要。长期以来，基辛格一直相信个人的力量。比如高瞻远瞩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他让长期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为一场在他看来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好准备。比如让法国相信未来的夏尔·戴高乐，激励了一代人的约翰·肯尼迪；又比如德国统一的总设计师奥托·冯·俾斯麦，他的统治灵活而克制——可惜在他被逐出政坛后，德国陷入了战争狂热。基辛格承认，在新闻和社交媒体不眠不休的今天，很难再按他的风格开展外交。他说：“今天没有哪个总统会给特使像我当年那么大的权力。”但他认为，我们不应该为前方是否有出路而苦恼。“我敬重的那些领导人，从来不问这样做难不难。他们问的是‘有没有必要？’”他回忆起尼克松时期的助理温斯顿·洛德。“那时我们出兵干预柬埔寨，他想辞职。我跟他说，‘你可以走，去举个标语在这儿游行。你也可以留下来帮我们解决越南战争。’他最后决定留下来……我们需要的是做出这种决定的人，那些生活在这个时代，想为这个时代做点什么的人，而不是顾影自怜的人。”领导力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与许多共和党人一样，基辛格也担心美国的教育过于关注美国历史上的黑暗时刻。他说：“要有战略眼光，就要对你的国家有信仰。”如今，人们已不再对美国的价值抱有共识。基辛格还抱怨媒体缺乏分寸和判断力。当他在任时，新闻媒体对他怀有敌意，但仍可以跟他进行对话。他说：“他们把我逼疯了，但那是他们的分内工作……并没有对我不公平。”相比之下，今天的媒体缺乏反思的动力。“我的意思是报道需要平衡适度，并从制度上保证这一点。这应该是媒体的目标。”
洛杉矶时报：还有什么是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不争斗的？然而，堕落得最厉害的，是政治本身。基辛格进入华盛顿政界时，两党政要经常一起用餐。他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关系友好。但今天，一党的候选人跟另一党的国安顾问交好，已经不太可能。尼克松下台后，接替他的福特总统是那种不会对政敌玩阴招的人。但今天，任何手段都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基辛格说：“我认为特朗普和现在的拜登把（敌意）推到了最高点。”他担心一旦出现类似水门事件的情况，会导致大规模的暴力，而美国又缺少优秀的领导人。他感叹道：“我看不出拜登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希望共和党能推出更好的人选。这不是伟大的历史时刻，”他说。“这不是历史上的伟大时刻，但（不迎难而上）另一条路就是（美国）彻底退位。”基辛格认为，美国迫切需要长期的战略思考。“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重大挑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真的会应验失败的预言。”
5月20日，G7广岛峰会场边会，拜登被记者问及美债问题，对澳大利亚记者发怒：“闭嘴好吗？”既然一方面时间紧迫，另一方面美国缺乏领导力，那么中美和平相处的前景如何？“我们都得承认，我们身处一个新世界，”基辛格说，“因为无论我们怎么做，都可能出错。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但即便如此，他表示仍然心怀希望。“看我这一生，那么多困难都过来了，有理由（对未来）保持乐观。困难是挑战，别老把它看作障碍。”他强调，人类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这种进步往往发生在可怕的冲突之后——例如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中美竞争可能有所不同。历史表明，当两个这种类型的大国相遇时，一般都以爆发军事冲突告终。“但现在的情况并不一般，”基辛格说，“因为相互保证毁灭和人工智能的存在。”“我认为建立一个以规则为基础，且欧洲、中国和印度都能够参与的世界秩序是可能的。这已经涵盖了相当大一部分人类……所以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它可以取得好的结果——至少可以不导致灾难性后果。”这是当今超级大国领导人的职责。基辛格解释道：“康德说过，实现和平要么靠人类相互理解，要么通过灾难吸取教训。他认为和平可以靠理性，但没法保证这一点。这或多或少也是我的想法。”因此，世界领导人们肩负着沉重的责任。他们需要现实主义来面对前方的危险；需要远见去认识到，解决方案在于各国力量达到平衡；需要克制以避免最大限度地使用进攻力量。基辛格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巨大的机遇。”
人类未来的命运取决于能否做到这几点。在基辛格百岁寿辰到来的前几周，当我们对谈进行了四个多钟头时，他招牌式地眨了眨眼补充道：“无论做不做得到，我都看不到了。”
（来源：“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微信公众号，原载“观察者网”；转载时略有删减；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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