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中国人在近几十年来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过程

 

​

 

八十年代，当我们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年代，国门比以前开得更大了，更多的人们也能有机会看到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了。

在这个过程中，有相当多的一些人，一看到西方的现代化，看到西方国家的富足，他们脑子里原来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几乎一下子就坍塌了。他们认为，在过去接受的教育中，我们过去对西方的认识完全是错的，而他们看到的西方世界才是现实中真正的西方世界。然而，问题真的是这样的吗? 所谓眼见为实。但当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只是现象的时候，而我们的思维没有跟着去了解现象内在的本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现象真的就是事实吗?

在七十年代，虽然中国的媒体很不发达，但是在大城市里，有不少的人们是能够看到新华社编辑发行的刊登国外媒体报道的《参考消息》的。除了《参考消息》之外，我们的媒体，主要是报纸和广播，也在报道一些西方的消息。特别是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之后，中国的媒体窗口已经比过去打开得相当多了。例如，当时对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及在这次中东战争期间，阿拉伯产油国由于不满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偏袒，从而对西方国家实行了石油禁运。这类消息对于当时关注国际新闻与国际政治的中国人是不陌生的。

这个石油禁运对于整个西方世界经济的打击完全是猝不及防的。在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之前的1973年，西方国家购买中东石油的价格，大约是2.7美元一桶。在石油禁运后的1974年，中东石油价格陡然上升到13美元一桶。能源价格的提高，导致西方经济发展的成本也一下子提高了。在二战之后，西方经济从五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初，曾有一个较为和平的发展阶段。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即GDP）达到年平均6%。这个速度对西方来说，已经是很惊人的了。但在能源危机发生之后，这个增长速度一下子就掉了下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降到每年2.4%。

不仅如此，这个时候的西方，还出现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滞胀”现象。经济停滞导致老百姓收入下降，通货膨胀导致老百姓生活成本大幅度提高，可以说，生活在夹缝中的西方百姓，真有点苦不堪言。后来，这种经济停滞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衰退，使西方经济痛苦了好多年。或者可以说，七十年代之前西方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开始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人们看到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是富足的、发达的、现代化的。对于缠绕在西方头顶上的“滞胀”，那些最先接触到西方国家的中国人，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因为西方这么多年的发展，其经济存量是惊人的，其社会福利水平也是相当高的。这些现象让最先接触到西方世界的中国人一下子就被震住了，他们的感受说是望洋兴叹也不过分。

但是，犹如我们在向高山攀登的时候一样，我们刚刚从山底向上出发，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爬到了半山腰。我们看自己站得地方很低，看到西方国家站的地方很高。我们自愧不如，甚至还有点自惭形秽。虽然我们攀登的起点并不高，但速度并不太。西方国家则刚刚从较高速度的爬升渐渐迟缓了下来，但我们很多人并没有注意到这种迟缓。我们看到的就是西方国家高高在上，而我们远远没有跟上。所以在这个时候，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盲目崇拜，视西方国家为天堂的声音就开始聒噪了起来。

严格说来，能源危机只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矛盾爆发过程中的一个偶然事件。当然，偶然中就有必然。如果西方不是长期为了分裂和压榨中东国家，用偏袒以色列的态度来增大中东的动乱与不安，阿拉伯产油国也不会对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但更为根本性的，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矛盾的必然发展与尖锐化。这种矛盾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不断扩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这个矛盾资本主义本身是无力克服的。在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时代，这种矛盾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在二战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凯恩斯理论，用国家手段来行使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干预措施。表面上看，原来短期内出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似乎消失了，但在实际上，这种矛盾则通过较为长期的、不太明显的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中存在的多种内在的冲突，还是要表现出来。能源危机是一个诱因，而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则是这种矛盾本质的外在表现。

 

当时在中国，有些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且能够客观分析与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学者，还是比较冷静的。他们并没有跟随着某些肤浅的人士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大唱赞歌。他们承认，西方资本主义确实比我们发达与富足。但这个差距不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而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上百年来对中国的侵略、剥削和压迫而造成的。西方通过剥削和掠夺所积累的这么多财富，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当时不过也才三十多年的时间，而且中国不可能也采取对所谓殖民地进行侵略、剥削和掠夺来积累财富。当时，有些肤浅的学者就提出所谓“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优越”的假命题来蛊惑人心，确实也让一些年轻人的思想产生了混乱。

这种混乱直接导致了某些人对马列主义的怀疑和否定。有些人在国外只待了短短几年的时间，或者比这个时间还要短的时间，回国后就对人们下结论似地说，《资本论》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他们的胆子真的很大，他们的鲁莽与轻率也实在是令人震惊。但这就是当时存在的一种实际情况。

现象从来都不是直接反映本质的。如果有些人们看到了表面的现象，认为这种现象与本质是完全同一的，这就是肤浅，就是目光短浅。遗憾的是，当时就是有一些学者，他们的马列主义功底较差，可以说不太懂得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道理。因而他们在看到西方世界呈现出的繁华与富足时，就认为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这种肤浅给很多人要真正认清资本主义带来了迷惑和误导。这也为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侵入与渗透中国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不过，我们也要承认，即使当时那些具有一定马列主义水平的人们，对那些把现象当作本质的人们讲出这些根本性的道理的时候，那些肤浅的人们也未必就能接受。人们更愿意相信所谓“眼见为实”的观点。这其中的原因也很复杂。第一，我们那些有着较高马列主义水平的学者们，他们当时也没有机会对西方进行更完整、更深入、更全面的考察，而且他们真正开始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这类问题的时间还相对短暂。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拿出真正说服人的道理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第二，所谓眼见为实，只是把现象当作真实的东西。你跟他讲本质的东西，他说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对于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他们是不太相信的。然而本质的东西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如果能用感官直接感知，那就不是本质了，那只能是现象。第三，中国当时确实还很贫困，中国需要加快发展，需要迎头赶上。如果我们只是对人们讲西方资本主义矛盾的本质，那么人们就会问，你说这些对于我们的发展，对于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有什么用呢? 因此，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缺乏实践的证明，证明社会主义确实优越于资本主义，那么在还没有这种实践证明的情况下，你对人家说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不行的，那也是缺少说服力的。

但是不能否认，在八十年代的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人头脑再冷静一些，思考得再深入一些，尽管对于说服他人作用不一定很明显，但至少能让更多的人们听到有这样一种不同的声音，毕竟是一件好事。只是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声音几乎被淹没在对资本主义繁荣与豪华的一片颂扬的喧嚣声音之中。

看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马列主义水平要提高，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这也不是多读几本书的事。那时，有不少人已经不再想读马列主义的书了。总而言之，中国知识分子要提高马列主义的水平，还是要靠理论与实践的强有力的结合。书要读，要读懂，要读好。更重要的是要主动自觉地把理论知识与现实的实际或者实践结合起来。当然，要学马列、用马列，更要信马列。有的人嘴上讲的似乎头头是道，但在他们的内心里，从来就没有过对马列主义的真诚信念。

邓小平当年说过，只要我们的社会主义搞得好了，人民真正富裕起来了，而且是共同富裕的，那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不一定需要我们天天讲下去了。今天看来，即使我们现在富裕了一些，强大了一些，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我们可能还是需要讲一讲的。实践以及实践的结果是最有说服力的。不过，如果我们当年就具备了更清醒的头脑，不为表面现象所惑，那么至少我们是可以少走一些弯路的。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

 

   【昆仑策网】微信公众号秉承“聚贤才，集众智，献良策”的办网宗旨，这是一个集思广益的平台，一个发现人才的平台，一个献智献策于国家和社会的平台，一个网络时代发扬人民民主的平台。欢迎社会各界踊跃投稿，让我们一起共同成长。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更多文章请看《昆仑策网》，网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kunlunc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