赓续兵学肩大任，薪火相传意未休
——孙子兵法研究专家吴如嵩将军访谈录
吴如嵩 许金
【摘要】军事科学院在新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史上占有独特的重要作用。吴如嵩将军结合自己“兵法共此生”的人生经历和孙子兵法研究历程，展示了在古代兵法研究中学习与调研的重要性。他生动介绍了与孙子兵法研究密切相关的军事科学院古代兵法研究室、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等机构和团体的成立和发展过程，其在人才培养和开展学术活动方面的工作，以及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这些宝贵经验对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许金：吴老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考虑到您年事已高，我们尽量将问题简化一些。现在我要提出第一个问题，也是不少读者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您曾所在的军事科学院原古代兵法研究室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单位？请您介绍一下。因为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地方还是军队、科研院所还是大专院校，这个单位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的问题是这个单位设置的源头源流和它的职责范围，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
吴如嵩：你这个问题是一个直接刨根问底的问题，我可以就我所知回答你。你看过电视连续剧《亮剑》吗？
许金：看过，这是一部拍得很好的战争历史剧集。
吴如嵩：这部电视剧的主人公叫李云龙，他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深造。而当时南京军事学院有一批国民党起义的人员当教员，李云龙认为，让打败仗的来教打胜仗的，他不满意并提出罢课。
学员罢课确有其事，当然不是李云龙，而是另有其人。真实的历史上，这件事惊动了上级。最后，上级根据情况，做出了几条决定：第一，所有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教员全部撤下来，不教学了。第二，鉴于这些人文史底子比较好，最后决定成立军事史料处，行政仍由南京军事学院管理。第三，史料处的学术成果由军事科学院审修，进行质量把关。
1959年12月，军事科学院战史部部长韩练成中将遵照院长兼政委叶剑英元帅的指示，率刘岱峰、董健民等同志去南京落实叶帅的指示。
韩部长到南京后确定先编写一本《中国古代兵法选辑》，选了16位起义人员承担编写任务。这其中有我后来比较熟悉的王蜀生、赵古松、庞齐、白太常、石声壁等，此书署名“军事科学院编著”。1962年2月完成，3月公开出版，反响很好。
1960年南京军事学院正式成立军事史料处，俞震与郭汝瑰负责。郭汝瑰原是国民党军的中将，起义后授大校军衔。北京方面，军事科学院相应地成立了古代兵法研究室（正师级单位），李大磊任主任。这个研究室不是在战史部，而是隶属于战争理论研究部，列编为第三研究室。
李大磊主任是1927年的中共党员，资格相当老，他因为崇拜李大钊而改名李大磊。我在1967年与李主任一起去搞军管，实际是给他当秘书。我从采访他的人那里得知，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在邯郸地区是一个“李向阳”式的人物。不久，高体乾将军从原广州军区副参谋长调到战理部当部长，他的一个任务就是分管古代兵法研究室和史料处的审修工作。高体乾后来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我在你们的刊物上写郭化若将军的《经师不易得，人师更难求——向郭化若将军学习〈孙子兵法〉的一些片段》曾提到。[1]他是一个很有学问，为人正直，具有高风亮节的老前辈，是令人尊敬的老革命。
军事史料处和古代兵法室成立后，具体任务是叶帅赋予的继承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具体地说首先是编写中国军事通史。
你问的古代兵法研究室成立的情况大体就是这样，或者说，“文革”前的三室主要是承担对南京军事史料处书稿的审修任务。“文革”之后，三室依然存在，它随着战理部改名为战略研究部，也废止了古代兵法研究室的名称而改为中国历代战略研究室。由于“文革”前史料处已解散，因此，新三室的任务就由审修别人作品变为自己编写、自己承担研究课题。
“文革”后，老三室的老同志退休的退休，调任的调任，研究人员有大的调整。新的第一届主任由叶帅办公室主任田地同志担任，他后来升任副部长兼三室主任，之后是谢国良主任、梁巨祥主任，1988年我当主任。
许金：谢谢吴老，辛苦您了！
吴如嵩：不过，你这一问就问了三室20年的历史，过门是不是长了点。你想对我提什么问题，你就直奔主题吧。
许金：好的，吴老，那我就单刀直入了。2002年军科院召开“吴如嵩从事科研40年座谈会”，会后记者采访您，您写了一首诗发表在报刊上，内容是：“学道西山四十秋，苦研兵学胜封侯。学术报国平生志，年光似水雪满头”。我的问题就是您这四十年是怎么样研究《孙子兵法》和古代兵学的。
吴如嵩：写诗嘛，有些浪漫的意味。其实，我一介书生1962年大学毕业分配入伍，1963年从海军调到军科院研究古代兵法，完全是一张白纸。
许金：我今天感兴趣的正是您是怎样从一个地方普通大学生，走上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研究领域，最后还成了这个学科带头人的。请您为我们讲讲这个经历吧。
吴如嵩：这段经历很长，我直到退休，从一而终，至今似乎也仍在守望着，像一个哨兵。我很庆幸，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回首向来经历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六十多年了，可以说是“兵法共此生”。你要我讲我这一生的经历，一句话：“平淡无奇”。具体地说，我的所谓研究工作的经历不过是从“跑龙套”到登上“演员表”，用一句俗话说叫作“十年媳妇熬成婆”。不过，我这个“媳妇”却熬了25年：从1963年调入军科院到1988年。然后是1988年我评上研究员，任职研究室主任，直到1995年已达研究室主任（正师职）最高年限（55岁），便退居二线当研究员，2002年退休。那么，以1988年为限，前后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以称为学习调研阶段，也就是“当媳妇”阶段；第二阶段可以称为主持研究室学科工作阶段，也就是“做婆婆”阶段。最后又有一个7年尾巴。
许金：“当媳妇”阶段25年，“做婆婆”阶段8年，这就30多年了，还有“二线”7年。您讲得又清晰又风趣。您老放开给我讲讲呗。
吴如嵩：那么，还是言归正传。我说的第一阶段，把学习和调研分开来讲，似乎眉目更清楚一点。
许金：好的，我洗耳恭听。
吴如嵩：所谓学习，指的是去学习班学习，不是自学，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是1964年，叶帅主持创立的教研馆，开馆之前的试讲，我有幸参加脱产学习。教研馆包举了各军兵种的主要武器装备，除了没有舰艇、飞机、导弹之类的重型装备，其余的可以说一应俱全。从全军抽调了一大批骨干担任教员。这个教研馆与军事博物馆不同，教员都是专业人员、专家、教授。
举个小例子吧。手枪教员是一位女同志，从“八一”体工队调来的，她讲解演练十分熟悉，各种各样的手枪包括微声手枪（俗称无声手枪）在她手里真如绕指柔，一打一个准。我下连当兵时打过手枪，很不好打准。而她一抬手就是一枪，不用瞄准，百发百中。
以此小小手枪为例，由此类推，大到飞机舰船、导弹坦克、通讯、防化等等，这个教研馆的内容是何等丰富多彩！当时，无论是军内军外，对武器装备有如此全面系统的展示又同时从学术上有如此深刻阐述的单位仅此一家。它不仅对我这个刚入伍两年的新兵来说大开眼界、大长知识，而且即使是一般的老兵也未必有过这样的学习机会。
第二次学习是1978年。“文革”过后，军科院新老交替，研究人员亟须学习补充新的知识，以适应工作的需要。当时，院党委决定办培训班，每年一期，五年轮训完毕，宋时轮院长主管，他指定战略部蒋顺学副部长具体组织实施。蒋副部长是八路军中的“小八路”，不到12岁就参军了，他身经百战，军事素养很高，后来升任军科院院长。
这次轮训的教员全部由各学术部派出自己最好的骨干，写出最好的教材进行教学。教学内容包举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关于战争和军队问题的基本观点、中外著名战例、中外军队的编制体制、最新的军事学术动向和武器装备，等等。作为军事科研人员的基本功，还严格进行了参谋工作的训练，特别是规定作业的考核，从军队标号学起直到决心图的绘制，都有严格要求。
总之，这是一次难得的“胜读十年书”的学习机会，是一次军事学术素养培训的大餐，倍感受益终生。
许金：这样的学习确实令人羡慕，军科院不愧是培养锻炼人才的单位。
吴如嵩：我觉得，学习是培养人才的机会，调研更有益于科研人才的成长。从我个人来说，我经历了三次大的调研，至今难忘。
许金：请您讲讲，一定很精彩。
吴如嵩：第一次是1972年，由向仲华副政委（后升任副总参谋长、原广州军区政委）领衔，蒋顺学副部长带队，组成了一个以军委名义的工作组，共20余人，对原兰州军区军事、政治、后勤各方面工作进行调研和考察。原兰州军区的辖区包括陕甘宁青四个省(自治区)，范围广大。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和党委十分重视，隆重接待，密切配合。蒋顺学副部长指定我与另一位老同志起草主报告。工作组要在离开兰州时向军区党委写出书面报告，之后还要向军委交上正式报告，这个报告由一个主报告与若干副报告组成。我是第一次领受这个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一个多月时间，白天在陕甘宁青各部队调研，特别是在戈壁滩上驱车疾驰，在边防要点深入连队、哨所，看到那人造山和一些典型的战役支撑点，真正领略到了什么是军营，看到了什么是军旅生活，比起我在海军下连当兵所知所感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起草这份主报告，我真是脱了一层皮，包括回京后的加工修改前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它对我既是鞭策，也是培养，无疑是我平生又一次“胜读十年书”的历练。
第二次调研是1977年。为了编写中国近代战争史，由田地副部长率三室部分同志对东南沿海的调研，北起大连、旅顺，沿山东半岛而南直至广东虎门。我们出去调研都得到当地驻军和地方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我深刻感受到了此次调研的意义。我当时承担起草中日甲午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战争的编写，因此也随队前往。这次调研使我进一步感受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重要性，特别是这种实践性军事课题更需要实地考察。举个例子吧，清朝北洋舰队覆灭是由胶东半岛抗登陆失败造成的，日本联合舰队派出一支部队从成山角登陆，包剿威海港北洋舰队的侧背，居高临下，全歼清军。我们去成山头调研，那里山势峻峭，惊涛拍岸，应该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抗登陆的绝好地势，日军怎么能从那里登陆呢？历来的著述都是大而化之地说从成山头登陆，这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我们此次调研向陪同考察的威海博物馆的老馆长提出这个问题。他笑了，说：“你们毕竟是行家，总算问到了这个一般学者都不曾注意的问题。”他告诉我们，成山角不是指其正面，应该是其侧后有一处良港，日军早已潜伏在那里，而清军茫然不知。这位馆长亲自驱车带领我们前往察看他所说的港湾，我们一看，果如其言。
第三次调研是1988年初，高锐副院长领衔，谢国良副部长带队，率三室部分同志考察中原古战场，从郑州出发，北上楚汉战争古战场，考察了荥阳、成皋、广武涧等地，然后折而西行，出虎牢关，沿黄河南岸西走洛阳、邙山，然后再折而向东，直到开封，最后回到郑州。这一圈下来，历时一月之久，由于河南省军区保障车辆和食宿，地方文史单位积极配合，我们对许多战场、遗址、遗存和文物都做了调研，收获满满。
以上是我自1963年到1988年间“跑龙套”时期的学习经历。当然，在这25年间，我还因各种原因去过许多地方学习和调研。比如，我前后两去新疆、重庆钓鱼城，五访山东郯城马陵山，至于苏州太湖吴越古战场更是多次去调研过，它们都使我开了眼界，长了知识。
从某种意义说，从事兵法研究，大部分时间还是坐冷板凳，享受“坐拥书城、埋头读经”的乐趣。
许金：“苦研兵学胜封侯”，能从苦中体味到胜过封侯的乐趣，也是一种人生的快意。下面是不是该谈谈您老“当婆婆”的乐趣了。
吴如嵩：那可乐不起来了，不仅乐不起来，我还病了三次。
许金：怎么回事？我更想听听了。
吴如嵩：1988年秋，谢国良部长来到我办公室，笑容可掬地对我说：“吴主任，你这个主任‘新官上任三把火’，准备怎么烧啊？你这个三室应当翻新篇啊。三室的《春秋》怎么书写啊？现在的三室是历来人数最多的时候，已有十六人，调来了一批与你同样的老大学生，又调来了博士生、硕士生，你也是历来三室主任年纪最轻的，应该有所作为，争取走出院门，走出国门，把中华军事文化传播出去”。那天的谈话很深刻、很全面，也给我很大的鼓舞。
那天的谈话最后归结为三室将在以下五个方面展开工作，即全面落实《中国军事通史》的编写，继续完成《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卷”的编写与审修，抓紧进行中国军事思想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招考工作，顺利完成《中国古代兵法精粹类编》的定稿出版工作，成立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及召开第一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
遵照谢部长的指示，我很快召集全室同志共商大计，同志们一致认为，应当借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东风，开拓古代军事历史遗产研究的新局面，大家热情很高。
许金：以上五个方面的任务很艰巨，你们是怎样进行攻关克难的呢？
吴如嵩：首先谈中国军事通史吧。这项任务早在“文革”之后就重新布置了，但进展缓慢，主要原因是人力不足，缺口甚大，经费不足。
当时决定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七个断代，三室人员每人或每几人管一个断代。每个断代的军事史能自己写的自己写，写不了的主要由我去外请专家合作编写。
具体情况大致如下：《夏商西周军事史》外请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罗琨、张永山两位研究员撰写；《春秋军事史》由黄朴民同志撰写；《战国军事史》由吴如嵩、黄朴民、任力和柳玲撰写；《秦代军事史》由霍印章同志撰写；《西汉军事史》外请中央民族大学陈梧桐教授等撰写；《东汉军事史》外请江西师范大学黄今言教授等撰写；《三国军事史》由余大吉同志撰写；《两晋南北朝军事史》外请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朱大渭研究员撰写；《隋代军事史》由张文才同志撰写；《唐代军事史》上册外请西北大学杨希义教授撰写，下册外请渭南师专杜文玉教授撰写，于汝波同志统稿并撰写两册的军事思想部分；《五代十国军事史》外请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方积六研究员撰写；《北宋辽夏军事史》由冯东礼、毛元佑同志撰写；《南宋金军事史》外请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韩志远研究员撰写；《元代军事史》外请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史卫民研究员撰写；《明代军事史》由王兆春、范中义同志撰写；《清代前期军事史》由孔德骐、邱心田和任力同志撰写；《清代后期军事史》由施渡桥、梁巨祥、张一文、王楚良、毛振发等同志撰写。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我与本院科指部陈崇北同志联系，终于将本课题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获得了一些经费。以后，李际均副院长担任编委会主任又拨了一些经费。
《中国军事通史》1998年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共十七卷，八百多万字，江泽民同志题写书名。
正当军事通史紧锣密鼓地向前推进之时，又追加编写一部《中国军事史略》，上起原始社会、夏商周，下至民国，任务艰巨。编写通史的同志分身乏术，眼看成了死棋。科指部王宏远处长多次找我商谈。无奈之下，只好请求外援。我多次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专家协商，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在保障经费的前提下，鸦片战争以前部分的写作框架，包括篇章节项、统一体例由我拟出，他们负责撰写内容。这项工作，三室的黄朴民研究员与柳玲、黄水华三位同志协助修改统稿，出力尤多，功不可没。
《中国军事史略》由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高锐副院长主编，谢国良、李伟民和我副主编。
许金：这么快就完成了，从组织编写这套书与军事通史看，您老与社科院历史所的同志非常熟悉啊。
吴如嵩：是啊，我与他们打交道应追溯到1964年，最先与我联系的是学术秘书田昌五研究员。那时审修史料处的送审稿，有许多史学理论问题与史料问题需要解决，高体乾部长就派我去向他们请教。“文革”后我又是中国先秦史学会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于是与他们许多专家有些交往。应该说，社科院历史所、近代史所、考古所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出了很大的力，帮了不少的忙，非常感谢他们。
许金：明白了，学术交往非常重要，那么下面请您接着讲。
吴如嵩：第二项任务是《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中的“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分支学科条目的拟定、组织编写、参与编写与审修问题。这项工作经费十分充足，又由于三室每个同志都有断代史分工，考辨论证工作虽然繁难琐碎，但进展比较顺利。
第三项是编写《中国古代兵法精粹类编》。这是一项短线课题，我任主编，霍印章、张文才两位同志任副主编，采取个人分章负责的方式进行编选注译评述工作。张文才同志负责第一章，邱心田同志负责第二章，冯东礼同志负责第三章，霍印章同志负责第四、五章，孔德骐同志负责第六章，余大吉同志负责第七章。此书出版后，颇受军内外读者欢迎。
第四项是研究生工作。1989年设立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学科硕士点。1991年，我与范中义同志分别招收一个学生，我招收的是薛国安同志，他招收的是赵海军同志。三室研究人员则是导师组成员，每个断代的研究人员讲授那个断代的专业课。
1996年，三室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升格为博士点，我任博导，第一位博士生是赵海军同志。1999年，黄朴民评上研究员，成为第二位博导。此后，三室逐渐扩大招生规模。
下面谈谈第五项任务，成立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
许金：关于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我专门采访过您和谢部长，以《古今中外大智慧，谈兵论道三十载》为题发表在我们学报上[2]。
吴如嵩：因此，学会创建的经过，我就不谈了，只是扼要地说几点感想和体会。
成立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在孙子学和古典兵学史上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研究会在孙子故里山东惠民县举办的第一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成立。前三届我担任三次国际研讨会的组委会秘书长，参加第二、三届的外国学者和我国港澳台地区学者100多人，出席大会的党政军领导人先后有李鹏总理,全国政协李瑞环主席、洪学智副主席，军委刘华清副主席、迟浩田副主席，国防部秦基伟部长等以及军科院、国防大学、海军、二炮、济南军区等单位的主要领导。军队和地方的孙子兵法研究的权威学者也大都出席了会议，提交了论文。可以说，规格高、规模大、质量好，反响热烈。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是经原总政治部和国家民政部批准的全国性学术社团，它的挂靠单位是军科院战略部。毋庸讳言，军科院这块牌子最能吸引中外学者的关注。举个例子说吧，2005年在杭州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我会会员、战略部陈舟研究员对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发表看法。当时，一位“中国通”的外国记者平可夫就中国现实的国防建设等许多敏感问题提出质疑。陈舟同志有理有据、有条不紊地一一做了精彩的回答，赢得了场上一片赞叹之声。会后有些地方学者对我说，你们研究会还真有人才。我对他们说，陈舟同志是我国国防白皮书的主笔起草人，对我国的国防政策和战略策略相当熟悉，今天那位记者算是撞枪口上了。这件事说明，关注现实军事问题是孙子研究的主战场，需要了解当前国内外的军事现实问题。在这一方面，军科院是专家学者云集，因而备受国内外军事学者的关注。
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迄今共召开了九届，1998年第四届召开时，我已退居二线，姚有志将军担任战略部部长、研究会会长。姚会长朝气蓬勃，也是一位敢闯敢干、踌躇满志的人。我虽然仍任副会长，但实际上我只能做一点拾遗补阙的敲边鼓工作。
许金：“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只是在国内举办过几次，没有在国外开过吗？
吴如嵩：没有，条件不具备。
许金：也没有去国外进行过学术交流吗？
吴如嵩：1999年5月，马来西亚孙子兵法学会吕罗拔会长向我们发出邀请，姚会长指定我担任团长，率领于汝波、杨少俊、陈少华、张汉文一行五位同志组成代表团赴马访问，进行学术交流。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马方对我们十分热情，尤其是当地华人，对我们格外亲切，前后二十天，他们盛情款待，我们真是受宠若惊。5月8日，正当我即将上台讲课时，新华社记者张汉文同志急匆匆地告诉我：北约轰炸我南斯拉夫大使馆，我方有人员牺牲，损失惨重。我立即决定，向马方听众公布。在会上，我狠狠抨击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我大使馆人员的罪恶行径，并结合孙子兵法大讲了一通中华军事文化主张和平友好的天下情怀，强调孙子的战争观点是慎战、反战，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坚持“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安国全军”，为此目的实行富国强兵，造福人类。我那天的讲课得到马方听众热烈反应，赢得多次掌声。我们离开吉隆坡那天，吕会长及其同仁召开了盛大的欢送会，会上表演了诗歌朗诵、歌舞节目，热烈的场面令人十分感动。我们的同志受到感染，也都表演了节目。
许金：很好！反对战争，主张睦邻外交，是我国的传统国策。看来你们真是不虚此行。我还想问的是，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除了几年开一次国际研讨会之外，还开展了哪些活动？
吴如嵩：自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成立后，一些地方也先后成立了研究会，主要是山东有济南的省级会,滨州、惠民、临沂、广饶等有市县级会；苏州有市级会，吴中、相城有区级会;天津、杭州、深圳、沈阳都成立了学会。各地方学会的活动热烈而频繁，丰富多彩，欣欣向荣。我们与各地学会都有密切联系，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从学术研究方面讲，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有三本书值得一提。一是1990年第二届会上推出的《孙子校释》。此书由著名孙子兵法专家、本会副会长、国家文物局研究员吴九龙先生主编，由著名孙子兵法专家、本会副会长、河南社科院研究员杨炳安先生以及穆志超、黄朴民和我五人合编，并附英法德日意五种文字（由军科院外军部专家翻译），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下发全军团以上单位，第二届会中外代表也每人赠送精装本一册。《孙子校释》是代表本会学术水平的重要成果，影响巨大，意义深远。
第二本是由于汝波同志主编的《孙子文献学提要》，为广大孙子兵法爱好者检索历代孙子研究的成果提供了不少方便。
第三本是由我主编，刘庆、苏桂亮、初昭、于汝波任副主编的《孙子兵法辞典》，本会参与编写者20余人，1993年由原沈阳军区白山出版社出版。该书获国家图书奖、辽宁省特等奖。此书极便于读者从不同角度检索《孙子兵法》的有关主题和字词文句，多次印刷，供不应求。
几十年过去了，感慨良多。从1988年起，我与我的学兄学弟、师友战友们经历了十多个春秋的艰苦努力，1998年终于奉献出了一部饱含作者心血的长篇巨著《中国军事通史》。
没有想到的是，2022年商务印书馆又看中了我们20多年前的另一部合著《中国古代兵法精粹类编》，决定更名为《中国兵法名言选编》再版重印。而此时的我们已退休20多年，都是已逾杖朝之年的苍头老翁了。但大家仍不负商务印书馆的深情厚爱，桑榆虽晚，依然不辞烛薪之耗，认真修订交稿。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在中国古典兵学研究领域的后起之秀魏鸿研究员，她是我们研究室从地方选调的历史学硕士生，后从北师大古典文献专业博士毕业。此次修订此书，她作为本书新增副主编负责统稿，其校注、评述的修订颇见功力。
抚今思昔，感慨之余，我填了一首词，聊作这次接受访谈的结语吧！
调寄南乡子·五旗楼忆事
何处写春秋，云淡风轻五旗楼①。
万卷兵书如浩海，
悠悠
红色书生②显风流。
学海苦行舟，秉烛读经尽白头。
埋骨红山③壮志有，
共谋
薪火相传意未休。
注释：
①五旗楼：军事科学院主楼，共四层，战争理论研究部高居第四层。当时，院长兼政委叶剑英元帅觉得四层楼不够高大，但此地又不允许高建，便请来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出主意。梁先生建议在四楼之上另建一厅，高竖五杆红旗，果然生色。
②红色书生：指《中国军事通史》的作者已见前注，不赘。
③红山：军事科学院位于西山山脉红山南麓。记得我当年分配到军科院时，古代兵法研究室主任李大磊将军曾希望我们做到当时军科的号召：“献身科研，埋骨红山”。
参考文献：
[1]吴如嵩.名师不易得，人师更难求:向郭化若将军学习《孙子兵法》的一些片段[J].滨州学院学报，2018(1):5-8.
[2]谢国良，吴如嵩，许金.古今中外大智慧，谈兵论道三十载:谢国良、吴如嵩少将访谈[J].滨州学院学报，2019(3):5-8.
（作者：吴如嵩，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原副会长，研究员、少将；许金，滨州学院学报编辑部。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授权】，原刊于《滨州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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