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被载入了史册，虽距今已过去了八十多年。但长征精神已成为了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每当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深切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那些为长征胜利而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的时候，尤其使我们不能忘记的还有这样一位为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作出了特殊贡献，却由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以致于使后来的人们已经对他有所淡忘的人——他就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张浩同志。
【张浩同志（1897-1942.3）】
漫漫长征路，每一步都非常的不易和艰难。阻拦红军前进的最大困难和危险除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外，更有来自党和红军内部的错误路线和分裂。不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战胜内部的分裂，中国革命就有被葬送的危险。在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上，党依靠自身努力成功地解决了“左”倾错误路线问题，找到了自己的领路人，使中国革命重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但之后出现了张国焘和党闹分裂的问题，使得刚恢复了元气的党和红军，又经受了一次更严峻的考验。党中央不得不为此做大量争取和挽救的工作。由于张国焘个人野心恶性膨胀，完全将自己置于中央之上，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不但要自立为王另立中央，还要挟迫一、四方面军南下，到远离中国革命主阵地、荒无人烟且难以生存发展的西南一隅，使得中央所做的一切努力前功尽弃。张国焘问题成了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难以逾越但必须要逾越的一道坎。能否解决张国焘与党闹分裂的问题，说服和争取张国焘及四方面军北上，不仅关系着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还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前途，毛泽东及中央领导为此煞费了苦心，在作出了最大的让步、用尽了一切办法仍毫无结果的情况下，不得不暂时搁置，单独率军北上。
（一）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党中央便随一方面军（也称中央红军）一起告别了瑞金中央苏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在前往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途中，虽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却使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损失过半，如果还继续坚持前往湘西，红军必陷蒋介石布置下的口袋，而招致全军覆没。一筹莫展的李德和博古，不得不接受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在通道转兵，改道去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总算保住了剩下的几万人马这点老本。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和纠正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重回指挥红军的岗位，经过“四渡赤水”等一系列战役战斗，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红军也重新获得了新生，一举扭转了自长征以来的被动不利局面。
1935年6月，一、四两个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革命力量得到了加强。然而，但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使得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损失惨重，无论是从人员数量上还是武器装备上，仅有不到两万人马的中央红军已经远不能与号称十万之众的四方面军相提并论了。实力对比如此悬殊，使得张国焘这个实力派心理天平顿时失衡，他便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及迫使红军长征的责任归罪于中央，以此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依仗着人多势重，拥兵自重，向党讨价还价，实现他个人的主张。尽管整个形势也已完全朝着有利和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对于只唯实力的张国焘来说却不顾这些事实仍妄自尊大，他完全抛弃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把红军当成了他向党要权的工具。他装出一幅服从中央的姿态，阳奉阴违耍两面派，内心却在打自己的如意小算盘。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两军的会师带给了他用枪来指挥党的天赐良机，由他取代中央的时机已经到了，接着他便以种种理由开始向党发难。他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表面上他强调要充实和加强中央的领导，实质上是要用四方面军干部取代中央的领导；强调红军要统一指挥，并且收缴了一、三军团与中央联系的密码，实质上是要完全由他来掌握指挥红军。张国焘的行为一时让中央陷入了窘境，找不到更好的应对之策，而操之过急反而又会适得其反，连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在张国焘步步逼宫面前都感到难以招架，甚至提出了要让出自己的职位来成全张国焘的想法，以求得红军免遭分裂。幸亏毛泽东及时进行了制止，才避免了覆水难收局面的出现。毛泽东后来说：如果当时真的将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了张国焘，那他以后成立的第二中央也就合法化了，由此而带来的麻烦真可就大了。1937年2月6日，张国焘在延安向党中央所作的检讨中也承认：“1935年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因为当时目击一方面军减员和疲劳现状，就过分的估计了这一现状。”显然是在避重就轻敷衍了事。
两军会师之前，由于一、四两个方面军分处在两块根据地，没有共同合作的历史，互相也不了解，所以多少有一些陌生感。会合之后，只有相互尊重沟通了解搞好团结，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而恰恰相反，张国焘在了解了中央和一方面军的情况之后，不是在做促进两军团结方面的工作，而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在四方面军的干部中散布对中央不信任的言论，煽动不明真相的干部战士对中央的不满，挑拨和中央的关系，制造两个方面军的不和。他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要先把水搅浑再浑水去摸鱼，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毛泽东深知这个和他一起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且担任大会主席的张国焘的秉性，要张国焘放弃自己的主张，是很难做到的。但为求得共同北上，促进张国焘转变及争取四方面军，不得不采取特殊的、十分忍耐的策略方针来作感化挽救争取的工作。他从全党团结的大局出发，不但要求一方面军要搞好和四方面军的团结，还要求党的高级干部都要尊重张国焘及四方面军的干部。张国焘曾任鄂豫皖和川陕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要求全党都要称呼其为主席。当张国焘向党伸手要权时，中央虽拒绝了他的要求，但为了团结和挽救张国焘，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除了没有让出红军总司令和党的总书记两个职位以外，中央也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作出了最大的让步，不仅在政治局增补了四方面军的干部，还将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位也让给了张国焘，并且还要求两个方面军都要尊重张总政委。中央作出了如此大的让步，中央领导人又苦口婆心地规劝，不仅未能感动张国焘，让他的个人野心止步，反而使他认为中央是看他人强马壮有求与他，因此更让他欲壑难填进寸得尺，权利欲恶性膨胀，以至于发展到不但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甚至企图以武力挟持中央。中央在说服张国焘北上无望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不迅速脱离险境，率领一、三军团先行北上。毛泽东后来曾感慨地说，和张国焘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足见斗争的艰难和复杂。然而张国焘却在《我的回忆》中歪曲事实说：“毛泽东等破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中共和红军的分裂……”，完全颠倒了事实。
1935年7月21日，中央对两个方面军的组织系统进行了调整，将原一方面军下辖的一、三、五、九军团，改番号为一军、三军、五军、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下辖的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番号不变。1935年8月3日，中央将一、四两个方面军进行混编，分左、右两路军北上。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由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组成；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由一、三、四、三十军组成，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党中央和一、三军团紧急北上之后，无法将北上原因等情况告知在左路军中的朱德和刘伯承等人，这就使得他们的处境一度十分被动和艰难。尽管他们不知道中央北上的真情，但他们坚信中央的方针是正确的。张国焘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他以中央和一、三军团北上连红军总司令总参谋长都不知道，分明是不听指挥的逃跑行为为由，不仅在开会时让他们表态发言批判中央，还逼迫他们发表声明断绝与毛泽东等人的关系。刘伯承与张国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朱德更是义正严词地回绝张国焘：我是共产党员和红军总司令，中央在两军会师后确定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在没有弄清楚中央北上的原因之前，我是不会表态的。至于和毛泽东的关系，连国外都知道中国有一支朱毛红军，朱毛怎能分开呢，你们就是把我劈成两半也不能割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无计可施的张国焘不得不就此收手，在目的没有达到情况下，便派人对二人进行监视，限制其行动自由。即便如此，两人始终与其分裂行为进行着斗争。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毛泽东对两军混编后去了左路军的同志与张国焘的斗争给予了赞扬，对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他斗争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为了取代中央，张国焘便不断地在四方面军中散布指责中央的言论，为他之后成立第二中央制造舆论和造势。他甚至认为中央北上一定会被蒋介石消灭，到陕北至多也不过是“剩得几个中央委员”。因此他认为成立新的中央的时候到了，于是加快了成立第二中央的步伐。
10月5日，张国焘认为时机已到，终于撕下伪装，在卓木碉公然成立了非法的第二中央，而且宣布开除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的中央委员，并下令通缉，个人野心达到了顶点。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革命终于有了个落脚点。然而，没有三大主力红军的共同北上，中国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的。但此时的中央红军早已是人困马乏，加之“左”倾路线正在陕北根据地搞肃反，扣押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许多干部，造成了根据地空前的危机。由于中央迫在眉睫的任务除了要粉碎国民党对陕北苏区的围剿以外，还要解决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已经无力顾及解决张国焘的问题了。正在中央对解决张国焘问题鞭长莫及、束手无策之际，恰在此时有一位从苏联归来的人，给解决张国焘问题带来了希望，他就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张浩。
【张浩同志】
（二）
张浩，1896年出生，湖北黄冈人。原名林育英，改名林仲丹，化名林春山、李复生等。这个林氏家族可不简单，出了中国近代史上三个重量级的人物——张浩（林育英）、林彪（林育蓉）和林育南这林氏三兄弟。林育南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曾任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兼秘书长，湖北省委代理书记，1931年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张浩1925年参加和领导了沪西工人举行的“五卅”大罢工。1927年9月又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1930年被派到东北工作。根据中央指示，组织了满洲临时省委，并代理书记。同年9月，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由于叛徒告密，在抚顺被捕入狱，后经党组织营救，1932年获释。1933年至1935年任中国驻职工国际代表团代表。1935年7月下旬，与陈云、吴玉章等同志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参与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的起草和定稿工作。之后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指派，同年12月从莫斯科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要旨。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即115师、120师和129师。林彪任115师师长，张浩任129师政委，毛泽东曾开玩笑地说：假如林育南还在的话，干脆八路军这三个师都由这林家三兄弟给包了。张浩于1942年3月5日在延安病逝，时年四十六岁。
【红军大会师】
10月7日，十五军团与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会宁县城会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四方面军总部在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合。18日，二方面军先头部队与一方面军二师会合。21日，贺龙、任弼时率二方面军一部到达静宁县平峰镇与一方面军左权、聂荣臻会合。23日，贺龙、任弼时率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隆德县将台堡与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一、二、四这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在甘肃静宁、会宁实现了大会师，艰苦卓绝的长征也终于胜利结束了。为统一领导，党中央随即撤销了西北局。中共中央在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的通电中指出：“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
在争取和说服张国焘的过程中，由于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出现，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他为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党立了大功。然而由于长期积劳成疾，使他英年早逝，以致在后来被人们逐渐淡忘，然而他为中国革命作出的的历史贡献和功绩将功不可没。试想如果没有张浩来说服张国焘，张国焘同中央闹分裂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三大主力红军不能会师，全国红军不能统一指挥，不仅长征最后的结果将很难预料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也都很难预料了。
在协助中央解决张国焘问题之后，张浩又根据中央指示继续做与四方面军有关的工作，得到了广大干部战士的认可，也为之后统领四方面军奠定了基础。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以后，西路军在去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未果的情况下，转头孤军深入河西走廊，试图打通与取得经新疆进而到苏联的通道，但遭国民党地方回族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重创，损失惨重。中央组成了援西军，接应西路军，张浩还出任了援西军政委，但由于西路军失败了，援西军也没有成行。
【时任八路军129师政委的张浩】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七·七”事变全民抗战爆发，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红军随之改编成了八路军三个师，朱德、彭德怀分别任正副总指挥。1937年9月30日，由原四方面军主力改编成的129师，在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的率领下，由陕西富平庄里镇出发，东渡黄河，奉命建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在山西抗日前线与日军作战。由于身体原因，1938年1月张浩即离开部队回到延安，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带病继续工作，直到去世。为党和人民奉献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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