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根子的差距能不大吗？——毛刘的差距为啥这么大（二）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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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根子的差距能不大吗？——毛刘的差距为啥这么大（二）
2023-02-07
【作者按】1943年6月28日，刘少奇起草了一封写给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的信。毛泽东看了信稿之后，针对刘少奇关于人性的看法，写下了批语（参见《毛主席在刘少奇给续范亭信稿上的批语》） 。毛泽东批语的看点，在于批评了刘少奇信稿中的历史唯心主义以及人性二元论的观点。看看唯心史观以及人性二元论甚嚣尘上的现实，毛泽东的批语对于正确认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人性论，无疑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有人说：“在人性问题上，毛刘有天壤之别”。那么，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人性问题？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在上一集，我讨论了“人性论的前世今生”。接下来讨论第二个问题：“毛刘的差距是根子上的差距”。是为第二集。
刘少奇说：“何谓人生？所谓人生，应该也是和一切物质的属性一样，即是人这种东西的属性”（引者注：引文中“何谓人生”中的“人生”，疑似“人性”的误写）。——毛泽东批：“应从分析社会关系出发，不应从哲学定义出发。”从哲学定义出发，而不是从社会关系出发来看待人性，不仅刘少奇如此，直到今天很多人依然如此。很遗憾，刘的人性论不是“从社会关系出发”， 而是“从抽象定义出发”。这是什么历史观和方法论？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唯物史观的人性论从什么出发呢？毛泽东说，从“社会关系”（即“社会存在”）出发，而不是从“抽象定义”出发，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有人对毛刘的差距很不以为然：“毛刘有差距，但说差距‘这么大’，言过其实了”；“他们都是人不是神，不要用现在的眼光，把他们对立起来。”问题在于，毛刘的差距，并不是在具体问题上的看法不同，而是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的不同，这是根子上的差距。至于根子上的差距会不会导致“对立”？历史已经给出了结论。所以，不是我“把他们对立起来”，百无一用乃书生，我哪有那本事。有人问我：“琢磨人性有什么用？能扩大内需吗？能推动共同富裕吗？能构建新发展格局吗？”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首次发现了电磁感应之后，有人问法拉第：“电有什么用？”在今人看来，“电有什么用”问的实在有点无知。然而在法拉第所处的那个时代，电还没有广泛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所以在很多人眼里，研究电的人，是吃饱了撑的。对于质问“电有什么用”，法拉第的回答很有趣，他反问道：“婴儿有什么用？”琢磨人性问题，对于忙于生计的芸芸众生来说，或许并没有什么具体之用。但是，不同的人性论的背后，是人们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对立。这个“对立”说白了，就是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对立。恕我直言，在经济院校，唯心史观的方法论已经成为引领“政治正确性”的学术风向标。表面上看，经济学特别在意“客观现实”，特别讲究“实证依据”——所谓“无实证不成文”是也。然而，但凡上过“黑板经济学”课程，经历过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模型演绎折磨的高校师生，其实都心知肚明：现代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本质上还是不证自明的抽象公理（即毛泽东说的“抽象定义”）。现代经济学（也称为“主流经济学”）有一个不言不言而喻的宇宙真理：人是“自利”的，人是“理性”的——这就是我在上一集介绍过的“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用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领军人物田国强先生的话说：“它是经济学中一个最核心的假设，是整个经济学的根基”。既然“经济人假设”具有“根基”之大用，我就有必要多说两句。“经济人假设”的基本含义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自利（自私）；二是理性（算计）。“自利”好理解，简单说就是：“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如果改成：“非利勿视，非利勿听，非利勿言，非利勿动”，就是“自利”的中式表达。什么是“理性”？在哲学领域，理性的含义非常丰富，这里不啰嗦了。在经济学里，理性的含义通常是指：算计，逻辑推理，逻辑自洽，内在一致性，行为具有明确的目标。一句话：所谓“理性”，就是做事要符合逻辑，不能任意胡来，不能前后矛盾。那么，经济人在“自利”目标的指引下，他的行为选择为啥就是“符合逻辑”的呢？无它，他能够把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在主流的“人性论”中，“经济人假设”是无可置疑的宇宙真理。但是，马克思主义从不把人性归结为“经济人假设”，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主张“人之初性本善”。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批判“经济人假设”，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否认市场经济下的人具有“自利”的倾向。在批判“经济人”假设的时候，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经济人”假设缺乏客观依据。因为“经济人假设”并不是来自于对现实的归纳和科学抽象，而是来自于西方经济学的凭空虚构。从公理和假设出发，的确是西方经济学思维逻辑的特色。然而，若断言“经济人假设”缺乏客观依据，或未必公允——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经济人假设”对现实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家想一想，如果把市场经济下的人，假设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活雷锋，并由此来推导资本的行为。比如，有人千方百计论证，“资本的慈善事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这样的论证靠谱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句名言：“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你绝不能假设资本家是“无欲则刚”的活雷锋，资本家一定要“惟利是图”，必须不停地、疯狂地追求剩余价值。只要资本关系成为“社会存在”，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就绝对不可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绝不可能是雷锋同志。在市场经济中，“无欲则刚”的活雷锋有没有？当然有。但是，即便有个别资本家或个别人修炼成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活雷锋，若要将其作为市场经济的人性假设，由此建立模型并得出结论说，“人之初性本善”，那只能是一个笑话。既然“经济人假设”是对市场经济客观现实的抽象，那么马克思主义为啥不把人性归结为“经济人假设”呢？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说：——“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会看到，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由此可见，“自利”或“理性”，只是人性的外在表现而已；“社会存在”（社会关系）才是人性的本质所在。“经济人假设”的错误，不在于它对于人性的外在描述不客观，而在于它把人性的外在表现当作人的本质或人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拒绝“经济人假设”，就在于这个假设的超历史性。质而言之，“经济人假设”的荒谬，不在于它缺乏现实的客观依据，不在于它不是来自于对现实的归纳和抽象，而是在于它妄图把“经济人”视为人类社会永恒的人性！对于“永恒人性”，“经济人假设”给出了依据：人都是“自私”的，人都要“算计”。“自私和算计”，这不就是现实中的真人真事吗？在马克思看来，“经济人假设”的确很“现实”，也很“真实”。然而，这个“现实”只是商品经济的现实，这个“真实”只是特定社会关系的真实。一旦离开了商品经济，离开了特定的社会关系，“经济人假设”就成了虚构出来的人性。对于“经济人假设”这类“真人真事”，马克思曾经有过深刻的讥讽。在谈到耶利米·边沁把“自私自利”视为永恒不变的人性时，马克思说：“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边沁对英国市侩的歌颂，为什么“幼稚而乏味”？因为他不过是把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的某些时代中的人，当做永恒不变的“标准人”了。我们且不说未来社会的人性了，即便是在漫长的原始社会，边沁为英国市侩描绘的“标准人”存在吗？正是由于边沁们妄想把“自私自利”当作永恒不变的人性假设，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虽然“标准人”（经济人）有英国市侩作依据，但他仍然是抽象的人，而并不是具体的人、现实的人、历史中的人。“经济人假设”为啥要把人性视为永恒不变的东东？因为它压根儿就不懂得“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自私不仅是人类的天性，而且是人类进化的必然结果。如果你不自私，你去利他，那么最终会被竞争的优胜劣汰给‘奥特’了（淘汰出局）！”央视9频道播放过一部美国科教纪录片《类人猿2》。说的是科学家做了一系列实验，他们想搞清楚，人和猿的本质区别究竟在什么哪里？令科学家感到惊讶的是，人和猿有一个本质区别：人类具有“无私合作”的能力，而猿（红毛猩猩）却不具有这种能力——注意：红毛猩猩虽然能够“团结合作”，却不能“无私”地去“合作”。这里解读一下“无私”的含义。所谓“无私”，就是“利他”。科学家发现，人类成员之间的合作，可以是“无私”的（不计报酬），可以是纯粹“利他”的；而红毛猩猩的合作，却是有条件的（有报酬的）。科学家给出的结论是：正是这个“无私”的能力，或者说“利他”的能力，使得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胜出，在竞争中胜过了他的亲戚——红毛猩猩。如果自私是人类进化的必然结果，那么，应该被淘汰出局的是人类，而不是猿猴。可是，在向智能生命进化的过程中，被“奥特”的不是人类，而是红毛猩猩。其实，决定进化成败的，并不是什么自私还是什么无私，而是物种对环境的适应性。那种认为“自私自利一定适应环境，大公无私一定不适应环境”的高论，迷惑了很多人，但这样的观念和认识太狭隘了。按照这样的高论，蚂蚁、蜜蜂这类群体性合作生物早就灭种了。“经济人假设”之所以荒谬：其一，它把现象当作本质，把人性的外在表现当作人性的根本特征；其二，它妄想超越时空，妄想把“经济人假设”永恒化。唯物史观人性论与唯心史观人性论的分歧，并不在于“经济人假设”是否有现实的客观依据，并不在于“自私自利”是否来自于现实的“抽象”和“归纳”，而是在于这样的“抽象”是否本质，是否科学。尽管“经济人假设”有“英国市侩”作为客观依据，但这类唯心史观的人性论仍然是从“定义出发”，而不是从“社会关系出发”。西方经济学宣称：自己的理论从来“不语怪力乱神”，是真正的实证科学。所以，我西方经济学绝不是从“抽象定义出发”，而是“从客观事实出发”。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所谓“从客观事实出发”的西方经济学，最后却走向了“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呢（用意识、意志来解释实践活动，把制度以及上层建筑的变化看做社会历史变迁的根源）？——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可参见《赵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何以“实证”》（尤其是该文第四节），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1期。
赵磊：人性论的前世今生——毛刘的差距为啥这么大（一）
（未完待续；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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