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戈：战争年代，军政首长最后哪个说了算

 

 

 

自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艺界一股妖风甚嚣尘上，并愈演愈烈。为了膜拜国民党军和西方军队的一长制，很多作品中，我军的师长、团长、连长等军事主官，被塑造成跟传说中的巴顿、韩复榘似的，个个霸气十足，一手遮天，说一不二，而与其相对应的政委、指导员等，则表现得要么跟穷酸的孔乙己似的，要么跟受气的小媳妇似的。比如《雪白血红》中演义的“中国巴顿”钟伟师长，面对与他意见相左的政委，便颇具巴顿风格地吼道：“我是师长，我说了算，哪个再说走，我就毙了他娘卖X的。”《亮剑》中的团长李云龙，则被刻画成一个家长式人物，带兵打仗老子我一个人说了算，而政委却更像是个只负责生活的司务长或主内的媳妇儿。《集结号》中的连长谷子地，更是将一个听见枪响吓得尿了裤子的逃兵拉来做了指导员，还说什么指导员吗，反正能当个人用就行。

 

这样表现的我军干部很新颖，很颠覆，很能征服那些无知的读者与观众，使之对如此充满巴顿式霸气的“钟伟”（是《雪白血红》中演义的钟伟，不是历史上真实的钟伟）、李云龙等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这样的男人才是真男人，才配做军人，才真实再现了八路的铁胆军魂。

 

 

政工干部出身的王震

 

历史果真如此吗？当然不。这只是无聊的意淫而已。这还不仅仅是失真的问题，而是一百八十度的满拧了。在这支以“党指挥枪”而有别于国民党军和西方军队的人民军队里，政工干部从来不是《亮剑》等所表现的那个样子。

 

政工干部不是配角

 

1927年9月三湾改编后，首次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1928年6、7月间，红四军制定了《红军党代表工作大纲》，明确规定“党代表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工作的；是所属部队士兵与官长的领导，是负责部队管理与教育的首长”。看到这句话没有，“是所属部队士兵与官长的领导”，那也就是说，连的党代表不仅可以领导所属的士兵，也可以代表党领导连长，团的党代表、师的党代表同样也可以代表党领导团长、师长。1930年冬，《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颁布实施，该《条例(草案）》规定：“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时的政工干部已经完全凌驾于军事主官之上。就是从这个《条例（草案）》开始，战争年代长期执行的“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被确立下来。

 

1931年11月初召开的赣南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中，更进一步突出了政治委员的权力，规定如果军事指挥员与政委发生争执，在未得上级指示以前，军事指挥员“须依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更加牢固地树立了“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回忆与政委陈昌浩的关系时曾说过，“当时，政治委员是决定一切的，能擅自逮捕人、处罚人，对同级军事指挥员有监督权，搬的是苏联红军的一套做法，权力大的吓人哪！”在当年，可不仅仅是徐帅与陈昌浩之间是如此，一方面军的朱老总与毛政委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天王老子都不怕的贺老总与政委夏曦之间、闽浙军区司令员粟裕与政委刘英之间、北上先遣队总指挥寻淮洲与政委乐少华之间，又有哪一个不是政委说了算的？

 

 

政工干部出身的杨勇

 

到了抗战时期，这一规定有了部分的修改，但军事指挥员相比于同级的政治委员，权力与地位仍然略低。1938年12月颁布的《政治委员工作暂行条例》中规定：“在军事行政和作战指挥上军事指挥员负更重大的责任，但在军事指挥员有违犯了党的路线或不执行上级命令情况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你看看，政委仍然可以有权力停止军事指挥员的命令。

 

历史上存在过的，未必就一定是合理的。应该承认，这样的规定，在保证了党指挥枪的同时，也造成政委权力过大和当其军事造诣与指挥能力不足时处置失当，导致作战行动失败的恶果，明显过“左”了。皖南事变突围时不是军长叶挺说了算而是政委（对内）项英说了算，冀中五一大扫荡八分区突围时不是司令员常德善说了算而是政委王远音说了算，都导致了失败，就是这一过左设置最为惨痛的教训。

 

就是因为这些教训，十八集团军于1942年10月，又一次将《政治委员工作条例》进行了修改，“政冶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除属于作战方面的行动由军事指挥员决定之外，其他由政治委员作最后决定……”在具体的战术问题上，最后的决定权转给了军事主官，其他的所有大小事情，不论军事的政治的，还是由政委拍板。这是一个进步，但总的来说，政治委员的权力仍然高于同级军事指挥员。

 

1947年2月，中断了多年的军队党委制开始逐渐在全军恢复执行。打这个时候起，凡是军中大事必须得经党委研究才能决定，而党委书记一般是由政委兼任的。至于哪些事属于大事，不同的单位都有细则，可供操作。

 

在当时，有一项特别关键的、特别与旧军队中不一样的地方，即当一项命令颁布时，必须有军事主官与政委同时签字才能生效，特别是在遇到有关部队开动、上级命令的贯彻执行、军队干部的调整、部队兵员的扩充与裁撤等敏感问题时，就更是得经过政委的点头，没有经过政委的同意是无效的，下边也是不会执行的。国军的万毅、高树勋、陈明仁等倒戈时，可以把部队整师整军整个兵团地拉出来，而共军的龚楚、邢仁甫等叛变时，一兵一卒也带不走，为啥？因为在中共军队中，关于部队开动和驻止这样的大事，不是“我是师长，我说了算。”

 

另外，在这支军队中，任何一个师长，他都没权力没胆量把政委“毙了他娘卖X的”，哪怕只是说说而已。相反，红军时期，倒是有师政委曾经把师长“毙了他娘卖X的”。

 

这当然不是说战争年代的军事指挥员就是政委的副手，不是说既然政委说了算军事指挥员就可有可无。不是的，至少多数情况下不是的。不错，确有政委一手遮天而弄得军事指挥员无事可做的情况，比如红军时期的乐少华、刘英，新四军早期的项英、后期的饶漱石，都曾做得很过分。但这不是普遍现象，绝大多数八路军、新四军各级政治主官，都是支持、尊重军事指挥员，以树立他们在军事处置方面的权威的。

 

 

政工干部出身的叶飞

 

到了以运动战为主的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军政双长制已经十分成熟。根据分工，在有关作战问题上，诸如部队开进与展开的实施、兵力和兵器的区分、主攻方向及突破口的选定、协同动作的组织、炮火的准备、通路的开辟、预备队的使用等问题上，是以师长、旅长等为主说了就算的。在以打仗为主的战争年代，军事指挥员也是有很多很出彩的重头戏的。可惜的是，这些年的所谓军事题材影视作品，要么就是满屏的脂粉，要么就是冗长的扯淡，抑或是“给我往死里打”、“老子跟你拼了”等李云龙式的军盲词汇以及旧石器时代打群架似的冲锋阵形，却极少甚至从没看到有关战术战法的表现，哪怕初级的、浅层次的表现也没有，更遑论合理运用了，使得本该军事指挥员出彩的戏份完全没能得到应有的表现。

 

战争年代，政工主官的权力一直略大于同级军事指挥员（军事指挥员同时兼任政委或有上一级党的职务者如彭德怀、林彪等除外），这也是我们在一些老电影中看到的为什么《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大队长、《回民支队》中的马本斋司令员等在关键的时刻要听政委的，为什么娘子军连中是洪常青说了算而不是连长说了算，这都是有根据的。

 

部队中同一级的军政主官什么时候开始平起平坐了呢？是在解放后。依笔者的考据，是在1954年4月15日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委员工作条例》中，才第一次明确规定：政委“和同级军事指挥员共同负责制定部队作战、训练、动员、供应和一切军事建设的计划，并在颁布的命令上签字；在紧急情况下遇有争执时，属于作战行动和军事工作的问题，由军事指挥员决定，属于政策性质和政治工作的问题，由政治委员决定，但均须同时报告上级首长。”直到这时，部队（分队）中的军政主官才算一般高了。

 

政工干部不是穷酸，不是窝囊废

 

十七年老的文艺作品中，我军政工干部的形象很多，很正面，《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金沙江畔》中的金明、《暴风中的雄鹰》中的老刘、《东进序曲》中的黄秉光、《沙家浜》中的郭建光、《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东、《敌后武工队》中的魏强、《勐垅沙》中的江洪、《暴风骤雨》中的萧祥、《英雄儿女》中的王文清、《无名岛》中的王永智等，都是以第一主角出现，智勇兼备，文武双全，有血有肉。可这几十年的画风整个变了，电影里、电视剧里已经很少再能找到以政工干部作为第一主角的例子，有些影视剧中政工干部已经看不到，给忽略了，有些剧中虽然还有，也是一副酸腐和懦弱的样子。而且，这种塑造法正在被越来越多地复制，几乎成为一个脸谱、一套公式。

 

 

以政工干部为主组成的敌后武工队

 

战争年代的我军政工干部，是不是真如这些年影视中表现的那样，都是只会念教条的穷酸或一闻枪响就吓得尿裤子的懦夫呢？当然不是！和国民党军中的指导员多系文人充当截然不同，中共军队中的政工干部几乎全部起于卒伍，是枪林弹雨里成长起来的，小到连指导员，大到团、师的政委，哪一个不是把带兵打仗作为第一职责？哪一个会在战斗中比同级军事指挥员靠后半步？特别是最基层的指导员，全部是从优秀的排长中提拔和从连长的岗位转任，怎么可能会出现连枪都不会使的情况？怎么可能会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

 

从红军时期到最近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指导员代行牺牲的连长指挥并致胜的例子比比皆是，又怎么可能对战术一无所知？我军各不同时期的指导员副指导员，张明、周文江、宋双来、阎守庆、李延年、胡绪清、钱富生、和自兴、杨天才等，都是著名战斗英雄，其所占比例，一点也不比同等级的连长副连长少。这些英雄的指导员，每个人的事迹展开来，都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一看，看看和《集结号》中塑造的指导员是不是一回事。

 

我军历史上，造就出众多能征惯战的名将，其中如邓华、杨勇、王震、陈锡联、叶飞、王建安、刘亚楼、张爱萍、傅秋涛、钟伟、丁盛等，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可看看他们的履历，看看他们红军时期的任职，都是政工干部出身。如果真像《亮剑》中表现的政委那样只是坐在后方念念教条管管生活，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一大批沿着指导员、政委等政工岗位成长起来的赫赫战将？

 

抗战时期的敌后战场，曾有一个特别的组织形式——敌后武工队。武工队的威名与战绩众所周知，那是可以完美碾压西方什么贝蕾帽、什么海豹呀魔鬼呀等等所谓王牌的特种小部队。关于武工队的成功战例我就不展开了，如果展开，10万字也难以详述。这里，我只特别强调一下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的，即武工队的队长和骨干队员，几乎全部是从部队的政工干部中抽调。

 

比如：

 

冀中七分区武工队长张英是第二游击总队政治部敌工科长，指导员崔希哲是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长；九分区武工队长兼政委杨寿增是十八团三营的教导员；冀南一分区武工队长兼政委刘大坤是该分区的政委；冀南六分区德故武工队长王澄是该分区政治部的锄奸科长，副队长曹荫怀是该分区政治部的宣教科长；晋绥三分区武工队长谢允中是八团政治处的民运科长。

 

除了隶属于军分区的武工队，还有某团或某支队、某区队派出的小型的武工队，这些只有十人上下的小的武工队的队长，比较著名的安正福、王栋、李彩五、李继初、高云贵等，无一例外全都是主力部队中连的指导员调任。优秀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中的主人公、武工队小队长魏强，就是18团的连指导员调任，这是与史实相符合的。然而令人气愤的是，因为对我军政工干部的偏见，根据该小说改编的各不同版本的同名电视剧，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原著中魏强的指导员给改成了连长。

 

有没有不是政工干部担任武工队长的呢？有，但从本人搜集到的武工队的资料中看，武工队的领导由非政工干部担任的占比很小。

 

各位想一想，如果真的像《集结号》中表现的指导员那个怂样儿，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令敌伪闻风丧胆的、主要由政工干部组成的武工队？

 

附：

 

本文在自媒体发出后，有多人提出不同看法和疑问。对于比较集中的问题，统一回复如下：

 

一、写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几十年来文艺界这股妖风，覆盖了苍白无力的正史的教育效果，产生了巨大的毒作用，使很多六十岁以下的一波又一波的作家、编导演，也包括相当多数的读者和观众，不知不觉在潜意识里播下了轻视和否定我军政治工作和政工干部的种子。我的一个六零后微友，曾经很坦诚地给我说：从理性上，我相信你说的武工队的骨干主要是政工干部，但从直感上，让我把政工干部和武工队联系起来，有点难。我理解他说的难。改开四十多年来文艺作品中塑造的政工干部，已经完全没有了十七年作品中洪常青、魏强、李正、萧祥、王文清那样正面和阳刚，而差不多都是《亮剑》《集结号》中的那个怂样儿。这些被严重歪曲了的政工干部形象，就像是标准化脸谱，已经牢牢刻在他（他们）的脑海里，成为固有模型，要想改变印象，谈何容易！不得不承认，在这点上，张正隆、冯小刚们是得逞了的。

 

我写此文的目的，就是想以一己的微薄之力，拆穿张正隆、都梁、冯小刚及网络同类者之流歪曲历史，推崇和张扬一长制而否定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卑鄙伎俩，告诉愿意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们，中共军队并非《雪白血红》《亮剑》《集结号》表现的那样，并非像国民党军和西方军队那样军事长官一人独大。至于军政主官谁说了算，不同时期不一样，也不重要。这已在原文中用几千字给予了解答，愿意明白的已经明白，不愿意明白的就是再用十万字也无法让他明白。

 

 

执行双长制的我军双主官，即便是“政委最后决定权”的红军时期，军事首长与政委之间，也是互相配合，共同对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军事主官也参与政治工作，政治主官也参与战术个案），真正使用这个“政委最后决定权”的少之又少。一般情况下，政委对军事首长是尊重的，对于军事首长的作战决心，是积极给予支持的。换句话说，军事首长在多数情况下，对于作战方面的事是说了算的。这个问题，老电影《铁道游击队》《回民支队》等是处理得十分准确到位的，有兴趣的可以去细品。十七年很多战争题材老电影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思想性、艺术性近乎完美。

 

 

中共军队中的双长，肯定也会有分歧，甚至争吵，但主要还是工作意见上的分歧，就好比球赛暂停期间队员们关于战术运用的争吵。当然，我说的是绝大多数，不包括少数人的个别现象。

 

二，关于刘邓大军刘大还是邓大的问题

 

邓在党内地位高于刘。邓早在抗战时期，就是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又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只要对我党我军的运行机制有那么一丁丁点了解的肯定清楚，谁在党内职务高，谁的责任大，具体到刘邓大军也一样。在二野的全局把握上，邓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负主要责任（这也是他任淮海战役前委书记的原由），但在仗怎么打、兵怎么练的问题上，肯定是以刘为主的。

 

像二野当年的情况，一直到今天都同样，即政委多数是上一级党委成员，但军事首长一般不进入上一级党委。比如团政委要进师党委为委员，而团长不进师党委；连指导员要进营党委为委员，而连长不进营党委，这也符合政工首长以上一级党委成员的身份履行党指挥枪职能的本质要求。

 

 

刘邓大军的领导体制，是典型的军政搭档体制，其他几个野战军都不是。

  

三，关于东北解放战争林彪罗荣桓之间谁拍板的问题

 

东北我军的情况，截然不同于刘邓大军。这就必须得交待一下东北我军的领导成员沿革情况了。

 

1945年10月31日，所有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统一整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林彪，第一政委彭真，第二政委罗荣桓。

 

1946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政委彭真，副政委罗荣桓。

 

1946年6月16日，东北我党我军有一个大的改组，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改由林彪担任，原书记彭真改任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不变，政委也改由林彪兼任，原政委彭真改任副政委，罗荣桓仍是副政委。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有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两个番号，一套班子。司令员兼政委林彪，第一副司令兼副政委高岗，第一副政委罗荣桓。

 

1948年8月14日，东北野战军组成单独领导机关，野战军司令员由军区司令员林彪兼任，政委由军区副政委罗荣桓兼任。

 

 

从党内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林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书记；从军内来说，林是东北军区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行政上来说，林还是东北行政委员会的主席。党、政、军，林都是一把手，林想不负责都不行。林说了算，不是司令员说了算，是党政军一把手主要是党的一把手说了算。

 

东北我军林与罗的关系，不是典型的军政搭档关系，因为林罗不是平级的关系。东北我军的情况，也不适用讨论司令员与政委之间的责任关系，因为司令员和政委是同一个人。

 

四，关于西北我军为什么彭德怀一人独大的问题

 

这个就和东北我军的情况基本一致，因为司令员和政委都是彭一个人。从党内来说，彭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从军内来说，彭是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兼政委，他不大谁大？

 

彭在西北野战军说了算，同样不是司令员说了算，而同样是党的一把手说了算。

 

如果想用一句话来回答谁是老大的问题，那么请记住：在特别强调党指挥枪的中共军队中，谁在党内的职务高谁就是老大。

 

林在东北说了算，彭在西北说了算，不是因为他们是司令员，而是因为他们是党的一把手。

 

意外吗？不解吗？不服吗？对不起！这是中共军队，这是历史上的中共军队，不是《雪白血红》《亮剑》中表现的那个中共军队，历史上的中共军队就这个样。

 

 

五、关于晋察冀野战军的问题

 

历史上有晋察冀野战军，没有华北野战军，但晋察冀野战军的司令员和政委都不是聂荣臻。

 

1946年第一次组建晋察冀野战军时，司令员是肖克，政委是罗瑞卿。1947年第二次组建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是杨得志，政委还是罗瑞卿。但到了1948年5月晋察冀军区改为华北军区后，就不再有野战军的领导机构了。华北有三个野战兵团，即第18、19、20兵团，直接受华北军区领导。在军区和野战兵团之间，少了一级野战军的指挥层次，华北这一点和其他四个甲级军区不一样。

 

实际上这五个甲级军区，军区和野战军的体制、历史，细说起来谁跟谁都不一样。这是题外话，这里不展开。

 

 

六、为什么是司令兼政委而不是政委兼司令的问题

 

这个问题对于在部队当过几年参谋或干事的人就不是问题，“兼”字的使用，需遵循上兼下和前兼后的规则。何谓上兼下呢？比如某副营长兼某连连长，你不能写成某连长兼副营长。前兼后也一样，因为司令员排序在前，政委排序在后，所以也就只能是司令员兼政委，而不能写成政委兼司令员（战争年代、特别是红军时期有例外），这是公文体例要求的。

 

七、关于司令排在前边政委排在后边，从而说明司令大于政委的问题

 

排序这个事儿，有些的确是按大小轻重进行的，比如十大元帅十大将，就是如此。但也有些并不如此，排在前排在后不说明任何问题。比如国军历史上的各军，17军就未必强过18军，新5军就未必强过新6军；比如我军历史上的各军，19军就未必强过20军，37军就未必强过38军。军政双长的排序就是这后一种情况。

 

但有些人就是不这么认为，受文艺界妖风多年的侵蚀和毒害，他们主观强迫地认为，军事主官必须比政治主官大，理由之一，就是发布命令的署名中，军事主官排在了政治主官的前面。

 

试问：中央红军不论对内对外，署名一直是朱德排在毛泽东的前边，难道中央红军是以朱而不是以毛为核心？四方面军的署名一直是徐向前排在陈昌浩的前边，难道陈比徐的话语权低？新四军的署名一直是叶挺排在项英的前边，难道军中大事不是项拍板而是叶拍板？刘邓大军一直是刘排1号邓排2号，难道淮海战役前委一把手是刘而不是邓？

 

这是一个无知而且无聊的问题，到此为止，不想多说。对这些人，说多少也没用。

 

 

八、关于元帅中只有一个政工元帅，从而说明军事主官高于政工主官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那些崇拜西方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一长制的人，又犯了上面说的那个老毛病，即他们之所以不相信政工干部的高地位，是基于他们不喜欢党指挥枪的体制和不喜欢政工干部的制度而产生的主观臆断，而不是他们翻阅了多少史料才得出的科学论断。

 

第一，十帅中，仅就解放战争而论，彭、林、陈、徐、聂都既是司令，也是政委，一直双肩挑。叶参座在广东也是司令兼政委。并不仅有罗一个政工元帅。

 

第二，有些政委，到了1955年没有元帅军衔，不说明战争年代就一定屈居军事主官之后。毛泽东没有元帅衔，并不说明他在中央红军中说话的份量低于他的搭档朱德；刘少奇没有元帅衔，并不说明他在重建的新四军中说话的份量低于他的搭档陈毅；邓小平没有元帅衔，并不说明他在刘邓大军中说话的份量低于他的搭档刘伯承；陈昌浩没有元帅衔，而且到了授衔时已经靠边站了，也并不说明他在四方面军时说话的份量低于他的搭档徐向前；项英没能活到授衔时，即便活到授衔时，可能也不会比陈昌浩好到哪里去，同样也并不说明他在皖南新四军中说话的份量低于他的搭档叶挺；夏曦早已牺牲，就是不牺牲，到了授衔时可能也不会有他的元帅，仍然并不说明他在湘鄂西红军中说话的份量低于他的搭档贺龙。

 

这个事实，估计会让那些《雪白血红》《亮剑》的粉丝们很失望。抱歉！

 

 

九，关于“团长管作战，政委管生活”的谬论

 

自垃圾神剧《亮剑》反复播出后，“团长管作战，政委管生活”的谬论又成为一大波脑袋发育欠正常的作者和读者推崇的“圣经”。这是十足荒谬的胡说八道。

 

团首长是有分工的，哪些人的分工？就是团长和政委二人的分工。这个分工不包括其他团的领导副团长副政委等。副职领导没有分工，他们具体分管某个方面的工作，比如张副团长分管作战与训练、李副团长分管内务与后勤等等，那是由正职领导的指派，那不叫分工。

 

按分工，后勤工作由团长负责，而不是由政委负责。当然因为有副团长的存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团长指定由副团长具体分管全团的后勤工作。具体到生活服务，那仅仅是后勤工作的一小部分，副团长也不会具体去管，而是有专编的后勤助理员负责。一个团分管生活的助理员也就是个连排级别的干部。至于各连，是由司务长在副连长的指导下负责生活管理。司务长的级别以前是正排级，后来改为士官担任。

 

生活管理，就是吃喝拉撒，没有人管不行，但它在一支部队的众多工作中，并不占主要地位。这些琐碎之事怎么可能会由政委负责？这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

 

政委是干什么的？政委是代表上级党履行党指挥枪使命的，是这个团党的一把手，是党委书记，是上一级（师）党委的委员，是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主要负责者，是团结带领团党委一班人的班长。

 

从红军时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到最近一版《政工条例》，到不同时期反复修订的《内务条令》，有兴趣的找来看看，看看有哪一个版本的条令条例规定了政委的主要职责是管生活的？问问你们身边当过兵的，了解一下有哪一个团政委的主要职责是管生活的？

 

 

十、关于和县长、县委书记的对比问题、和公安局长、政委的对比问题

 

中共的领导体制，即使是双长制的单位，其负责机制也并不相同。大体来说，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党委负责制。中共各级政府和党委（支部），从省长、省委书记到村主任、村支书，都是这种。其特点，书记责任大于行政长。

 

第二种，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政府机关各局、部、委等是这种模式。其特点，行政首长兼党的书记，专职书记其实是副书记，自然行政首长的责任大于专职书记。公安局长和政委就是这个模式的典型代表。在这个系统里，局长是书记，政委是副书记，自然局长的责任大于政委。公安局所属的科、所、队等，也同样如此。

 

第三种，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目前似乎只有军队和武警采用的是这种模式。其特点，军政主官二人共同负责，没大没小。

 

这三种体制，用一个世俗的举例可以说明，假如某个县长当书记了，他会偷偷地乐；假如某个公安局长改当政委了，他会偷偷地哭；而假如某个连长改当指导员了，他既不会乐也不会哭。

 

战争年代我军的领导体制，与上面说的三种都不完全一样，怎么不一样，原文已经说了，这里不赘述。

 

作者：牛戈；来源：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