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国都一直都是历朝历代军事、政治与经济中心的所在地，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都城定都河南登封告成，由此可见，我华夏自有政权以来，便有了“国都”的概念，此后又陆续诞生了千百个国都。而实际意义上，国都并非“首都”，“首都”一词在我国首次提及应源于1927年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蒋介石将南京定为国民政府的“首都”。那么后来新中国最终定都北京，又有怎样曲折不为人知的经历呢？我国当初对首都的选择有没有其他的候选地址呢？本篇文章笔者将通过细致的分析，将新中国定都北京的来龙去脉，通过引经据典，以严谨的口吻告诉大家。1948年9月，正值民族转折大决战前，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九月会议，会议上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严格来说，这也是我党第一次以会议的形式提及定都的问题。定都的概念，是毛主席首次提出来的，对此聂荣臻在其回忆录（《聂荣臻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毛泽东同志认为，太原是一定要打的，但北平尽量不打，原因有二：一、我们要保护历史与文化古都，连日本人当初都没有做的事，我们更不能背离祖宗去做。二、新中国建立之后极有可能建都北平，而枪炮一响，北平极有可能沦为废墟一片。
值得一提的是，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是聂荣臻在西柏坡参加会议期间第一个提出来的，并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聂荣臻由此判断，新中国极有可能定都北平。而另一面，北平守将傅作义不仅展示出了极大的谈判意向，其女儿傅冬菊更是我党内线，这便为我军和平解放北平提供了更大的助力与信心。九月会议之后，党的各个机关基本上已经把北平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首都进行宣传，毛主席在派彭真与叶剑英赴北平组织市委工作时，叶剑英便已经通过毛主席的讲话预料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这次接管北平，国际上都在看着我们，影响很大。你们务必要像接管沈阳、济南一样，取得更加好的成绩才行，不要落后。同时也要防范出现一些“左”的错误。
1948年12月，叶剑英被任命为北平市市长期间，多次在公开演讲中向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表示：我们一定要把北平的建设工作搞好，因为它以后很可能就是我们的红色首都！1949年1月，在我人民解放军对北平实行“围而不打”战略准备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前夕，中共中央又特下指示：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兵不血刃，和平解放北平，不破坏北平的一砖一瓦！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当时定都选址问题并未盖棺定论，能否最终定都北平对中央来说还有待商榷。况且我党对首都的选择，除了北平之外，还有另一个称心之选，那便是有“东方的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熟悉历史的朋友知道，东北是我党与解放军第一个解放的省份，而哈尔滨则是我党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实际在1948年的早些时候，我党曾一度将其设为“特别市”，是有心将中共中央的党政机关迁移至哈尔滨的。当时考虑将哈尔滨定为中共中央的政治与经济中心，主要原因有二：一、早在1945年，哈尔滨便已经成为我党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我党与解放军在此群众基础深厚，扎根很深，属于大后方性质。二、哈尔滨，北接苏联，一旦国际与战事有变，苏联红军便可朝发夕至，丝毫不用担心安全问题。然而，随着解放战争的扩大与东北战局的发酵，时势很快决定，我党定都哈尔滨的决定已经不再成熟。一方面是国民党军队大量增援东北，抢占了重要城市与其交通要道，这样便将哈尔滨之前军事、政治、交通各方面的优势拉垮，定都哈尔滨的决定已经不再理性且成熟。对此，在辽沈战役发起之前，四野总司令林彪还特意发电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问询此事：由此可见，中央定都哈尔滨的设想，此时基本已经夭折。
当年的哈尔滨
然而，直至此时，我党对于是否放弃哈尔滨转选其他城市为首都，选择哪个城市为首都，仍旧是迷茫与犹豫的。为此，1949年2月，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局特意电请东北工作部部长王稼祥同志至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众所周知，王稼祥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其多次在党和红军的生死关头与伟大转折时期，坚定地站了出来，支持毛主席与其正确思想与路线，使我党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因此毛主席一直对其十分信任与倚重，每逢大事，总会问其意见。此次会议期间在涉及定都的问题上毛主席对其也表现出了毫无例外的信任，毛主席与王稼祥就新中国建立之后，定都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稼祥啊，我们的解放战争很快就要取得全国胜利了，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定都何地至今仍是未知数，你对此有什么意见吗？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不是定都在西安，就是定都在洛阳、开封或者南京和北平，他们是四大古都嘛！有些同志认为我们也应该效法古人，但是我毛泽东不这么看，我们还是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嘛，历朝历代的首都都有其时代与局限性，我们的新中国是新篇章，首都也应有其发展中应当适应的新环境嘛，对此中央虽然已经有了一些考虑，但是都还不成熟，也还没有定性，我们希望听听你的意见啊！
毛主席的讲话，溢于言表，就是希望听听这位从东北哈尔滨过来的同志，对于新中国定都有什么样的看法。而对于毛主席的发问，王稼祥显然也是有备而来，其一共给出了十多个可能作为首都的备选城市，在对南京、开封与西安不适合做首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说明之后说：
主席，我认为不管是过去的王朝还是曾经的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虽自称虎踞龙盘，地势险要，但到底都是短命的。虽然这样说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当然不信这一套。但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南京太靠近沿海了，而且他是蒋的根基所在地，于我们不利啊！因此我建议，我们的首都最理想的地点应该是在北平啊！首先，北平地接南北，具有极其优异的地理与战略位置，其北接东北，南衔中原，一旦局势有变，漫长的国境线能够给予一定的缓冲。除此之外，他的东面虽然是渤海，但渤海却是内海，有辽宁与山东两个半岛拱卫，可无后顾之忧。此外，北平是六朝古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来说，也乐于接受嘛！
显然，王稼祥的讲话一语中的，新中国的的首都，就是应该建立在军事、政治、经济与地理位置优异的情况下去考虑，显然北平确实是最优选。毛主席听了王稼祥的分析后十分欣慰地表示赞同，毛主席回复道：
稼祥，你的话一语中的，我是赞同的。我们以后就是要定都于北平。蒋介石政府定都南京，是因为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那就是广大的工人阶级与劳动群众。
那么，王稼祥提出的备选城市都有哪些呢？它们又为什么不适合作为首都呢？王稼祥列出的备选城市分别是哈尔滨、西安、延安，上海，成都，开封、北平、洛阳，重庆，广州与南京，而最终经过会议的一轮筛选，主要剩下哈尔滨，西安、开封、洛阳、南京与北平。选择哈尔滨的理由，上文已经给出，而其他五大古都，能够上榜也是顺理成章，那么新中国为何最初定都北京？而不是西安，开封或者南京呢？这里我们要从军事、政治、经济、交通与地理位置等方面来做综合具体的分析。
西安作为四大古都之一，曾先后有十多个王朝建都于此，其中著名的有汉、隋、唐，这些王朝定都于此，是存在其极其优异的合理性的。但从客观来看，这些王朝定都于此，都有其必然性与偶然性。首先从必然性来说。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都曾这样说到：
也就是说自古以来捣乱的都是东南一带的人而成大事的人往往聚于西北。
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由此可见，太史公认为，关中之地，富得流油，这是其之所以为国都的主要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资治通鉴》中张良则对定都西安的优越性，做出了全面的分析与说明：
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一句话：关中有地可耕、有险可守、有河可灌。
古代封建王朝，战略防御与劝课农桑，从来是统治者发展国力的重中之重。从偶然性来说，先是关中西周战胜了中原商朝，后是汉朝击败了江东的楚氏，这些都是历史的偶然性。但随着千百年来汉族政权的统一与版图的并拢，西安作为一个远离东南沿海富裕城市的所在地，早已经不再适应汉人政权发展的需要，更不适合新世纪首都发展的刚需。随着千百年来的发展，中国经济与政治的中心早已从最开始的西部战略防御，慢慢转向中部，并慢慢向东部与沿海黑土地城市战略扩张与转移，因此定都西安是不顺应潮流与大势发展的，更不顺应国情与民心所向。南京是六朝古都，从魏晋南北朝的东晋、宋、齐、梁、陈，到五代十国的南唐，再到后来的明朝，太平天国，均定都于此。当然，东晋、宋、齐、梁、陈，到五代十国的南唐定都于此，是因为这是其土生土长的所在地，就和当初三国东吴一样，是无法选择也割舍不开的。而明朝定都于此，则恰恰是汉人将发现中心从西部向东部转移的经典体现。然而，就像毛主席曾经说“南京是蒋介石江浙派系的发源地！”那样，我国建都南京便意味着存在着许多暗流涌动的政治不安因素。众所周知，国都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是一个国家的权威与主权象征，而从位置上看，南京距离长城以北太远，距离日本也太远，这些都是不利因素。而倒过来看，南京距离港澳台又更近，这些都是不利的地缘政治，而相比其他城市来说，我党在南京的群众基础与根基更浅，一旦局势有变，更加难以得到苏联与大后方的支持。虽然洛阳号称九朝古都，而开封则是宋朝时期最繁华的城市，但是洛阳与开封也有其时代与地理位置的局限性的，其长期以来均是经济落后，且与交通各方面问题都是短期内难以改观的。首先，正如上文所说，新中国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已经完成了从西部向中部再向东部沿海地区的转移，定都中原并不符合国情，更不符合潮流与大势。其次，洛阳、开封，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流域的中段，是历年洪涝最为肆虐的所在地。因此，定都此地，洪涝则是跨不过去的一大难题。
那么定都北平，到底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合理性呢？
抛开其他因素不说，笔者举一例来说，便足以知道毛主席的高明之处。众所周知，新中国开国大典那天，我空军受阅战机，看起来虽有几十架，可实际却仅17架，且在中外史上都极其罕见的是，这些飞机在毛泽东的命令下都是挂实弹受阅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御国民党来犯之敌。当时蒋介石已经龟缩台湾，但也曾企图利用飞机对我开国大典进行轰炸并进行了缜密的安排。蒋介石办公室主任俞济时后来曾回忆，针对我国开国大典的轰炸，蒋介石先命令其与空军司令周至柔交换了意见。周至柔认为轰炸必须中途加油，其次当时中共已经有空军了，长途奔袭，极有可能有去无回，且收效不大，徒增伤亡，建议取消。然而，周至柔还是组建了一支空军突击队，随时待命。当时，蒋介石最北边的空军基地在金门岛，到北京直线距离有1700多公里，在不中途加油的情况下，有可能连北京都到不了便机毁人亡了。因此周至柔认为，必须请求美国人的援助，允许空军中途备降韩国釜山美空军基地加油。然而当蒋介石向美方提出这一请求时，立马遭到了美方的严词拒绝。一、当时美苏冷战，美国不愿意得罪新中国，过早在亚洲树敌。二、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做法并不赞同，认为其做法毫无意义。最终，蒋介石还是取消了派飞机对我新中国开国大典进行轰炸，而是选择在收音机上见证了我新中国的诞生。而回过头来看，金门与南京的距离则显得险要无比，蒋介石完全能够实现其狂轰滥炸的目的。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对新中国定都北京的战略布局是无比伟大的。最终，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最终一致通过定都北平，并将北平改为北京。显然，中国共产党就是通过这样走一步看三步的超前眼光与伟大战略布局，才做到了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并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与人民的解放。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
由此可见，我们新中国首都的确立，是无数伟大优秀的共产党人智慧与心血的结晶。扎进去细究便会发现，它实际上是自古以来我中华民族最先进、最智慧，集军事、政治、经济、地缘政治与国际形势等方面最全面的战略布局，其中可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
（来源：“东方魂纪念馆”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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