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细微处看李克农伯伯的高风亮节

 

 

2022年9月15日，是李克农伯伯123周年诞辰。今年又是李克农伯伯逝世60周年。他去世时，我小学还没毕业，懵懂无知。60年过去，我已经了解了他是怎样忠诚的革命战士和我党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手边有父亲关于李克农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回忆文章。父亲谈及的一些事情，从细微处体现了李克农伯伯令人感佩的高风亮节。

 

 

我父亲熊向晖在入党刚刚一年，还不到19岁的时候，遵照党的指示打入国民党胡宗南部从事地下工作，成为我党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在地下工作12年，直到他1949年5月从美国千辛万苦回到北京之后，才知道他这条线的工作都是归李克农伯伯领导的，也才知道了李克农这个名字。尽管他从此归队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在筹备和参加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工作中，父亲才和李克农伯伯有了直接的近距离的交往，对克农伯伯的高风亮节有了切身的体会。

 

 

克农伯伯与冯铉叔叔在日内瓦

 

2022年的《百年潮》第二期，刊登了党史工作者傅颐根据我父亲的工作记录所写的《在日内瓦会议上》的第一部分，其中写到在代表团筹备期间，克农伯伯在根据总理的指示拟定了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名单后，特别提出：“我请求不参加”，并写明理由：（1）情报部门今年工作计划刚通过，需贯彻实施……(2)我无国际知识，又不懂外文。（3）身体不健康。

 

后来傅颐告诉我，她的一个年轻同事看到这段，非常感慨，说：对这种“肥差”勇于自爆其短，这是真的以工作为先，而不是以“露脸”为先……的确，现在的人很难想象，身居那样高位的领导，不仅坦承自己“身体不健康”，而且还坦言自己的短处，“无国际知识，又不懂外文”。

 

 

周总理抵达日内瓦后在机场发表讲话

 

结果中央没有同意克农伯伯的请求，仍然任命他为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克农伯伯的确是拖着病体参加从筹备到开会的所有工作的。傅连暲大夫给中央的报告说：李克农同志身体有病，乘坐飞机极不相宜。黄树则说的更详细：李克农同志多年来患肺气肿症，并时常发生气喘及左胸心前区疼痛，……以往他每至春季，情况略有好转，但今年不同，尤堪注意。最后，克农伯伯为了保证总理的健康和安全，把总理指定给他的医生史书翰换成总理的保健医生周尚钰。

 

除了身体确实有病，后来的事实证明，克农伯伯其实洞悉国际局势并善于把握大局，根本不是“无国际知识”。他可能不大懂外文，但是他对外文干部运用得当领导有方，带领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各自的工作。克农伯伯真是为新中国在国际舞台的第一次成功亮相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克农伯伯抱病领导了筹备工作，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内，确定了从出席会议方案、准备会议文件及参考资料到配备出席会议的工作人员包括安保人员等众多事项，对各类人员包括新闻发言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培训演练，编辑了1700多万字、十多种涉及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及其他国际焦点问题的参考资料。那可是没有电脑和互联网的时代，1700万字，应该是一个个手写出来再交打字员打印的，这是何等的工作量！许多资料后来还提供给了兄弟党，深受欢迎。

 

父亲的回忆文章提到克农伯伯在日内瓦做的许多工作，有些看来非常琐碎。比如，会议期间，“环境保卫”主要靠瑞士，内部警卫主要靠自己。克农伯伯提出：专业人员与一般人员相结合。代表团每个工作人员都要做总理的保卫工作。总理和代表团主要成员所住的别墅，保密困难，为防窃听，克农伯伯派人利用别墅的马厩搞了一个内部会议室，这是人们料想不到的。再比如，他经常检查代表团的党的工作，了解工作人员的思想、情绪，分别征求大家的意见和建议，适当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还注意工作人员的文娱生活，曾放映过卓别林主演的几部寓教于乐的电影。特别是克农伯伯贯彻执行周总理“勤俭办外交”的指示。代表团的预算为旧人民币327亿元，相当于327万元，实际支出229万元，节省开支近100万元。克农伯伯还主持编了《每日简报》，十分生动，说明很多问题，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所以，这些看似琐碎的工作其实都非常重要，克农伯伯做的都非常出色。

 

 

周总理等在卓别林家做客

 

父亲的回忆文章具体讲了涉及他的两件事，也可以看出克农伯伯的务实作风。

 

到日内瓦后，总理指示成立新闻办公室，要我父亲担任主任。总理规定，任何外国记者接触中国代表团都须通过新闻办公室，并指示接待记者时要有问有答，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父亲找到克农伯伯，要求只做具体工作，另请别人当主任。克农伯伯说：还没有上阵，你就打退堂鼓？父亲说：我水平低，没有经验。克农伯伯说：你好像是谦虚，实际是怕，怕那些资产阶级记者。堂堂的中国共产党员，还怕他们？他说：总理的指示精神，就是“用宣传换情况”。讲出去的是宣传，换过来的是我们所要了解的情况。他要父亲着重接待了解内情的政治、外交记者、专栏作家以及采访日内瓦会议的具有中央委员身份的法共《人道报》、意共《团结报》、英共《工人日报》的记者。他还说：和记者交谈不要人翻译，好比两人谈恋爱，中间插一个人，那就谈不好。

 

 

克农伯伯这里讲的用宣传换情况，讲出去的是宣传，换过来的是我们所要了解的情况这番话，给我父亲印象极深，可以说让他受益了一辈子。而且这里他对我父亲的批评，不是疾言厉色，而是既有一针见血的批评更有亲切的激励还有具体的指点，从思想境界到工作方法，让我父亲获得的不光是批评，更有思想和工作水平的提高，体现了克农伯伯与同志为善的人品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在同记者接触中了解的情况，父亲都及时书面报告克农伯伯转总理，有些由克农伯伯编进《每日简报》电告国内。若有几天不送材料，他就催。有时他认为所送材料价值不大，就说：不要拿这种破烂货充数。父亲说，这虽然有点“强迫命令”的味道，但也有好处，逼着你想办法。国内后来对这些《每日简报》的评价很高，认为这些材料“不仅对于当时我们在日内瓦了解敌人的政策、意图有直接作用，而且有的对今后研究敌人的对外政策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另一件就是父亲受委屈的事。在一次汇报会上，雷任民说：英国工商界邀我派贸易代表团访英。对此，总理指示：可以同意，但现在保密。待中央批准中英两国交换代办后即行宣布。

 

没想到隔了一天，英国《工人日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报道中国贸易代表团行将访英。总理看到后非常生气，指定克农伯伯在两天内查清是谁泄露的。由于我父亲是新闻办公室主任，克农伯伯找到他。我父亲说：我没有对任何人讲。他提出派人去问《工人日报》记者，弄清楚是谁透露的消息。克农伯伯报告了总理，总理不同意。总理说：新闻记者都要保护自己的新闻来源，这件事自己查不清楚去问人家，在兄弟党记者面前丢中国人的脸。

 

 

总理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却使我父亲没办法查明真相。结果我父亲被认为是唯一可能的泄密者。因为新闻办公室只他一人参加汇报会；《工人日报》记者由他直接联系；他又被授权可以单独接触记者，不需翻译。于是克农伯伯对我父亲说：你工作忙，接触人多，有时难免说漏了嘴，自己忘了，现在再仔细想想，承认了，吸取教训。如果隐瞒，就变成另外性质的问题。我父亲有口难辩，只好向克农伯伯表示承担这一泄密事件的责任。报告总理后，总理批评了我父亲，并通报全团吸取教训。此后一段时期，我父亲同外国记者接触就要翻译在场。

 

几天后，父亲无意中从法国记者贝却敌那里了解到，这条消息是外交部新闻司一位科长、也是父亲领导的新闻办公室工作人员周湘浦透露给贝却敌，他又告诉《工人日报》的。父亲让翻译作了详细记录，报告了克农伯伯。克农伯伯马上把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找来告诉她这件事。龚澎说：老熊没有泄密，为什么承担责任？克农伯伯说：都怀疑他，连我都怀疑他，他不承担责任行吗？共产党员应该受气不说，有苦不叫，功则归人，过则归己。然后克农伯伯让人拿一瓶老茅台酒和一包拼盘给我父亲，说：“回旅馆去，喝，喝完了睡觉。”总理知道后，要克农伯伯通报全团澄清。

 

 

克农伯伯说的，共产党员应该受气不说，有苦不叫，功则归人，过则归己，其实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这种高风亮节，铸就了那一代隐蔽战线工作者的品格。

 

父亲说，克农伯伯离开日内瓦到莫斯科后，身体已经累垮了，治疗几天后病情有所缓和，经中央批准，由我父亲和几位同志陪同，坐苏联班机到伊尔库次克，休息两天，再乘国际列车经满洲里回北京。

 

他们一行到伊尔库次克后，苏方只有机场旅行社的一个职员来接，领到机场的旅馆住。我父亲他们要打电话给我驻苏使馆，这个职员不让打，种种限制，还说是上级指示。8月的天气很热。机场常有飞机起落，嘈杂不堪，难以入睡，伙食是死马肉、红菜汤，不能下咽。克农伯伯就这样受了两天罪。上了火车，也是一般的车厢，伙食很差。父亲他们几个随行人员议论，李克农是我外交部副部长，是我情报部门总负责人，中苏双方还在进行“合作”，而苏方竟如此对待克农，他们非常气愤。李克农却严肃地对我父亲他们说：“不许讲，你们讲就是反苏。”

 

1971年，我父亲曾向总理讲起这一段往事，总理说：李克农没有讲过。总理认为，当时李克农不让讲，是由于避免因此向苏方交涉，影响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宁可把此事当作对他个人的无礼而隐忍。总理说，这是李克农照顾大局的表现。

 

克农伯伯辞世60年，但他的高风亮节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来源：Lei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