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关系闹矛盾，高岗点名批评萧劲光，主席：军队要先做自我批评

 

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中有一句很精辟的话：“抗日战争的决战问题，兵民是胜利之本。”

 

对于这个胜利之本，他富有诗意地说：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论持久战

 

军民关系、地方与军队的关系，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兵民关系。处理好这个关系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精髓。

 

毛主席历来把与群众的关系看得很重，视为生命，视为胜利之本。

 

1944年秋，美军迪克西使团的约翰·高林描写他与八路军去晋察冀边区路上的情景时说：

 

我们碰到的当地农民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都不太知道蒋介石和毛主席，但是他们热情地接待我们，对红军十分尊敬，并无条件地给我们分享食物、住宿和其他东西。

 

他这里所说的红军就是八路军。为什么沿途的农民这么热情地接待和尊敬八路军？就是一个原因——军民关系好。

 

然而，在一段时间里，在延安，军队和地方却发生了矛盾。

 

1942年10月10日至1943年1月14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是用整风的精神总结陕甘宁边区的历史经验，并检查陕甘宁边区的工作。

 

在会议中，西北局和边区行政部门一些同志对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留守兵团提岀了不少的批评，说留守兵团不尊重地方政府，闹独立性，甚至把他们一些做法上升到军阀主义高度，与张国焘的军党论相提并论。西北局书记高岗点名批评萧劲光，说他本位主义、个人主义严重。

 

地方批评军队。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主力开赴前线，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党中央组建了八路军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

 

1939年，由于蒋介石发起反共高潮，八路军第359旅接替留守兵团部分黄河防务，使得延安兵力紧张的状况得到了缓解。

 

但从1940年前后，留守兵团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特别是西北局的关系却不够和谐，经常发生一些磕磕碰碰的事情。

 

1939年冬的一天，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到警备第4团检查工作。

 

团长陈先瑞向他汇报说，战士去借老百姓的锅，有的老乡不肯借，把锅沉到池塘里；炊事班到老乡家去做饭，老乡把烟筒堵起来。军民关系不好，就好像鱼儿没有了水。为此，莫文骅亲自给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打电报，反映有关情况，希望他给予帮助。

 

事后，司令员萧劲光也觉得这样的事情已不是一两件，带有一定的倾向性，若处理不好，可能影响军民关系，于是又把这封电报同时批送给党中央。

 

朱德看了后，批评了边区政府。中共陕甘宁边区委书记高岗认为这个得批评部队，对此不服，便去向毛主席作了报告。（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后改为陕甘宁边区中央局、西北局）

 

一天，萧劲光、莫文骅等人突然接到通知，赶快到毛主席的住处去。他们急急跨上战马，赶去杨家岭窑洞。

 

 

当萧劲光他们推门时，毛主席、朱德、任弼时、李富春和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林伯渠、高自力等人都在，区委书记高岗也在，看样子是他们在开会当中可能是谈及军民关系而临时决定把他们找去的。

 

毛主席见着他们，就不客气地批评道：“你们军民关系处理不好，不检讨自己，还向中央告状，埋怨政府！”

 

莫文骅马上意识是电报岀了问题，赶紧先作检讨，然后说电报是他打的，目的是给高自立副主席个人反映情况，并没有向中央告状的意思。

 

他说完，边区政府负责人又讲了一些部队不遵守群众纪律的事情，意思是因为部队不遵守群众纪律，所以老乡不愿意借锅甚至堵烟筒。

 

两方面似乎都说自己有理，作为裁判员的毛主席为何见面就批评军队方面呢？

 

在部队与群众的关系上，毛主席历来是站在群众一边，并且是护犊子的。部队与群众，毛主席一贯认为群众处于弱势，反对军与民争利。为此还发生过一个他骂人蠢且不理睬人的故事。

 

那是中央警备团组建不久时的事情。某部驻防在小碇沟沟口，由于住房不够，准备盖一座平房办公用，结果在河边占了一位农民二亩地。

 

陕北农田都是山坡地，二亩平地是老乡的心尖子。老乡和部队说理不过，就找去团部告状。有人把他带到团政治部。对方竟然不理他。

 

老乡恼怒了，回家后就请人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收到信后非常生气，当即下令警卫员通知中央警备团团长吴烈停止建房，将土地归还给农民，并且还意犹未尽在老乡来信上批下一行字，大意是“作为警备团，应该最体贴人民群众，最能为人民利益服务，怎么能干岀这样的蠢事来？”

 

事后，他见着负责他本人警备工作的吴烈，很长时间不理他，不与他说话。身边的工作劝也不听，直到吴烈作岀深刻检讨为止。

 

这大概是我党最早处理的一起“强占耕地建房”之事，毛主席旗帜鲜明地站在弱者——农民这一边。

 

 

毛主席和杨家岭农民交谈

 

此刻，毛主席批评萧劲光等人后，又耐心地教育他们说：

 

我早就在一篇文章中讲过，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种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

 

说罢，他似乎意犹未尽地说：“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

 

接着，他又转头对边区政府这边的高岗、高自立等人说：“莫文骅检讨了，你们也要检讨检讨嘛！”

 

于是，边区政府的人也作了自我批评。最后，毛主席对所有人交代说：“你们军队要拥护政府，要爱护人民；你们做地方工作的，也要拥护军队，照顾子弟兵。”

 

两方面都被教育。毛主席意在提醒双方都去注意这个军民关系问题，并没有打一方护一方。这样，大家都不再吭声了。

 

谁知事情并没有结束。

 

1941年秋的一天，西北局组织部长找莫文骅去谈话。他一进门，该部长便告诉他说：“第359旅有两位连排干部违法营业，与县大队发生冲突，在延长县政府院内开枪打了县大队的人。此事西北局已决定将肇事的那个连长和排长枪决。”

 

因为莫文骅兼任留守兵团军法处长，该组织部长是叫他来接通知的，说完便下令说：“枪决马上就执行。”

 

莫文骅事先对此事一无所知，突然听说要枪决人，吃惊地说：“怎么能立即执行？此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待调查清楚后再严肃处理。第359旅属兵团代管部队。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得回去告知萧劲光同志和王震同志。”王震为第359旅旅长。

 

这位部长却说：“不行！西北局已经决定了，不能改变，这是党的决定，你一定要执行！”

 

莫文骅坚持要先调查后处理，结果，两人争执起来。组织部部长火了，拍着桌子大声说：“莫主任，你不执行西北局的决定，你这个主任还想不想当了？”

 

莫文骅也火了，拍着桌子说：“我不当了！”便骑马走人了。

 

回到留守兵团后，莫文骅立即把此事报告萧劲光和留守兵团参谋长曹里怀等人。萧劲光也是西北局委员，也不知道此事，听莫文骅的汇报后也不同意西北局这个决定。

 

延安城不大，莫文骅和组织部长吵架的事很快就反映到党中央那里去了。

 

朱德先岀面，找来西北局的同志说：“莫文骅是广西人，有点倔脾气，光压是不行的。要调查，讲点道理。”

 

随后，朱德把这事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指示说：“双方要进行调查。”

 

 

朱老总

 

经过调查后，事情弄清楚了：开枪的，不是第359旅的两位干部，反是县大队的人。

 

在会上，莫文骅反问该组织部部长：“怎么样？不是第359旅的人开的枪吧，还枪毙人吗？枪毙谁？”

 

对方无话可说，不做声。莫文骅说：“算了吧，回去各自作检查好了！”对方表示同意。

 

就这样，“军方”和“地方”和平解决了这一事件，救了两条人命。

 

可是，不久后，又发生一件事。

 

一次，延安女子大学有个女学员在延河边的石坎下洗衣服。留守兵团一个战士边走路边踢路上的石头，不料一块石头正巧打在女学员头上。女学员说战士是有意的，战士声称是无意的。于是，两人争吵不休，把事情弄得很大。

 

此事又闹到党中央。

 

毛主席获悉此事后，很不高兴，交代有关部门说：“今后要立个规矩，军队和地方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作检讨。”

 

“军队先作检讨？”

 

“对！”毛主席说，“军队和地方闹了矛盾，军队首先要作自我批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凡是处理内部的团结问题，都要这样做。”

 

毛主席这一气话便为留守兵团立下了一个规矩，也为后来军队的正规化和处理好军民关系确立了一个军队先作自我批评的原则。这是后话。

 

由于留守兵团和地方多次发生矛盾，毛主席认为有必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决定在杨家岭召见留守兵团部分干部开一次会，专门解决部队的作风问题。

 

这一日，萧劲光、莫文骅、耿飚、阎红彦、甘渭汉、贺晋年、文年生、钟汉华、余飞、周仁杰、刘随春、李宗贵等十多名将领到会。他们都是留守兵团战功赫赫的高级干部。毛主席见着他们说：“今天请各路诸侯来谈谈军民关系问题。”

 

 

耿飚

 

会上，有的干部在发言时也有不少怨气，忍不住埋怨群众态度不够好，说有的老百姓动不动就要拉战士干部找毛主席评理，老百姓难待见。

 

对此，毛主席耐心地开导说：

 

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军管民，老百姓见了军队就跪。现在老百姓敢批评我们军队，这是大好事。从古到今，哪有老百姓敢批评军队的？你们懂历史，你们说说看，是不是这样？如今变成了民管军，该多好啊！这说明我们边区的民主运动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这很好嘛！

 

接着，他又教育干部们说：

 

人民群众敢批评军队，这说明我们边区政府民主建政工作有很大成绩。军队有广大人民群众当老师，你们做军队工作的才不会犯大错误，边区才有希望。

 

这一席话，虽是大道理，却道出了实情：在陕甘宁边区，部队与老百姓的关系，确实已不是以前那种匪与民的关系，双方见着不是剑拔弩张，也不互为敌人，相反，都是同一阵营的，一起为中国革命事业和抗日大业奋斗。

 

正是提高了老百姓的地位，他们才可以起来批评、监督部队，协助部队克服不良作风，向着人民军队迈进。遇到问题，让一让，军民关系因此可以大大改善，有什么不好呢？！

 

毛主席的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心悦诚服。一些将领来时挨批评的怨气也一扫而空。

 

当然，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和经济封锁，边区负担重，部队困难多，出现一些与民争利的情况，军政、军民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小矛盾、小纠纷。

 

另一方面，部队和地方的主要负责人萧劲光和高岗之间没形成协调配合、两人没有握成一只拳头——而这其中又有历史原因——当初高岗曾谋求担任留守兵团政委，萧劲光没同意，因此两人心有隔阂。

 

由于原因错综复杂，毛主席这次谈话，解决了部队方面的问题，而却没解决地方上的问题，尤其是高岗和萧劲光之间的矛盾还存在，因此矛盾的根子还是没有拔掉，症结犹存。

 

结果，在这次西北局第一次高干会议上，终于集中爆发出来了。

 

会议期间，有人又提及军民关系存在的问题。高岗立即批评萧劲光。萧劲光无端受到责难，一时受不了，袖子一甩，气呼呼地退出了会场。

 

莫文骅见状，生怕他一气之下出什么意外，立即报告领导整风运动的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

 

李富春闻讯，赶紧跑到萧劲光宿舍，与他促膝谈心，劝他正确对待批评。萧劲光才返回去，继续参加西北局高干会议。

 

萧劲光和高岗扯皮，又闹起来了，一人是地方大员，党中央驻地都在其管辖之内；一人是留守兵团的主将，按照毛主席的话说，中央要靠它吃饭。两人在高干会议上再次发生冲突，军民关系不和谐，这个情况反映到党中央后，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

 

次日，他再次召见萧劲光、莫文骅、耿飚等留守兵团干部谈话。

 

 

莫文骅

 

第二次与他们的谈话，毛主席还是老原则：军队与地方闹矛盾，军队先要作自我批评。

 

他再次对将领们强调说：

 

军队离不开地方的支持。部队驻守在哪里，就要尊重哪里的地方政府；军队和地方关系岀了问题，军队首先要作检讨；军队和地方闹矛盾，军队要多作自我批评。这是一条原则，什么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原则。

 

本着这条原则和对军队干部的严格要求，毛主席在会上对兵团头头萧劲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谈话结束了，众人要离开，毛主席对萧劲光说：“你留下来。”众人走了，毛主席再不厌其烦地与萧劲光进行个别谈话。

 

1920年萧劲光参加了毛主席在长沙创办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次年由毛主席亲自选拔，与刘少奇、任弼时等人一起去上海，再由党组织转送苏联学习。

 

回国后，他在安源路矿工作过，后参加过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又去苏联学习军事，1930年回到闽西苏区，出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

 

在毛主席受左倾路线排挤的时候，他也被当做毛派、打成罗明路线，撤职下放到红军大学当教员。

 

他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十多年，可以说是毛的“嫡系将领”。但当他与人发生矛盾时，毛主席却没站在他这一边，反而对他要求更严格。

 

 

“你是个老同志，应该清楚我们军队的传统。部队在哪里都要尊重地方政府、尊重当地党组织。”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们中央机关驻扎在这里，连中央决定的事情，也要通过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怎么能不通过西北局呢？”

 

接着，他笑着说：“萧劲光，你是个大知识分子！”

 

萧劲光一愣：我虽然去苏联读过两次书，在人才济济的党内又算得上什么大知识分子啊？细细一想，才知道明白毛主席一语双关，一方面说自己上过学，岀国留过学、喝过洋墨水，是部队的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提醒自己不要太书生气，办事处理问题要注意灵活性，要学会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这样才能做好工作。

 

接着，毛主席继续教导他说：“要经常出去走一走，到军队、地方政府以及军队和地方的领导同志中间走一走，加强联系，增进了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经过毛主席的耐心教育，萧劲光终于认识到他军队要多作自我批评原则的重要性，诚恳地作了检讨，并主动承担了这些事件的主要责任，最后心悦诚服地说：“军政、军民关系方面的问题，根子在领导，在我以身作则不好，对部队教育不够。”

 

思想通了，萧劲光拿出了自己的高姿态，主动找到高岗，在军民关系上作了自我批评。

 

 

高岗

 

在后续的西北高干会议上，他就军民关系问题专门作了检查，深挖了自己的思想根源。

 

萧劲光并不是表面一套、内心一套，虚晃一枪去欺骗地方同志，是诚心诚意地掏心窝子，也是真正落实到行动上的改错。因此，他很快就拿出了实际行动。

 

新的一年——1943年就要来临了，西北局高干会议还没结束，萧劲光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彻底与西北局搞好关系，实现军民关系的真正改善。

 

经过一番思考，他责成莫文骅组织留守兵团政治部编写了一个拥政爱民宣传教育的小册子，叫做《拥护政府爱护人民讲话材料》，然后下发到兵团各部，要求官兵进行学习、讨论。

 

与此同时，他自己也加班加点主持起草《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起草好后以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出，与此同时公布包含10项内容的“爱民公约”，确定以后每年2月5日—3月4日为“拥政爱民活动月”。

 

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活动月、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创造了两个第一。

 

萧劲光的举措也获得了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热情回报。

 

他们听说留守兵团研究起草了《拥政爱民决定》，在高岗等人的带领下也连夜行动。结果，他们居然抢先在留守兵团之前于1943年1月15日发出《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和拥军公约，确定每年1月25日一2月25日为拥军运动月。

 

原来，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相互指责，互不服气。现在，竟然争着要去拥护对方、尊重对方、学习对方。两个冤家在毛主席的教导下成了好哥俩。

 

 

两个决定下达后，边区军民立即掀起了“拥政爱民”和“拥护军队”（简称“拥军”）活动的高潮。

 

老乡见着战士，就拉他们进屋歇歇，战士们则主动为老乡干活、打扫院子，军民亲亲热热，宛如一家人。

 

1943年2月5日就是传统的农历春节。眼看春节就要来临，萧劲光说：“我们部队要帮助群众过个好年，去走访群众，帮他们解决困难。”亲自召开干部会议进行具体布置。

 

会后，留守兵团机关和各个部队的干部们纷纷分头到驻地群众家走访，送医送药，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

 

高岗和边区政府高自力等人也说：“我们不能拖部队的后腿，得让战士们安心在部队。”

 

各部门纷纷全面检查各村镇优待抗属、烈属和退伍伤残病老革命军人的情况，并且派人到部队进行慰问。

 

春节期间，到军委、留守兵团机关和部队慰问、演岀的群众和文艺团体络绎不绝。他们来慰问，部队官兵也不袖手旁观，和他们一起进行联欢，扭秧歌、对歌。

 

整个2月份，边区军民联欢活动接连不断。在拥军活动中，延安群众编排了以军爱民、民拥军为主题的歌剧《兄妹开荒》，到处演岀，结果受到毛主席的赞扬，于是传播得更加广泛，成为最火热的经典剧。

 

 

兄妹开荒

 

这样的军民慰问、联欢的效果确实十分好，极大地改善了陕甘宁边区军民关系，鱼儿和水融洽了。

 

毛主席对两个活动月十分赞赏，高兴地说：“这样搞很有意义，以后应坚持下去，年年搞。”

 

他说到做到。次年春节来临前，毛主席于10月1日就开始提早行动——推广萧劲光和高岗等人的做法，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起草并发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明确要求全国各根据地在明年农历正月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的群众运动。

 

该指示明确提岀：

 

为了使党政军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军队方面，重新宣布拥政爱民公约，自己开检讨会，召集居民开联欢会（当地党政参加），有损害群众利益者，实行赔偿、道歉。群众方面，由当地党政和群众团体领导，重新宣布拥军优抗公约，举行热烈的劳军运动。

 

毛主席把这项工作与减租、生产相并列，可见其重视，要求“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可见工作之严肃。

 

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指示说：“在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运动中，彻底检查军队方面和党政方面各自在1943年的缺点错误，而于1944年坚决改正之。”

 

 

为此，毛主席还饶有兴致地提出：

 

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宣读拥政爱民公约和拥军优抗公约，再三再四地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和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

 

目的是彻底改正以往的缺点错误，他在方法上这种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的办法也很有意思，看似偏颇，不关是非，甚至要求有些蛮横，实则这却是真正解决军民关系之道，包含着深刻的方法论智慧，是达到双拥的最好方法。

 

这个党内指示下发后，双拥活动立即在全国各根据地、解放区广泛开展起来，有力地促进了军民关系的改善。由于效果奇好，毛主席年年搞的思想，得到大家的拥护，于是逐步形成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党和军队一个优良传统。

 

至于萧劲光在西北高干会议受的冤枉，毛主席弄清事实后，1945年7月与他又进行了一次长谈说：

 

高干会批评了留守兵团，但留守兵团几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留守兵团有缺点错误，但性质是属于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第五条的性质，不是路线错误。高干会对留守兵团所做的不恰当的结论应予纠正。

 

所谓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第五条的性质，就是如何对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处理办法，主要观点是：

 

一、如果党陶醉于胜利而开始骄傲起来，如果它不再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它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公开地老实地及时地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当不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者；

二、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它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它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来教导和教育干部，如果它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战无不胜的。

 

 

萧劲光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说：

 

毛主席既肯定了成绩，又分清了错误是非，并教育我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他教育干部的良苦用心，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深刻地体会它。几十年来，毛主席的这一谆谆教导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

 

可不是这样的吗？！由于毛主席的教导，由于萧劲光勇于严格要求自己，陕甘宁边区和部队的关系由此获得改善，并且带动全国军民形成并创造一个双拥传统，坏事变成了好事，何其美妙！

 

来源：飞天说史今日头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