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特工潜伏太成功，自曝身份后，邻居不信：明明是啥都不懂的主妇

 

1946年4月，一位30多岁的中年妇人，挑着扁担进入了南京城。

 

彼时的南京城，人口近百万。作为蒋介石的老巢，这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巨商、外国人、军人、特务。这是一个被无数双眼睛“盯”着的城市。

 

这名中年妇人，很顺利地入城了。特务们没有注意到她与一般的乡下妇人，有任何不一样的地方。正如他们也看不到，她那根扁担里侧刻着8个小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大隐隐于市。

 

此后的3年里，这位妇人就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南京本地人说话很客气，都愿意叫她一声：张太太。如同百万南京市民一样，“张太太”经常能从广播里听到国军节节溃败的消息。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第二天，邻居们发现，张太太一大早就穿着旗袍出去了，她把自己收拾得格外“整齐”。

 

过了好一会儿，张太太回来了。只是，和去的时候不一样，这次她不是一个人回来，而是坐着解放军军车回来的。两辆军车，护送她一个人回来。

 

她，以这种方式自曝了身份：潜伏在南京城的中共女特工。

 

 

一时间，街坊四邻们议论纷纷，很多邻居都不相信，都在说：不可能！她明明就是个啥都不懂的主妇，连报纸都不看，啥国家大事她都不关心。这种人，怎么会是红色特工？

 

是啊！怎么可能？装了3年，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件易事。更何况，她的身份不是一个普通红色特工。她，是南京地下情报网的头头：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觉得惊讶的，又岂止是这些朝夕相处的邻居们？她的公开身份后，很多解放军领导也不解：那张把国军耍得团团转的南京地下情报网，就是被这样一个看似柔弱的女子掌控的吗？

 

一：“张太太”，到底是什么人？

 

中华大地，从来都不缺奇女子。

 

“张太太”真名叫：陈修良。她的经历，代表着一段传奇。

 

陈修良是浙江宁波人，出生在当地一个富裕的生意人家庭，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后来父亲早逝，族里人又嫌她母亲没有生下儿子，便占了本属于她和母亲的大部分家产。此后，母亲拿着少得可怜的钱，带着她离开了夫家。

 

陈修良的母亲，名叫袁玉英，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和一般的母亲不同，袁玉英心中的女性典范一直是：鉴湖女侠秋瑾。她从小就告诉女儿，做女人就该跟秋瑾一样，立大志、存正气。因此，哪怕母女俩日子过得再差，袁玉英都坚决让女儿读书、识字。

 

1921年，14岁的陈修良不负母亲所望，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一所师范学校。遗憾的是，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她被学校开除了。母亲没有怪她，亲自赶到学校替女儿收拾行李，她对沮丧的女儿说：哭啥，还怕没有容得下你的地方吗？

 

很快，陈修良在母亲和几位恩师的帮助下，顺利插班到杭州女子中学，并在那里考上了大学。在那里，她认识了人生第一个贵人：一代女杰向警予。

 

 

按现代话来说，短头发的向警予，就是陈修良的“偶像”。在向警予的介绍下，陈修良入了党，还做了“偶像”的秘书。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跟在向警予身边的陈修良，很快成了一名地下党骨干。并且，认识了挚爱沙文汉。

 

遗憾的是，向警予1928年牺牲了。她的死，让年轻的陈修良第一次感受到，革命者要生存下去是何等不易。此后，在上海、在江苏、在浙江，陈修良和丈夫沙文汉可谓是九死一生。好在，每一次，他们都挺过来了。

 

1946年3月，陈修良接到华中分局的最新任命：即刻前往南京，出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收到任命通知时，陈修良已是39岁了。昔日向警予身边初出茅庐的“大学姑娘”，早已历练成华中分局的骨干特工。她接受过情报系统的一系列培训，身手极好；她有领导才干，从情报网的建立到各个点如何联系，她一清二楚。

 

接到这份任命，陈修良自己倒没说什么，一起走过枪林弹雨的丈夫沙文汉却急了。他问了妻子这样一个问题：

 

南京城犹如虎穴，有一大批叛徒都认识你，万一落入他们手里，你要怎么办？

 

陈修良沉默了好一会儿，回答：“那我绝无生还的可能！”沙文汉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像她这种级别的干部，被捕后是不太可能被营救出来的，而她又绝不会叛变。所以，被捕于她而言就是一个“死”字。

 

临行前，华中分局首长谭震林问陈修良：“你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谭震林很清楚，在老蒋眼皮子底下建立情报网，难度有多大。在陈修良之前，我军前前后后一共派了8名同志，担任的都是市委书记一职。结果这8人，无一例外全部被捕牺牲。

 

面对老领导的提问，陈修良没说话。谭震林以为她没听清，又问了一次，这次陈修良开口了，她说：“提了又有什么用呢？那边的情况我又不是不知道！”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陈修良是抱着必死之心去的。

 

 

第二天，沙文汉把妻子送到了长江边上。临行时，他拿刀一笔一划地在妻子的扁担上刻下了那8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多年后，当有人问沙文汉为何会写这几个字时，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修良其实从来都是不需要我鼓励的。我那几个字只是宽慰我自己的，我怕我会忍不住一把拦着她，不让她去……”

 

二：她的“伪装”，到底有多成功？

 

挑着扁担，化装成乡下妇人的陈修良进了城，等待她的是什么呢？有两个数字，或许很能说明问题：

 

第一个数字，220名地下党员。

 

当时，我军在南京地下情报网，共有220名特工。他们有的打入了国军内部，有的只是外围联络人员；有的处于活跃阶段，有的等待着被“唤醒”。这些人，是隐藏在这座城市里的勇士。虽然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的情况没被解密。

 

第二个数字，9700多个国军特务。

 

当时，南京国民党方方面面的军政人员达到了11万人，特务的数量达到了历史之最。

 

我地下特工们当时过得是什么样的日子？为何8名市委书记都会牺牲？220和9700这两个数字，已经能说明一切。

 

进城后，陈修良马上见到了来接应她的同志。早前大家就听说过陈修良的大名，知道她身手了得，但还是忍不住为她的安全问题担心。于是，在第一次开会时，就有同志直接问：“陈书记，要我们怎么掩护你！”陈修良淡定地笑了笑，说：“不用，我只有隐蔽得好，才能算得上战斗！”

 

此后，陈修良在3年时间里，一共搬了6次家。而她的潜伏哲学就是前文我们提到的：大隐隐于市。据统计，她曾有过下面这几个身份：

 

其中一个身份，年轻小夫妻家的“文盲姑妈”。

 

初来乍到，陈修良搬进了地下党柏炎家里。柏炎表面身份是兵工厂的一名技工，妻子是中学教师，家里还有一个7岁的小孩。但事实上，他们夫妻俩都是特工。

 

他们对邻居和同事们说，陈修良是他们乡下来的姑妈，来帮着带孩子的。为了掩藏身份，陈修良的形象便成了：大字不识一个的乡下妇人。

 

于是这个家庭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对外，在这一家4口人里，陈修良是最“唯唯诺诺”、“最没见过世面”的一个；但关起门来，小夫妻都得听“文盲姑妈”指挥。

 

 

后一个身份：不太靠谱的“张太太”

 

随着工作的深入，“姑妈”的身份已经满足不了陈修良的工作需求了，因为她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要领导好这200多名特工，她需要频繁接触电话、电报等通讯工具。而一个教师家庭有这些东西，是会引起外人怀疑的。因此，她需要一个公司。

 

为了配合她，组织上也是“拼了”。没过多久，南京的闹市区，一个名叫华德电料行的商行开张了。于是，“乡下姑妈”摇身一变成了电料行的老板娘。

 

说是老板娘，但陈修良显然不是咱们想象的女强人形象，她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不太靠谱的妇人形象：她没学识、不识字，来到店面时，既看不来账单，也不懂如何经营。至于国家大事，她更是完全没兴趣。她最喜欢的只有两样：和店员聊东家长、西家短；和左邻右舍，打麻将。

 

当然，除此之外，陈修良还曾有过多个身份。这些身份都有一个共同点：绝没有现在一些谍战剧里女特工的光鲜亮丽、精致妆容。她走在人群里，一眼发现不了的。

 

三：她干的事，有多牛？

 

一个优秀的特工，评价其是否成功只有一个标准：你能否完成组织交给你的任务。而一个优秀的特工头头，又该如何判断她是否够优秀呢？其实也只有一个标准：她能否使手上的情报网，安全、高速地运转起来。

 

在这一点上，陈修良无疑是成功的。

 

她的到来，直接“盘活“了整个南京地下情报网。到了1947年年中时，我军共有几十名特工分别深入到国民党三军、警察部队、保密局、国防部、电话局等各级部门。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陈修良的工作方式。

 

比如，有一回，陈修良从一个旧的中共名册上，发现了一个名叫汪维恒的人。但是，据陈修良了解，目前国民党军政部有一个副署长，也叫这个名字。陈修良大胆猜测：这两个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于是，她马上安排手下去查，得到了结果：就是同一个人。此人原本在诸暨做过我军在当地的组织部长，后来“诸暨暴动”失败，他和组织上失联了整整12年。陈修良判断：此人之所以成了国民党当局中的一员，必然是有缘由的。

 

于是，陈修良马上命人前去和他联络。果然，汪维恒并未变节，他一直在等着“老家”来找他。当我方联络人员问“汪先生还愿不愿意意为老家做些事”时，汪维恒激动不已。

 

就是以这些方式，陈修良“唤醒”了一个又一个特工。可能有些朋友读到这里会问：她这样做，就不怕遇到变节者，导致满盘皆输吗？

 

事实上，任何一张情报网要想绝对安全，只有一种办法：在整张网能随时拉起来的同时，又要随时能掐断任何一个支点。

 

为了实现这一点，陈修良想了很多种办法：单线联系，多点互补，点与面互相印证信息等。顶级特工的智慧，再加上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志配合，解放战争中后期的我军情报网，已经强大到敌人想象不到。

 

有了这张情报网，陈修良和下属们干的事，到底有多牛？笔者只简单说两点，这些事的细节有的是多年后才解密的：

 

第一件事，策反蒋介石的“御林军”师长。

 

从1948年开始，陈修良就把主要工作放在策反国军将领起义这件事上。在她看来，哪怕一支小队伍起义，都能对瓦解敌人的斗志，起到决定性作用。

 

为了策反南京空军轰炸大队飞行员俞渤和他的队友，陈修良和战友们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1948年12月16日晚，俞渤等人开着当时最先进的轰炸机，飞抵我军石家庄机场。这件事，惊动了中共中央，也惊动了蒋介石。

 

 

此后，国民党海军最先进的军舰重庆号，也“大摇大摆”地驶进了我葫芦岛海湾。不用说，这背后又是陈修良和南京地下党成员们的策反。

 

这两次小试牛刀后，陈修良和战友们终于还是对蒋介石的“御林军”南京警卫师下手了。他们的目标是：策反警卫师师长王宴清。

 

当时，很多同志议论：“像这种老蒋身边的人，应该不太可能成功吧？”陈修良和情报骨干们，却都觉得此人有戏。

 

为了策反王宴清，陈修良“调兵遣将”，把对方的湖南同乡、舅舅等各种关系都用上了。各种轮番劝说，最终让王宴清动了起义的心思。1949年4月，王宴清指挥着两个团起义。

 

听说“御林军”有师长跑了，老蒋气坏了。他把顾祝同、陈诚等人都训了一遍，责令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从速摧毁共产党的地下市委！” 张耀明吓得一身汗，只得点头答应，但事后他却跟下属抱怨：“他们藏得像地壳虫一样，叫我哪里去找！”

 

不得不说，老蒋的这一命令，确实是太为难张耀明了。他连对手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又该从何找起呢？

 

陈修良这张情报网做的第二件大事，是跟李宗仁博弈。

 

淮海战役落下帷幕后，距离全国解放已经不远了，反动派当然很清楚这一点。于是，关押在南京各个大牢里的我军将士们，就处于极度危险中。反动派随时都会在撤离前，下令将他们全部杀害。这些人的安全，牵动着陈修良和同志们的心。

 

于是，他们很快打通了南京最高检察署检察长杨兆龙这条路子，说服他去劝说新上任的代总统李宗仁。几番力劝下，李宗仁也明白：老蒋欠下的债，自己没必要替他背。于是，他终于松口了。

 

 

此后，经过一次次沟通，大批我军将士被陆续放出。到老蒋等人反应过来，想“清理”监狱时，大部分监狱已经空了。这些熬过了敌人一次次严刑拷问的英雄，活着见到了新中国的成立。

 

1949年4月下旬，南京解放了。陈修良换上整洁的衣服，出现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8军团第35军军部门口。哨兵以为她是来找人的老百姓，便问她要找谁。陈修良直接报出名字，说：“我要见你们何希克政委！”

 

不一会儿，只见军政委一路小跑着赶出来，紧紧地握住了陈修良的手。旁边的哨兵不知道两人的关系，还以这是何政委找到了家属。他们哪里知道：这名中年妇女，就是给他们渡江提供了无数情报的南京市委书记。

 

尾声：

 

作为一名特工，陈修良是成功的。因此才会出现本文开头的，她明明已经自曝了身份，但那些朝夕相处的邻居们居然不相信，认为不可能。

 

事实上，直到现在仍然有人觉得在国军那样的“高压”之下取得成功，陈修良就是完成了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而军史学者们、记者们，曾在80年代、90年代多次采访过陈老，他们反复问：“为什么您能做到？”对于这个问题，陈老总是习惯这样回答：

 

我那时候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到南京去的。

 

 

1998年11月6日，陈修良病逝。

 

如今，当年那位挑着扁担进入南京城的奇女子，已离世24年。但只要一提到中国红色特工，必有其一席之地。

 

文章来源于魂说历史 ，作者叨叨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