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明：延安时期的民心归向与启示

一、民心归向的主要方面

 

延安时期民心归向，主要表现为以延安为核心的陕甘宁边区，获得社会各界、不同层面的理解和支持，从而成为抗日救国，民族解放的核心力量。

（一）大批热血青年奔赴延安。这是一批有思想、有理想，敢于担当，不怕牺牲的热血青年，他们最容易被外界感动也最容易感动外界。他们的选择可能受到家父母、姐弟、同学、老师、朋友、同志、领导、或社会名流的影响，也可能影响到父母、姐弟、同学、老师、朋友、同志、领导或社会名流；他们思想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大于普通老百姓多少倍；在民族危机关头，他们对全社会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是社会变革和革命成功的先锋力量，也是人心向背的导向力量。共产党吸引和团结了这些力量，就为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乃至对抗蒋介石创造了很好的社会条件。抗日战争开始以来，延安成了全国很多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向往的地方，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不远千里投奔。当年从国统区初访延安的报人舒湮先生，看见许多青年从四川、两广等地徒步几千里投靠延安抗大、陕公，感慨地称 “延安是全国最前进的地区，是全国青年心上的圣城麦加”[2]。根据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1943年12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抗大举办第五期时，总校与一二三分校共有学员13390人，其中外来知识青年10403人，占78%。抗大在657名教职员工中，外来知识分子占47%，其中留学回归者14人，外来教授12人[3]。

【爱国青年奔赴延安】

（二）陕甘宁边区发展壮大。这种壮大既有地域面积的扩大，人口的增加，更有对全国民族解放中心指挥能力和核心凝聚力的增强。1937年1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随红军主力部队进驻延安。1943年8月，在延安的党政军人数有3万人，老百姓约1万人，相当于1937年延安市区人口的16.67倍。边区政府的行政区划，1937年18个县，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商定后增加清涧、米脂、绥德、吴堡、佳县等五个县，不久又蒋介石指定国民政府划定宁夏的豫旺和甘肃的镇原、环县等三个县为八路军募补区[4]。1946年10月，陕甘宁边区人口总数为159.395万人（不包括党政军学人员）[5]。

 

（三）民主抗日力量不断壮大。这是共产党在全国不断深入人心，人民对共产党信任增加，参与增加的结果。主要体现在共产党员队伍扩大，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人民军队扩大，根据地面积扩大。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中共军队由1935年的3万人壮大到129万人，党员由4万人发展到121万人；根据地从1块发展到19块，控制区域面积达20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1.36亿[6]。在人民武装力量中，还有一只强大的民兵队伍。《北行漫记》作者美国作家福尔曼曾指出：“220万民兵是华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抗日的中坚力量。他们是共产党武装起来的人民。”[7]

 

（四）国际和平力量积极支持。这是共产党在全世界范围的“得道多助”。其中既有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国际，还有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既有政府的，也有民间的；既有军事装备的，也有舆论呼吁的。如英国学者林迈可夫夫妇到延安后，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造了可以发射到美国旧金山和南印度洋的发射机。美国学者李敦白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从事电讯技术和英语播音工作形态与发展[8]。美军观察员谢伟思，从1944年2月到次年四月不到一年时间，就向美军司令部和国务院发回77份政治报告认为，“共产党将在中国生存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据说1945年5月，为了当年中共参加筹备成立联合国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国际会议，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蒋介石强硬干预的结果[9]。

 

二、聚集民心的精神与努力

（一）为崇高理想奋斗的牺牲精神

1、艰苦朴素的领导作风。这固然与当时的条件艰苦、环境恶劣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来自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和为崇高理想奋斗的牺牲精神。延安的艰苦奋斗，体现在劳动、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特别让人叹服的是，作为当时的各级领导人，在艰苦朴素上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如毛泽东开会作报告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在延安发动大生产运动他在杨家岭的办公楼下亲手开辟了一片荒地种上辣椒西红柿等；朱德背着箩筐到处拾粪积肥；周恩来迅速成了纺线能手。南洋侨胞给边区捐献两辆小汽车，办公厅提议给毛泽东一辆，但毛泽东考虑的是军事工作和年纪较大的同志，结果一辆分给了朱德．一辆给了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等老同志。以“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为座右铭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为人民服务的老勤务员”。许多有识之士，正是从中国共产党身上艰苦奋斗的精神，看到了光明和前途。人所共知的华侨领袖陈嘉庚访问延安，在重庆吃过八百元一桌的宴席后却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吃两毛钱的客饭，他回去后写文章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才是中国的希望和救星[10]。

 

【延安人民欢迎陈嘉庚】

2、从严治官的廉洁政治。廉洁奉公，从严治党，从严洁治官，可能是是延安老百姓最感同身受，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主要理由之一。人所共知，毛泽东1940年2月1日在延安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时，曾自豪地谈到延安“没有贪官污吏”“没有结党营私之徒”“没有人发国难财”。从严惩治贪污腐败，则是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一以贯之的强硬做法。1937年至1938年两年内。边区司法部门就判处公务人员贪污腐化案180起[11]。1939年，边区查处贪污案360件，1940年查处664件，到了1941年上半年即下降为153件[12]。1941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八条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则是毛泽东在亲自修改时加上的。

 

3、亲切平等的同志关系。延安时期的平等，首先表现在中央领导人和首长都是以人民勤务员的姿态出现，没有架子，平易近人，与同志们一起唱歌，跳交际舞、扭秧歌，打篮球等，给人一种 “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平等景象。朱鸿召《延安曾经是天堂》一书，有不少当时在延安工作同志的美好回忆。如毛泽东在窑洞里会见一位学者，在烟盒里只有一只烟时将烟瓣成两半每人一半等。还在于领导没有特权，“大家穿的都一样，吃的也一样”，特别是在1942年以前，“无论是社会人文知识分子，还是科学技术人员；也无论在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职，还是在军队工作的知识分子，都享受着供给制政策下相对于一般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更高的物质待遇”[13]。三是互相之间能够真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据说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大家对毛泽东的讲话也是有赞成，有反对、有批评[14]。

 

（二）民主政治及开明的社会管理

习仲勋在为《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序言中曾写道“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最突出的成就和贡献，就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全面的实施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政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和丰富的经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5]这是客观的评价，是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成功创新实践，最得人心，“不仅可以使大后方的人民‘心向往之’，而且可提供友党参考”[16]。毛泽东早在1938年就指出：“边区的作用，就在于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1940年在边区党政联系会上又说：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1941年又说：“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各个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是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17]

 

1、“三三制”的政权结构。所谓“三三制”是指：在抗日根据地政权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三三制”是共产党吸取国民党一党专政教训、在政权机构建设上伟大创举。1940年7月，毛泽东在为延安《新中华报》写的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的《团结到底》一文中指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18]。1941年1月30日，边区中央局发出指示，要求在选举活动中彻底贯彻三三制政策，建立模范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并要求将“‘三三制’政策，不仅要实行于议会，还要实行于政府机关中”[19]。在在以后的政权建设实践中，又通过自上而下的推进，纠正了不符合“三三制”规定的现象，兑现了三三制的诺言。有的地方采取反保证的方式保证党外某些人士当选，即在共产党员当选人数超过三分之一时，安排一些共产党员自动退出，由党外人士递补，而共产党员当选人数不足三分之一时，则不要求党外人士退出由共产党员递补；党外人士当选比例仍偏少时，由政府“聘请勤劳国事及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有名望者为参议员”[20]。如在1941年11月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选举边区政府委员会委员，18名政府委员中有共产党员7名，超过三三制规则，徐特立马上请求“退出”，得到大会同意。按得票多少依次由非共产党人士白文焕递补。曾经在南京中山陵前自刎以明抗日之志的爱国将领续范亭先生含着泪说：“只有共产党，才真正实行了三民主义”。79岁高龄的非共产党员参议员李丹生称颂共产党人此举“诚能感人”，希望共产党“说到做到，以信义昭示天下，则天下都是你们的”[21]。有个外国人说：“现在中国有两个中心，一个封建的中心，在重庆；一个民主的中心，在延安。”[22]

 

2、开明的精兵简政。精兵简政是李鼎铭等11名参议员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提出的提案，后成为边区政府改革的成功之举。据说李鼎铭在会上刚提出这个提案时，没有人说他提的对，有人甚至怀疑这个提案的动机。后来被毛泽东偶然翻阅提案时发现，毛泽东认为，这个提案是“我们改进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后在毛泽东支持下，边区参议会讨论通过了关于精兵简政的决议，对精兵简政做出了具体规定。两天后大会选举边区政府领导，李鼎铭还被推举为政府副主席，两个月后李鼎铭将自己的全部家产裸捐给政府[23]。通过自上而下的努力，精兵简政收到了明显效果。边区留守兵团三次共精简了4400人；边区政府系统人员有11500人减少到7500人，减幅35%[24]。精兵简政对民心的意义在于，它精简的部队和政府，但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了军队和政府在人民中的现象，人民自然拥护。

 

 

3、尊重和依靠人民。对此，毛泽东讲的最透彻，他在1934年1月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重工作方法》一文中明确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不依靠群众，不关心群众生活，是什么任务也不能完成的。”毛泽东在1938年的《论持久战》中有句名言“兵民是胜利之本”。在《论联合政府》一文更讲到“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认为党与人民的鱼水关系是 “水可以没有鱼，鱼不能没有水”，把“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定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 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就有“爱护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规定，指出“群众是我们的依靠。要善于联系群众，要了解群众情绪，关心群众需要，倾听群众批评。不侵犯群众丝毫利益，不贪贴群众一点便宜。要站在群众之中，不要站在群众之上。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管工作多忙，每年春节都要到当地基层政府向民众拜年。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施特朗曾颇有感慨地说，在延安“最常听到的词汇是人民”，“似乎是表达了一种最根本的爱和最终的信念”[25]。美国记者福尔曼在《北行漫记》里告诉美国人民，共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26]。

 

4、畅所欲言的氛围。根据有关资料介绍，延安在整风运动以前，言论自由的气氛是很浓的，各种报纸100多种，杂志刊物60多种，黑板墙报都是自由发表看法，讨论问题的平台。杂志、图书出版、开会发言等基本上都是放开的，热血报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这里畅所欲言的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据曾在抗大三分校当助教的何芳回忆，当时特别是人留恋的一点就是思想解放、敢想敢说的风气。无论是开讨论会，还是平时谈话，经常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论[27]。1940年10月，马列学院与中国女子大学，围绕宪政问题联合举办大规模模拟辩论会，两个学校师生共有一千多人参加。辩论会从晚上7点开始，持续到次日凌晨1点才结束。王明、吴玉章到场旁听并点评。辩论结果却是代表国民党的一方（马列学院）获胜，而共产党方面（中国女子大学）竟然输了[28]。整风运动开始初期的1942年3月，《解放日报》副刊还刊出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尽管后来因此丁玲被批判，王实味被定为“特务分子”、“托派”。

 

（三）特别关注民生

这是陕甘宁边区人民拥护共产党，支持革命的根本原因。

 

1、发展私有经济。发展私有经济的顺民心之处在于，私有经济一般是社会精英或农村能人所为，他们不仅对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还在社会组织上有较大的影响力。毛泽东曾精辟指出：“在中国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及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29]以后边区政府又做出“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治”等规定。在政府的奖励政策下，边区的富农经济发展很快，不少贫雇农、中农上升为新式富农，特别典型的是由出身贫苦的吴满有家中有3个劳动力，雇长工2名，放羊娃3名，雇零工150天，另有90亩地租赁给外来难民，被负责中共中央政策研究的王若飞称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下一种新型的富农”，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还被评为边区劳动模范[30]。劳动致富的农民，还被吸收共产党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延安市党员中中农由16.4％上升到39％，富农由0.75％上升到3％，商人由12.65%上升到21.65%；过去占19.05%的中农和中小商人后来占了60.65%[31]。以后尽管为了党的纯洁性进行了必要清理，但经济领域先进分子入党仍是现在壮大党的队伍的成功经验。

 

2、优惠政策扶助移难民。边区的移难民主要来自河南、甘肃、宁县和陕西的国统区。据统计，1937-1945年间，边区共接受移民6.385万户，人口26.662万。外加5000多人的还乡难民，人口总迁移量达到31.662万人。其中1943年从河南沦陷区，陕西国统区、甘肃国统区、宁夏国统区进入边区的就有3000多户近万人[32]。对他们达到来，边区政府颁发了一系列温暖人心的优惠政策：1、移难民自己开垦或雇人开垦的公有荒地，其土地所有权归自己，三年免交公粮，三年之后仍无力负担的，得继续裁免；开垦私人的荒地，三年免地租，三年后可以租佃条例租种，地主不得任意收回。2、移难民对于运输公盐、运输公粮、修公路等义务劳动，第一年全免，第二、三年根据家庭经济状况酌减，确实困难的得全免。3、移难民无力自行打窑洞居住的，由政府调剂现公私窑洞暂住，无力购买耕牛、农具、种子或缺乏口粮的，由政府优先给与农贷，或帮助向老户接待。4、移难民有病无力医治的，享受公共医院免费医疗[33]。这种对移难民近乎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现在的政府恐怕都很难做到。

 

3、渡难关开展大生产运动。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起源于边区政府对国民党“困死”“饿死”企图的积极对抗。作为一种优秀传统，延安在抗日战争爆发就开始了。1939年1月初，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产议会上讲话时提出 “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讲到边区的任务时说：“扩大生产运动，成为目前重要战斗任务之一。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1941年，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以陕甘宁边区为榜样，在频繁而艰苦的反“扫荡”斗争中，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大生产运动的开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困死”“饿死”抗日军民的企图，克服了根据地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争取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增强了军民团结，密切了党群关系，从而进一步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称大生产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美国记者福尔曼对大生产运动评价道：“据我所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其他军队这样大规模地开展过生产，这毫无疑问也是造成军民间神奇合作的最重要的因素。”[34]

 

4、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变工队。如果说发展私有经济政策为社会精英和能人提供了用武之地，以变工队为主要形式互助组织，则让势单力薄的农村个体形成了联合的力量，通过合理的调剂农村劳动力、畜力，普遍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凝聚了人心，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和参与。截至1942年底，边区劳动力35万个，经常组织在集体劳动中的变工队、扎工队已有3万余人，占全部劳动力总数的10%。1943年，全边区参加劳动互助的全劳力有8.11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46%，有些地区夏季时达到80%[35]。

 

5、为了人财两旺的医疗卫生。这是老百姓自身最无能为力因而感受最深、最为感激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一点。当时由于卫生环境恶劣和卫生意识差，农村婴儿出生死亡率很高。1942年底毛泽东与西北局高干会表彰的劳动模范座谈时时，来自农村的劳动英雄反映：现在有吃有穿就是婆姨生娃活不了。毛泽东回答，要做好群众卫生工作，做到人财两旺。以后便指示中央卫生处协同边区政府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开展群众性卫生救治防疫工作，同时号召延安各大医院、各级各类机关卫生所，敞开大门，负责所在地农村群众的卫生工作，划定区域，分片包干。同年11月，边区文教大会通过《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疗工作的决议》，确定“今后各分区各县、区、乡村的卫生医疗工作，是否深入，是否有效，将成为边区政府对各地考查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准之一，各旅、团卫生部门对地方医药工作帮助的大小，亦将成为联司（即陕甘宁边区联防军司令部）考查工作成绩的标准之一。”1944年2月中央卫生会议规定：“今后无条件地为老百姓看病及办理乡村卫生，是每一个卫生单位的任务。”延安老百姓对共产党记忆特别深刻的是：“看病和娃娃读书都不要钱”[36]。

【延安鲁艺美术系教员彦涵版画《乡村诊所》（1944年）】

6、大规模改造乡村二流子。所谓二流子，是指当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不事生产、好吃懒做、吸食毒品、偷驴盗马、装神弄鬼等人员。由于历史的原因，陕甘宁边区二流子较多，成为家庭和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根据当时延安市的调查，1937年前，延安市人口三千，地痞流氓百分之十六，1937年延安县人口三万，地痞流氓占百分之五。延安改造乡村二流子最成功之处，将改造者放置到一个集体中，放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放在熟人社会中来改造，并且采取综合治理的改造措施：一是完善法令和正确界定。规定“无故任其土地荒芜废弃者，土地所有人应受相当之制裁。”其二，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县区乡干部分片负责。如经济部门给二流子下达生产任务；政治部门、文化教育部门、文艺部门编排文艺节目等。其三，社会各界参与，家庭成员密切配合。家庭成员除做工作外还报告政府。其四，救济与改造相结合。边区政府一方面对二流子进行救济安置，一方面帮助并鼓励他们参加生产劳动。其五，一般劝诫与特殊教育相结合。对二流子中顽固者，则以集中服劳役，强迫生产劳动的方式给予处罚。在这样的新型的劳动形式中，二流子不仅对劳动有了兴趣，更获得了尊严。改造二流子的效果很大。据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调查，截至1943年初，全边区二流子减少到9534人，同年底又改造5587人。许多改造后的二流子，浪子回头金不换，劳动积极性很高，有的被评为劳动模范。二流子改造收到了当事人受益（重新做人，有尊严的生活），家庭欢喜，社会支持的效果[37]。

 

（四）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

这是共产党赢得人心，争取支持的法宝之一。

 

首先 ，共产党在民族危难关头挺身而出。1935年8月，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1936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主动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着急之时，苏维埃区域将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他的国会，并将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制度”。1937年2月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同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共中央在七七事变爆发的当天即发表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15日，周恩来率中共谈判代表团赴庐山，再次直接同蒋介石谈判，并向国民党方面转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其次，自觉调整土地政策。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了“在全国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主张，并在陕甘宁苏区停止了没收地主土地的运动。同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对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主张，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我们的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提议建立极广大的反帝统一战线，与中国领土内一切真正愿意救国救民的团体及个人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的走狗。我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提议。”共产国际做出决议，号召各国共产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奋斗[38]。

 

其三，真诚开展友好合作。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根据夏季国内和国际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在党内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其中重要内容是调整中共的对美政策，中心是建立和加强与美军的军事合作，并争取在军事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双方更多方面的合作关系。“就国家而言，美苏英与中国关系最大，而且目前美英与中国共同抗日，尤以美为最密。”要求在军事上“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各根据地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主动加强与美军联系，还积极援救英、美受困人员。时任美军观察组组长的包瑞德曾经说，中共军队这一时期给予美军陆军的合作和实际协作几乎是尽善尽美的，并想方设法援助中国军队。毛泽东认为：“鸦片战争以后，104年以来，没有一次这样好的环境，全世界民主国家都在帮助我们。过去只有苏联帮助我们，现在英美不反对我们，还帮助我们，起了大变化，马克思书本里也找不出这样的变化，只能找出这种变化的原理，而找不出这种变化的具体描写”[39]。

 

【毛泽东朱德在延安接待国际友人】

 

其四，积极扩大对外影响。毛泽东曾交代交际处的工作人员：“今后来延安的客人，凡要求见我，你尽可以答应他们，并把他们的要求及时告诉我。我工作虽多，但是统一战线工作就是我的重要任务之一，只要需要，我一定会抽出时间来。” [40] 中共中央通过多种途径经，邀请外国记者军人、作家、传教士等，到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访问。据统计，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友人有20批近百人次访问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受邀到延安采访后，被中共产党人在艰难困苦条件下英勇奋斗的精神所感动，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10月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1938年2月中文全译本在上海问世十个月内印行了4版，先后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不断地再版和重印，几乎传遍了全世界。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伊萨克斯的调查说明，《红星照耀中国》使西方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毛泽东后来曾说：“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41]。

 

三、也有伤害民心的教训

（一）不堪重负的经济负担。1941年，由于国民党经济封锁，外援断绝，边区140余万群众要负担20万石公粮，比1940年的10万石增加一倍，再加上年均115天的义务工，群众不堪重负。这尽管发生在经济特别困难的非常时期，但确实影响到群众的最基本生活，伤害群众的感情，以至于出现1941年6月3日下午召开县长联席会议时雷电交加，雷电击断小礼堂一根柱子，击死农民一头驴，县长当即殒命，后有农民说出“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的情绪化语言。毛泽东后来称为“怨声载道，天怒人怨”。后不久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42]。但这也同时说明，当时开放的言论环境和毛泽东的开明及对人民群众感情的尊重。据说1945年4月至5月一个多月时间，毛泽东就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召开的机会，四次“检讨”这个问题，用以自省并教育全党。

 

（二）草木皆兵的“干部审查”。这是以逼供信、莫须有罪名陷害同志的空前重大事件，是对人心伤害最大的一次错误运动。在延安，仅仅半个月工夫，就挖出1400多名特嫌分子。有的县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几乎全被打成“特务”。党校2500人中，伙夫、马夫在内，有250个特务。鲁艺在校师生员工300余人，其中被打成“特务”的有267人，90%的人都受到审查。西北公学390人中，被打成“特务”的有208人。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边区保安处一夜之间就抓了260多人。整个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共清出“特务”1.5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在延安整风审干中被迫自杀的大约五六十人[43]。让人感到荒唐的是，根据后来发现的国民党军统局副局长陈恭澍1943年的日记，国民党在延安“一个人也没有，所以什么也不知道”[44]。这件事，尽管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康生，但当时的党中央和毛泽东都负有责任。后来采取了纠正措施，毛泽东脱帽致歉、举手敬礼，在大会当众检讨。

 

（三）漠视民情的官僚主义。如林伯渠在《对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的“一部分政府工作和一部分政府人员存在着的几个主要毛病：第一，就是为人民勤务员的民主作风不足，有些人眼睛向上，不愿向下，熟悉自上而下，不会自下而上，习于命令群众，不善于启发群众，甚至趴在人民头上，官僚架子十足。第二，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足，有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不理解下层情况，以感想代替实际，好高骛远，不愿脚踏实际有些人员，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爱好表面，轻视内容，习于粗枝大叶，疏于精雕细刻等等。第三，就是遵守法令的精神不足。有些公务人员和军队人员从片面利益或错误观点出发，不遵守法律甚至有破坏法律的情形，如任意捆绑或处罚百姓乱没收老百姓的东西等等”。由于法制观念淡薄，乱捕、乱审、乱罚、乱判，“违法司法”的现象时有发生。群众不满的说：“不怕八路军、新四军，就怕基干自卫军；不怕官（法官），就怕管（区乡干部）”，继而发展到个别地方被坏人利用[45]。如环县是1936年红军西征时解放的老解放区，但在中共政权建立四年后发生了“环县事变”。环县事变的主谋是赵思忠，虽被官方为十恶不赦，但民间传说他 “兔子不吃窝边草”，对当地老百姓很讲义气，于是一些人表面上跟共产党干，实际上听从赵的指挥。1939年，由于中共环县政府在征粮、征兵中方法粗暴，引起民众不满，赵便乘机张贴标语反对政府的标语，煽动群众对抗政府。1940年1月，环县基层政权17个乡的群众，二千多名自卫军跟随其叛变，使中共在环县的乡村政权安全处于瘫痪状态[46]。这也说明，如果我们冷漠群众，就可能伤害群众的感情，就可能扩大群众在感情和心理上的距离，群众就会在感情和心理上产生反感，以至于离开我们被落后反动势力利用。

 

四、特殊意义的精神启示

由于历史原因和诸多因素，延安时期民心归向的珍贵经验，在延安时期并没有始终坚持下来，甚至是短暂的和局部的，但如马克思肯定的巴黎公社一样，延安时期坚持崇高理想并为之英勇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尊重人民、依靠人民、团结人民，与人民同甘共苦，使人民“心向往之”成功实践，具有永恒的精神启示。

 

启示一：以民为本当以民心为本。以民心为本，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色之一，是古圣先贤和志士仁人以道统批判、干预、改革政统（皇权统治）的主要标准，也是开明统治者的治世格言，进而构成中国历史上开明盛世的社会心理条件。古《尚书》就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47]的治世格言。古代著名的政治家管子就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48] 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49]。孔子则指出，统治者如果失去人民的信任，其政权就难以立足（民无信不立）[50]。孟子曾以桀纣为例得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51]的著名论断。习近平在2004年3月3日的一篇日记中就写到，“共产党人的政绩，就是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事，就是解决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52]。在学习十八大报告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又说：“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作为处于领导核心地位的执政党，共产党应该围绕得民心，把“人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欢迎不欢迎”作为执政标准。

 

启示二：民心归向的基础是尊重和服从民意。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在决策制定和执行过程，要充分听取服务对象、广大群众、工作人员、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对各方面反映的问题和建议，要坦诚面对，积极回应，给老百姓一个真实的交代；能解决的及时尽快解决，不能解决的把真实情况告诉人们，不能置若罔闻，置之不理或推诿扯皮踢皮球，不能再让人民失望。要真正给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言为心之表。倾听民意就要让老百姓敢说真话。毛泽东早说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要坚决禁止语言犯罪，逐步取消语言禁区，禁止对网络舆论的屏蔽。要试行和扩大符合民意的选举。通过改革试验，把党委推荐和民主选举集合起来，把上级考核和民意测评结合起来。让民意成为评价领导和决定领导上下的决定因素之一。

 

启示三：获取民心从民生开始。目前，民生工程成为各级党委政府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报纸连篇累牍的介绍各地民生工程占财政预算的比例和主要工程项目,但我们同时我们看到，很多党报在报道各地发展成果时，仍然把助长攀比、群众反感的GDP、固定资产投资和老百姓大多并不认同居民收入作为评价标准，而涉及民生的住房、入学，治安、健康等似乎并没有列入对政府的考核内容。要真正以民生为主，一是政府考核应取消或弱化经济指标，增加事关老百姓生活质量的住房（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入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辍学率），治安（案件发生、案件侦破）、医疗卫生、文化生活等指标。二是民生工程应服从民意。如项目的位置、规模、技术和投资都要听取群众意见、利益人的意见和有关方面专家的意见，防止把民生工程搞成政府个别领导人自拉自唱、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三是要加强专家参与、舆论参与、社会组织参与的民生工程建设监督工作，防止和严惩工程腐败，避免无效投资，减少建设过程的跑冒滴漏，提高投资效率。

 

启示四：获取民心主要领导人当身先士卒。延安时期之所以有强大的民心凝聚力。首先是当时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和边区政府领导谢觉哉、林伯渠、习仲勋等一批革命家，为崇高理想奋斗，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作风和高超的智慧等，在人们心目中树立了令人信服的形象，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扩大形成了广大干部群众都能够坚持和固守的延安精神。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应该给干部做出样子，给人民做出样子。上级党委提出的一切要求，应该从主要领导执行开始，并接受同级、下级的监督；主要领导不能只是发号施令，指手画脚，批评别人，而应该首先做出表率；全局出现问题主要领导应该勇于罪己，主动承担责任，主动向人民检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首先要把主要领导的权力关进笼子。老虎苍蝇一起打，首先是打老虎，打老虎主要是打主要领导用人腐败和干预工程建设。小人得志，恶人当道是干部群众最失望的，最容易涣散人心。必须认真加强对一把手用人权力的监督，任用干部出现问题，要追究一把手责任。

 

注释：

[1] 当年延安评剧院演出的戏剧有《走天堂》；朱鸿照：《延安曾经是天堂》陕西人民在出版社2012年5月，第3 页。

[2] 黄正林：《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2页。

[3]《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 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第267页。

[4][5][6] 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第8页、14页。

[7] 李庆刚：（《北行漫记》里的陕甘宁边区》）《北京日报》京报网，2012年10月29日。

[8][9][11] 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第14、281、163页。

[10] 李文：《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对内对外关系的经验与启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网。

[12] 陕西省纪检委：《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思想研究》。

[13][14] 朱鸿召：《延安曾经是天堂》第5、20页。

[15] 习仲勋：《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序言 ，共产党员网。

[16][17][18][19][20][22] 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第73、41、139、53、113、53页。

[21][23] 朱鸿召：《延安曾经是天堂》第121、16页。

[24] 朱彩萍：《谈谈延安时期的党群关系》，中国社会科学网。

[25] 李庆刚：（《北行漫记》里的陕甘宁边区》），《北京日报》，京报网2012年10月29日。

[26][27] 朱鸿召：《延安曾经是天堂》第23、25页。

[28][29][30] 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第60页。

[31] 王建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党员登记情况》，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32] 黄正林：《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第263页。

[33] 朱鸿召：《延安曾经是天堂》第116页。

[34] 李庆刚（《北行漫记》里的陕甘宁边区》）《北京日报》京报网2012年10月29日。

[35][36] 朱鸿照：《延安曾经是天堂》第60、80页。

[37] 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第60页；朱鸿照《延安曾经是天堂》第63页。

[38] 姜廷玉《毛泽东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解放军报》，2003年12月29日。

[39] 李文：《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对内对外关系的经验与启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网。

[40] 朱鸿召：《延安曾经是天堂》第16页。

[41] 张威：《1936：斯诺赴红区采访的台前幕后》，网易历史。

[42] 齐善兵：《有感于毛泽东“挨骂”》共产党员网。

[43] 朱鸿照：《延安曾经是天堂》第286页。

[44] 曾彦修口述， 沈洪整理，《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3月2日。

[45] 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第82、83页。

[46] 黄正林：《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第322页。

[47]《尚书·泰誓》。

[48]《管子·牧民》。

[49]《道德经第四十九章》。

[50]《论语·颜渊》）。

[51]《孟子·离娄上》。

[52] 习近平：《树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浙江日报《之江新语》。

（作者曾任长安人文研究所所长，西安市长安区委党校调研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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