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平汉：解密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 毛泽东被“孤立”的原因

 

 

【摘要】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根据共产国际意见，系统阐述了他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核心思想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许多与会者受其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观点表示认同，而此前一再强调必须警惕右倾投降危险，保持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独立性的毛泽东却相对比较“孤立”。毛泽东与王明在统一战线及国共关系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尽管他并没有在会议上对王明的主要观点明确加以“抵制”或“斗争”，但还是坚持了自己原有的观点。由于王明有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特殊身份，并且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曾起过积极作用，加之此前的洛川会议讨论八路军作战方针时中共领导层内部存在不同看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是新事物，造成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一时“孤立”。

 

在 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上，王明系统地发表了他关于怎样坚持抗战、怎样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的有关主张，后来曾被认为是其抗战初期右倾机会主义（或右倾投降主义）形成的重要标志。），得到了许多与会者的认同，而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却相对比较“孤立”。那么，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讲了些什么？导致毛泽东在会上遭遇“孤立”的原因又是什么？本文拟就此作简要的介绍与分析。

 

一、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发言的主要观点

 

1937年11月29日，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和康生、陈云乘苏联运输机经迪化（今称乌鲁木齐）回到延安。由于王明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一次会议，听取王明对共产国际指示的传达，讨论抗战形势和国共关系等问题。

 

会议于12月9日召开，12月14日结束。议程主要如下：

 

㈠政治报告；

㈡组织问题；

㈢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报告。

 

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有张闻天（洛甫）、毛泽东、王明（陈绍禹）、康生（赵容）、陈云、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凯丰（何克全）、刘少奇、项英、张国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林伯渠列席了会议。政治局委员朱德、任弼时在山西抗日前线，王稼祥在王明、康生回国后留莫斯科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邓发在迪化接替陈云任中共驻新疆代表，故而他们未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由张闻天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接着由王明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

 

王明首先讲的是怎样实现党的策略问题。他说：在目前第一个危险是一部分人怀疑抗战的胜利。第二个危险是抗战没有出路，汪精卫认为胜利了是共产党，失败了是日本。因此，目前决定中日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一是决定于中国人民的团结与统一；二是决定于日本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三是国际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以上三个条件也是三个因素，对中国是有利的。

 

接下来，王明讲到了四个月以来抗战的经验教训，主要论述统一战线即国共关系问题。王明说，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何巩固统一战线，即如何巩固国共合作问题。我们党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现在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打击日本帝国主义，革命的动力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民主共和国，与过去苏维埃阶段不同了。为什么要这样改变，因为中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中国抗战的力量是团结中国人民的力量，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

 

王明认为，统一战线是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党派的合作，今日中国共产党帮助谁，谁是朋友，就是要看他抗日不抗日。在统一战线中，国共摩擦是不可免的，不要害怕也不要企图完全消灭摩擦。

 

对于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力量问题，王明说，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将来看力量，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如西班牙现在实际已是无产阶级领导，但没有喊无产阶级领导。现在欧洲资产阶级也看马列主义，资产阶级知道无产阶级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因此我们不能说是谁领导谁，而是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王明还说，我们自己要明白中国的将来是由民族阵线转到人民阵线，最后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些话政治局以外的人是不能说的。民族统一战线之历史策略，1927年蒋介石利用民族统一战线打我们，说我们分裂民族统一战线，将来我们要拿住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打敌人，反对汉奸的分裂。我们扩大与充实民族统一战线，要使各党派加入统一战线，使各群众团体加入统一战线，没有组织的群众也要组织起来。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今天不是组织狭小的群众团体，而是利用现在合法的团体，要登记，读总理遗嘱也可以，要利用合法，取得合法，只有采用公开的合法的办法才能扩大统一战线，否则还是没有办法去扩大统一战线的。

 

王明在报告中还讲到了民主共和国、旧军队等问题。他说，民主共和国问题，即取消苏维埃问题，今天苏维埃还不能统一中国，十年来说明苏维埃还只有少数的人民拥护，现在需要全国人民拥护的民主共和国，议会式的民主共和国，现在不是苏维埃与议会的斗争，而是苏维埃与议会联合反法西斯野蛮专政的斗争。这是造成全国统一的国家政权，而是不加深中国的分裂。

 

在讲到全国军队的统一指挥的时候，王明说，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八路军新四军是要向着统一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分裂军队的统一。王明同时又指出：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现在要保存红军的独立，保障党的领导，保障自己干部的领导，建立自己的教育与政治工作，打胜仗的模范。我们要将我们的军队扩大到30万，但方式上不要使人害怕。

 

抗战爆发之后，毛泽东曾提出中国存在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一条是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一条是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并且认为，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8页。）。王明并不认同毛泽东关于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的观点，认为不要使用“片面抗战”这样的提法，以免刺激国民党。他说：只有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才能争取抗战胜利是没有问题的，中国要争取抗战胜利，只有动员人民参加抗战才能取得胜利，但国民党害怕民众起来。过去提出国民党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抗战，不要提得那样尖锐。

 

对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其他一些主张，王明在报告中也提出了不同意见。此外，王明还讲到了反对托派、建立军事工业、国际宣传、苏联是否出兵援助各国革命、加强党内马列著作教育、实行正确的干部政策、准备召开七大等问题。

 

12月10日，王明在会上作了第二次发言，主要内容是报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绩。

 

二、王明的主张来源于共产国际

 

从王明上述发言可以看出，他的抗日主张特别是关于统一战线的主张，与毛泽东有明显的不同。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之后，毛泽东一再强调，要警惕右倾投降危险，要保持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王明在发言中虽然也讲到了保持红军独立性、保障党的领导问题，但其重心却是强调“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要求全党充分认识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的进步，对国民党不能用过去的眼光看待，要尽量地帮助其进步。王明也认为，“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但现在中共的力量还与国民党不对等，要坚持抗战和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主要依靠国民党的力量，因为“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权只会吓走国民党。

 

从理论上讲，王明主张的“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有其道理。如果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中共主导或掌握，至少在统一战线里中共已取得了与国民党平等的地位，“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以国共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本来，中共中央曾设想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一是如同当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一样，将国民党改组为民族革命联盟，其他党派加入；二是建立两党共同委员会；三是遇事协商。中共中央希望的是第一、二种形式，在这次会议之后还为此进行过诸多的努力。但是，蒋介石始终拒绝这两种形式，使得国共合作实际上只剩下第三种形式。由于当时国共的实力对比是国强共弱，实力的不对等决定了地位的不对等，蒋介石始终不愿与中共进行平等的党与党的合作，而把与中共的合作看作是中共方面对他的“输诚”，他不是联共而是要“溶共”。这样一来，如果“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于一切都要与国民党协商，经过其同意，这显然是行不通的，等于是用统一战线束缚住中共自己的手脚。

 

王明并非没有看到国共力量对比悬殊的现实，所以他也认为不能空喊领导权，领导权的争取要靠实力，但他对国民党抗战以来的进步作了过于理想的估计。全面抗战爆发之后，蒋介石对内对外政策固然作了很大调整，国民党军队在这个阶段也有较好的抗战表现，蒋介石本人也是主张坚持抗战的。但是，蒋介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专制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国民党本身也没有因为全面抗战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这时的蒋介石既有坚持抗战的一面，也有其坚持专制独裁的一面。王明对于蒋介石的两面性是认识不够的，这或许与他的个人经历有一定关系。王明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入党之后就到莫斯科去学习，虽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在国内工作了一段时间（一年左右），但很快就到共产国际工作。由于长期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王明对于大革命失败给中共造成的损失没有切身的感受，也没有真正经历残酷的十年内战，对国民党特别是蒋介石的认识远远没有毛泽东深刻。参加了“十二月会议”的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说：“他（指王明。——笔者注）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页。）张的回忆虽有许多情绪化的地方，但他对王明的这个评价，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王明的很多主张，很大程度不是来自于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而是来自于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而共产国际所代表的实际上是苏联的利益。斯大林出于避免苏联东西两线作战的考虑，对国民党的抗战作出了积极支持的姿态，这在客观上确实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但是，斯大林支持中国抗战，主要还是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目的是为了让蒋介石能够拖住日本。为此，斯大林认为中共必须迁就和服从国民党。1940年斯大林在接见即将赴任的苏联驻华武官兼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崔可夫时，曾说过这样的话：“照理说，中国共产党人比蒋介石对我们更亲近。照理说，主要援助也应该给予他们”；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弱。要把群众争取到自己一边来还需要时间，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反对共产党。共产党却不可能联合日本人。蒋介石可以从美国和英国得到援助。毛泽东只要不背叛共产主义运动，就永远得不到这些国家的支持。欧洲的局势，希特勒的节节胜利，预示着英国和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将会逐渐增加。这也就使人可以指望，由于有我们的援助和英美同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便不能打退，也能长期拖住日本的侵略”。（参见〔苏〕崔可夫：《在中国的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赖铭传译，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版，第45～第46页。）斯大林的这些话，虽然是几年后说的，但反映了他当时对中共与国民党的基本立场。

 

斯大林对国共两党的这种态度，必定影响到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政策。1937年11月14日（王明离开莫斯科的同一天），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发言说：“由于中国共产党力量弱小，因此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努力从政治上影响国民党，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转引自黄允升：《毛泽东开辟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页。）王明在“十二月会议”的讲话，其基本精神显然与季米特洛夫的这番话是一致的。

 

三、“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的“孤立”

 

在听取张闻天的报告和王明的发言后，会议进行讨论，“讨论中许多同志在一时难以分辨是非的情况下，不同程度地同意和拥护了王明的主张”（参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页。）。

 

与王明一起回国的康生在发言中说，现在要内部团结，须提出下列口号：拥护蒋委员长继续领导全国抗日，拥护中央政府继续抗日，共产党要帮助国民党改造军队，帮助国民党购买军火，帮助蒋介石创设军事工业。关于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今后最好不用，现在最好都用反日民族自卫战争，不用反日民族革命战争。（参见张树军、齐生主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重大会议实录》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也有一些同志从局部情况出发，认为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

 

由于王明在报告中点了刘少奇的名，说他的“小册子提得太多”，所以刘“在会上受到了许多人点名或不点名的批评”（参见《刘少奇传》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00页。） 。12月12日、13日、14日，刘少奇在会上先后三次发言，只得就有关问题进行辩解。刘少奇承认自己“抗战以来对国民党本质上的转变估计不足”，认为现在的政府、军队不改造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因此，产生把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对立起来”的思想。“同时由于大革命的痛苦教训，怕上国民党的当，因此，便强调独立自主。”刘少奇还针对王明的批评解释说：“我们所说的独立自主，不是破坏统一战线的，是尽量争取合法地位做起来的。一方面自己做，一方面利用合法，这样便使我们自己与阎同时做，这是较好的办法。”（参见《刘少奇传》上册，第300～第301页。）

 

12月12日，张闻天作了总结性发言，就“对国民党转变估计不足”等缺点作了“检讨”（参见《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第366页。），“承认了王明所指摘的某些所谓‘错误’”，但他同时又认为，对于统一战线问题，自西安事变以来，基本上是正确的，并获得了许多成绩；洛川会议提出的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是基本正确的，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今后红军游击战还是主要的，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华北工作一般路线是正确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统一战线工作有进步。（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第402页。）

 

在这次会议上，“唯有毛泽东作了实质上抵制王明错误的发言”（参见《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第365～第366页。）。当然，毛泽东的“抵制”也是有限度的。他12月11日在发言中，也承认“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表示统一战线工作“总的方针要适合团结御侮”，“目前应该是和为贵”，“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23页。）。毛泽东对王明的一些观点虽然持不同意见，但由于王明的共产国际背景与当时的会议气氛，也不可能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只能作“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毛泽东传（1893～1949）》，第524页。）。

 

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低到国民党方面去。”“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区别，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共产党在八路军出动后，政治影响更扩大。在全国群众中组织力量虽不够，但不能看数量少，在群众中力量是大起来的。”关于王明在发言中所肯定的章乃器的“少号召多建议”主张，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章乃器说少号召多建议，我们是要批评的。这是只适宜国民党现时状况。我们要在政治上有号召。”（参见《毛泽东传（1893～1949）》，第524～第525页。）

 

12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再次作了发言，重点讲战略问题。他说：抗日战争总的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由此看来，尽管毛泽东与王明在国共关系等问题上确实存在分歧，但毛泽东并没有对王明的主张明确加以“抵制”或“斗争”。实际上，毛泽东既认可了王明的一些提法，如承认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但同时又用各自表述的方式，坚持自己原有的观点，如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等。当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抵制”或“斗争”。

 

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这次政治局会议时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又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参见《毛泽东传（1893～1949）》，第524～第525页。）据李维汉回忆，“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曾对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页。）

 

说自己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多少有些夸张，但这次会议上没有人去明确反对王明主张的那一套，也是事实。与会的彭德怀在其自述中曾这样说：“当时，我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5页。）

 

四、“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孤立”的原因分析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多数与会者同彭德怀一样“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

 

原因之一，王明的特殊身份。张国焘回忆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王明暗示这个策略上的变动很为重要，而且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意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24、420页。）彭德怀也说：“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页。）王明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并且是其领导成员之一，又有机会亲见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他的这种身份，在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中绝无仅有。经过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中共的独立自主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共产国际、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中共干部包括领导人的心目中，仍然有着很大的威望，中共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是经过延安整风之后才完全实现的。所以王明在“十二月会议”的讲话中，虽然一些原则问题如彭德怀所说的“混淆不清”，但多数与会者认为王明的话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的态度，而共产国际一定比自己站得高看得远，于是连毛泽东也承认自己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仅对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问题“坚持到底”，其他与会者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原因之二，王明确实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起过积极作用。1933年1月17日，王明起草了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开始突破下层统一战线的框框，有了向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转变的萌芽。 1933年1月26日， 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致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第一次提出在东北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5年6、7月，王明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起草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这个宣言“不仅冲破了关门主义的小圈子和下层统一战线的框框，而且把联合的对象扩展到了除蒋介石等少数卖国贼和汉奸以外的—切抗日的党派、团体、阶级和阶层，统一战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参见郭德宏：《王明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党史研究与教学》1988年第5期。）。《八一宣言》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的一个标志性文件。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是中国共产党人要争取实现的目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中共对国民党应当持何种态度，就需要有具体的方针政策了。正在这关键时刻，王明回国，在当时许多人看来，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最具有发言权，何况他还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会议出现“一边倒”的情况。

 

原因之三，洛川会议关于红军作战原则分歧的影响。在洛川会议上，关于红军的作战原则，毛泽东强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5页。）但与会者对于这个问题看法并不一致。周恩来说：“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中力量消灭敌人。”他将这种打法称之为运动游击战。（参见《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页。）任弼时说：红军应当在“不失时机的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这样“增强我们的领导及扩大部队均有关系，所以还是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彭德怀说：“一般说，运动战的可能性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参见《彭德怀全传》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页。）

 

由于时间紧迫，八路军必须紧急出兵山西抗日前线，故而对于这个问题会议没有深入讨论，也没有形成共识。在“十二月会议”上，王明对毛泽东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作战方针的批评，也引起了部分人的共鸣。彭德怀就对此“表示赞同”，认为八路军在战略上应该是运动游击战，在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会后，毛泽东与彭德怀详细讨论并研究四个月来八路军作战情况和华北战场的形势，两人之间还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彭德怀说：“你在延安，不接触前方群众，不了解情况。”争论的结果，是毛泽东说服了彭德怀，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同时也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在“基本的是游击战”之后加上“不放松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参见《彭德怀全传》㈡，第399页。）

 

原因之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是新事物，如何对待大多数人没有经验。中国共产党虽然曾经有过与国民党合作的经历，但接着是同国民党长达十年的内战，现在国民党从内战的对手变为合作的对象，这对于中共来说确实是一个重大转折。在这重大转折关头，对国民党究竟应持何种态度，在国共合作中应持什么样的立场，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上一次国共合作是十年前的事情，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多数成员，是大革命失败之后才进入中央领导机关的，更何况此次合作与上次合作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两党合作的具体方式以及共产国际对两党合作的政策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刚刚提出之时，党内有相当多的人对国共再次合作曾不理解，表现出关门主义的倾向。即使到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时，当时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杀蒋，后来中共中央经过慎重的考虑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从而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当国共合作建立之后，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张闻天等曾一再强调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一开始领导层中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不同意见。由于抗战之初国民党确实对以往的政策作了较大程度的修正，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也表现出较坚定的立场，正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新精神，并认为中共仍存在对国民党的进步估计不足等问题，相当多的人又觉得王明的说法有道理，从而造成了毛泽东一时“孤立”的局面。

 

王明虽然较早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口号，但由于他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对于中国革命应当怎样进行往往多是纸上谈兵，对中国政治的了解显然没有毛泽东深刻，更缺乏同国内各种政治力量打交道的实际经验。而毛泽东经历了大革命由盛而败的全过程，特别是十年内战时期，他在创建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的过程中，不但经历了许多的党内斗争，而且在战争中与蒋介石进行直接较量，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国内政治斗争经验，故而对蒋介石的了解与把握自然远比王明深刻且准确。所以，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关于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观点，虽然一时没有人表示反对，但由于他的论述实际上是建立在中共能主导国共关系和统一战线的主观臆想上的，而当时的现实是如果真正“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就有可能成为国民党的附属物，变成一切经过国民党和一切服从国民党，这对于有着自己政治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因而，“有些人虽在会上作了口头的‘自我批评’，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真正去贯彻王明那一套” （参见《毛泽东传（1893～1949）》，第525页。）。所以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的一套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作者：罗平汉 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