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股市规模要与三项要素匹配。第一，要与经济总量匹配；第二，要与企业盈利匹配；第三，要与市场流动性匹配。
就目前情形看：第一点，开始成为问题。第二点，确实令人存疑。第三点，则已经让人倍感忧虑。
我们必须高度关注一些细节问题。
第一，我们的股市规模扩张速度，远远高于股市盈利增长速度。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股市已经非常的昂贵了（市盈率大幅度高于美国）。过去，我们的市场是封闭的，我们的股市是青海湖，不需要考虑太平洋的高度。现在，我们已迅速地开放资本市场了，也在迅速地放松资本管制，我们不能不考虑资本的终极选择。事实上，投资性资本撤离已经开始，投机性资本撤离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里存在一个逻辑悖论，我们建立股市是为了筹集资本，结果却导致资本获得暴利后大规模退出。那么，我们这个资本市场的意义何在？莫非，我们真的是建立一个叫做资本市场的赌场？
第二，我们上市公司的平均派息收入，远远低于其他金融产品的回报。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股民已经将股市等同于楼市，视同为对抗通货膨胀的一种手段。他们对价格增长预期远远地高于对孳息的意义。当然，相当数量的投资者，根本就没有考虑孳息回报，他们纯粹是在进行价格赌博。历史地看，他们根本无法战胜市场。事实上，股市投资者，并未为企业提供发展资金，他们仅仅是为旧股东提供了资本利得。他们极有可能被深度套牢并蒙受巨大经济损失。这里也存在一个悖论，我们建立资本市场，是为普罗大众提供财产性收益，而不是侵吞本应转入消费的劳动收入，更不是一次性剥夺劳动者的可怜财产。莫非，我们要通过股市再搞一次逆向转移支付？
第三，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下滑，我们的股东权益也可能会下滑。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新股民正在成为旧股东的解放军。旧股东获得套现后，如果投入创业和创新，那么新股东的牺牲还是有意义的。如果，旧股东转入不动产，或旧股东撤离本土，到本土之外创业创新，岂不是同时打残投资和消费两架马车吗？以专业分析的眼光看，中国股市半数以上的上市公司并无投资价值，将普通劳动者直接赶入股票市场，甚至将普通劳动者间接赶入市场（社会保障资金等公众资金入市），无疑是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这里确实存在一个悖论，我们本想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我们却通过股市变相夺走了他们菲薄的收入。难道，超级地租的剥夺还不够吗？难道，我们真的不介意消费萎缩吗？
第四，我们意图通过股市扩容，解决企业融资成本问题。问题是，股市的规模扩张，理应是新股发行数量的扩张，而不是存量股票价格的上涨。股价翻十倍，企业并不能直接获得发展资金，而是旧有股东的资产溢价了十倍。换言之，我们是在解决老股东的资本利得问题，而不是解决企业的资金问题。任何一个健康的股市，都必须是一个融资功能为主的股市，都绝不会是一个炒作价格为主的股市。这里确实也存在一个悖论，你如果希望为企业融资，你就应该放开新企业上市和老企业融资，而不是放纵老股东与资本勾结疯狂敛财并出走。结论是非常明确的，股市价格疯狂上涨，并不必然利于企业投融资。相反，价格投机只会导致资本流出实体经济。
第五，股市暴利的过程，必然虹吸实体经济的流动性。在楼市暴利之后，人为地制造股市暴利，将导致资本持续退出生产部门，特别是导致资本退出制造业，将开启我国去工业化进程。笔者无法理解流动性涌入股市对创业和创新的意义。事实上，过度资本炒作，对于新兴产业发展并不必然有利。我们观察到的结果是，真正具有潜力的创业和创新，往往发生于急需要风险投资的非上市个人和企业。目前，资本大规模流入市场炒作，反而削弱了风险投资的力度，对创业和创新的资本支持在削弱而非加强。需要说明得是，作为资本市场的股市，根本难于实现国家产业政策的战略意图，甚至会在急剧的市场波动中摧毁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
股市规模的过度膨胀，将超越国家对于市场均输平准的能力。股市一旦形成巨大的泡沫，将导致系统性的经济危机，国民经济体系将受到摧毁性打击。以我国财政目前脆弱的能力，很难平抑经济危机的剧烈波动，很难重新启动经济的再次增长。
鉴于上述分析，笔者给出一般性结论：
我国股市规模（总市值），在目前水平（10万亿美元），在未来两年时间（2017年换届前），上下波动幅度不应超过20%。意思是，总市值不应突破12万亿美元。易言之，不能放纵股市价格炒作，必须将社会资本导入增发及新发。同时，“国家队”应在总市值11万美元坚决撤出，政府必须准备履行均输平准的历史使命。
笔者再次强调，保体重（增长）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保健康（效率）才是真正的大问题。反复刺激楼市和股市，以达成经济增长的假像，长远而言百害而无一利。金融创新应该适可而止，财政改革必须厉行。但愿，现在警醒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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