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计“围魏救赵”转战赣南
1928年11月起，蒋介石纠集湘赣两省6个旅、18个团约3万兵力，分5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企图一举消灭日益壮大的井冈山红军。大兵压境，加上敌军的经济封锁，红军衣食给养困难，陷入了空前的困境。
瑞金党史专家曹春荣介绍说，生死关头，1929年1月初，毛泽东在宁冈柏路村主持召开会议，定下“围魏救赵”之计策：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红五军主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向赣南出击，绕到敌人后方引开兵力以解井冈山之围。
中国古代兵法尤其是《孙子兵法》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源泉。有史学家研究提出，“围魏救赵”决策便是他借鉴《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最早表现。
南下途中连战失利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冒着风雪从井冈山茨坪等处出发，踏上了艰难曲折的进军赣南征程。
红军此举打乱了国民党的围剿部署，慌忙调集军队轮番追击堵截。由于脱离根据地作战，没有群众配合，加之沿途山岭冰雪不化，红军的行军、宿营、探查等进行得非常困难，导致连战失利。
据赣州市党史办主任张孝忠介绍，红四军首战大余失利，打乱了原定计划，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局面。随后，红四军再战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皆失利。在此期间，毛泽东在罗福嶂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提出“为安置伤兵计，为找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援救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
巧布“口袋阵”诱敌深入
一路被敌军追击至瑞金的红四军在县城再次遭遇激烈交火而失利，朝瑞金北面而去，意在经山路过宁都前去吉安东固。
1929年2月9日到达与宁都接壤的大柏地时，刚好是农历大年三十，毛泽东、朱德决定全军在此地宿营一晚。当时，国民党军刘士毅部两个团一直穷追不舍，连遭失败的红军将士窝着一肚子火，纷纷请愿与敌“决一死战”，甚至有的战士抗命前进强烈要求回击追兵。
这引起了毛泽东和朱德的高度重视，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大柏地麻子坳附近有条10余里长的峡谷，山高林密，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针对这一有利地形，毛泽东认为可将战队布置成长形“口袋阵”，以主要兵力埋伏在瑞金通往宁都的道路两侧的高山茂林中，以一部兵力引诱刘士毅部进入伏击圈。
“当晚，红军各部分别进入预定阵地：三十一团埋伏在麻子坳东面山上；二十八团一营埋伏在西面山上，三营、四营从大柏地正面打出去，二营留在大柏地作预备队。军部独立营和特务营则被安排在袋口——麻子坳靠隘前一段，引诱敌人进入埋伏圈。”曹春荣介绍说。
敌军中计成“瓮中之鳖”
战斗于当年2月10日下午正式打响。红军战士装扮成挑夫及掉队人员引来敌人，佯装不支边打边退。敌军不知是计，如长蛇进洞般猛钻进“口袋”底部。
次日9时左右，待敌军全部钻进埋伏圈后，红军伏兵向后迂回出击，迅速扎住“袋口”。眼见时机已到，朱德一声令下随即发起猛攻，刹时枪声大作，杀声震天，红军如猛虎下山般俯冲而下，就连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也提枪亲率警卫排冲锋。尽管红军弹药缺乏，体力疲惫，将士们还是拿起刺刀、石头、枪托同敌军拼搏。
敌军措手不及地被围困在狭谷中，成了“瓮中之鳖”。经过反复肉搏，红军大获全胜，歼灭了刘士毅部2个团的大部，生俘敌正副团长及士兵800余人，缴枪800余支，其中还有水旱机关枪6挺。刘士毅旅残部溃退至赣州，其余各路敌军闻讯也停止了追击。
这是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首次胜仗，彻底摆脱了转战赣南以来的被动局面，从此取得了作战的主动权。陈毅在后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赞誉说：“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至今，当地还流传着“一到大柏地，碰上刘士毅。两个三营包抄快，敌人就缴械。缴到九响铳，就往河里送”等反映这次战斗场景的民歌。
留下“借粮还款”美谈
值得一提的是，红军在大柏地战斗中的严明军纪不仅赢得了民心，还在当地留下了“借粮还款”的美谈。
“大柏地不是红军的根据地，由于当地群众几乎都跑到山上去了，红军虽然打了大胜仗，但给养困难，吃饭却成了问题。”张孝忠介绍说，鉴于这种特殊情况，毛泽东、朱德采取灵活办法，批准各部可以动用群众家里的粮、油、菜，但同时留下借条放在容易看到的地方，并出布告说明日后偿还。
3个月后，红四军由宁都向福建进军时重返大柏地，毛泽东没有忘记之前的承诺，命令军需处按借条向老百姓赔还现洋，只能多给不许少付。部队“手执三角小红旗，分头向群众作宣传表示补偿损失”，毛泽东亲自召集群众开大会，说明当时被迫借粮借菜的情况，并表示感谢，部队当场向老百姓兑现所欠的款项，“他们自报，报多少，发多少，一共发了3500元钱。”
大柏地的老百姓非常高兴，都说红军确是自己的队伍，有借有还，“是真正好的军队”。红军还款的消息传到瑞金县城，令百姓惊讶且感动，部队进城时，自觉排成长队“敲锣打鼓地欢迎”。据史料记载，自下井冈山以来，红军很少见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场面，毛泽东见到此景也由衷感叹道：“瑞金是个好地方，一定要把这块根据地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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