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立虹｜四十年尘封的记忆——五四青年节写给兄弟小露

五四青年节马上就要到了，不由得想起异姓兄弟小露，这个1984年寻短见世上很少有人知道的人，如今已经离世40年了，如果活着的话今年也该退休了。想到他寻短见只是因为无法去帮助他认为该帮助的可怜，看不惯已经出现的自己无能力去改变的贫富差别，忍受不了临时工的受人白眼，很为他当年的行为遗憾，于是在青年节来临之际，打开尘封40年的记忆，寄语在天堂的小露，启示与小露一样遭遇的青年朋友。

小露与我是在刊大认识的，当时我在高校工作，被聘为刊大的兼职写作和文艺概论辅导老师。由于小露对知识异乎非常的渴望，上进的迫切与强烈，自然表现出与其他拿文凭学员的迥然不同。不仅经常向我询问他没有听明白抑或我没有讲明白的问题，还主动与我接触，刨根问底《班主任》、《人啊，人》、《人生》、《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与《东方》、《山水情》的不同创作主题、创作风格、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而且有时他提的问题常常把我这个半瓶子醋弄的不自然，甚至很尴尬，促使我上课前都认真做好提问的准备，的确应验了“教学相长”，也使我们一下子由表面的师生关系，变成了朋友关系。

小露学习很认真，每次作业都完成得很好，也使自己常以此为骄傲。他很爱写作，文笔在那批学员中称得上出类拔萃，爱写诗歌，也喜欢写散文，常把习作让我看和批改，他写了很多反映社会现实的文章，也写了不少揭露社会问题的杂文，还写了不少鞭挞不良现象的诗歌，以及大量反映生活的散文诗，在我看来那是相当的有水平，要比我写的好得多，假如没有当时的想不开，现今一定是一个笔杆子，甚至是国家和省级作协会员（因为他们那批学员中已经有两个省作协会员）。怎奈那时发表途径太少，仅有省以上办的杂志和一家本市晚报，他所投稿件仅有晚报刊登可怜的几篇，其他大都遭遇了石沉大海，他轻生后他那些稿子都给了我，我也曾想给予整理发表，怎奈搬家我没有在场全都弄丢了，颇有“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的遗憾。

小露当时没有正式工作，据说是在一个局机关客房做临时工。那时节临时工与正式工有着本质区别，临时工即使干得再好，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身份，即使取得再大成绩，也不能转为正式工。只有参加正式招工，拿到劳动部门发放的招工表，才能有正式工的身份，尽管小露很有才气，尽管小露工作很兢兢业业，但还是个临时工，他那时上刊大也是为了改变命运。

小露因为工作的事情，曾给我谈过几次。据他说有一次几乎指标到手了，却被别人顶了，原因是领导班子研究时认为另一个与他相似的青年家庭更困难，更需要这份工作，于是这个指标就落在了那个孩子的头上，弄的小露空高兴了一场。后来又参加了几次几乎没有希望的招工，他都是应付的态度，弄得与家庭很矛盾。记得有一次，他参加招工失败后，婶很生气，把他着实吵了一顿，他把这件事给我说了，表明招工就是形式，指标已经内定过了，他再努力也是白搭。可尽管如此，老人还是想死马当活马医，希望出现意外的奇迹。实际上他当时没有正式工作，父母很替他着急，由此产生了代沟与隔阂，应该是小露悲观失望的主要原因。而社会转型出现的这种不好现象，则是催化剂和导火线。记得小露不断给我说起社会上底层人的悲惨境遇，以及由此生发的莫名其妙感慨和失望，只是当时我也不成熟，没有见微知著的能力，有时劝解几句，有时还随声附和，现在想来特别惭愧。

小露的为人很好，没有其他城市子弟的优越感，也不像有的城市青年那样看不起农村来的大学生，尽管自己没有正式工作，但总想着帮助比自己生活差的人。他了解到我家很困难时，非常同情我，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帮我，虽然我一直拒绝，告知他自己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家庭已有很大改观，可他还是想着点儿变着戏法给予我帮助，不断给我送一些生活上的东西。

他从其他学员那里得知我要买自行车，买车需要票证和批条，他就死缠烂打硬逼着父母帮我买车子，实际上按当时老两口的地位买车子也是不容易的，由于老人的竭尽全力，终于搞到一辆飞鸽车票，小露高兴的当天就送给了我。1983年我备考研究生，春节不回老家过年，他知道后，给我送去了一大堆吃的用的，甚至连酱油醋佐料也都带去了，让我非常感动，至今难忘。

小露的父母亦即我日后的叔婶，在小露去世后悲痛欲绝，见到我后更是难过，说了很多小露给我要好的话，多次提起我讲课对他的吸引力，并与后来的敷衍塞责老师对比，似乎他的寻短见也与那些人不好好教的老师有关，弄得我也很自疚，后悔当初工作调动没有做好不兼职老师的善后。

记得当时很多人都在劝解宽慰两位老人，我笨嘴笨舌不会解劝，也不知道怎么解劝，只是傻乎乎站在那里听别人解劝：一位阿姨说“别太难过，如果给你们留个孩子，不更难了吗”？还有个阿姨说“命里没有这个孩子，想开些吧”，我听了以后突然冒了一句“你们别难过，以后我顶着小露”，当时两位老人也没有在意，我也没有当成什么大事，但就记着每逢过节都去家里看看。

小露1984年5月去世，那年10月老父亲患癌症住院，正巧就在婶那个医院，做手术需要输血让家属化验血型，我和哥哥弟弟都去了，只有我与父亲一样是A型，婶婶见我瘦小怕日后对身体有影响，坚决不主张我输血，叮嘱我别舍不得花钱买血，她负责联系血库。后来我又因为化验的事去找她，婶流着眼泪对我说“如果小露活着肯定跑前跑后，以后你父亲治病有啥事尽管来找我”。我1985年结婚，还带着老婆去看望两位老人，婶特意给了个非常好的丝光床单。婚宴就在叔上班的机关小食堂办的，老两口都没有去，叔特意去送了条烟，告诉我“你阿姨怕见到你难过，就不来了”。看来老两口真是把我与小露连在一起了，于是以后包括有了孩子都把叔婶那里当作家，叔婶也真的把当作孩子对待，以至于外人都不知道我们啥关系。老两口真的把对小露的爱转移到了我的身上，包括我老婆孩子甚至我的孙子孙女。奇怪的是，老两口从新世纪以后从不提小露，只是在2012年叔去世时婶不知怎么突然提起了小露，后来再也没有人提及小露，似乎他没有来过这世界。

然而，小露善良真诚还是给人留下很多很久的念想。记得工商银行一个叫杨翠兰的大姐，曾专门与我联系，商量祭奠小露的事儿，缘由是她一直梦着小露。还有一个在教育局仪器站工作的陈五魁大哥，一直联系我每年清明节去存放小露骨灰盒的地方祭奠小露，他每次都拿着高档烟酒和吃的东西，祭奠时我们一起吃着喝着吸着，坚持了5年。后来，我在清明节中元节和送衣节，都以不同的形式怀念小露，由于文明祭祀等多种因素就没有了这些形式，可心里总是念着，所以在他去世40年之际，隔着阴阳两界与他聊聊心里话。

首先要告诉小露的是，虽然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人们因追求金钱而兄弟反目成仇，可他的两个弟弟则格外的团结，当哥的担当在整个辖区很难找到，不管有什么事都是自觉担当，自觉走在前面，从不攀扯弟弟，而弟弟的服从，很是难能可贵，无论哥哥让干什么从来没有顶过嘴，兄弟两个从未因照顾老人翻过脸，也从未因为给老人治病花钱产生过矛盾，两个人两个家庭以及下一代的亲密，都是少有的，很是让邻里羡慕，尤其是兄弟两个团结和孝顺延伸到妯娌俩的关系好与孝顺，真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凡知道的没有不夸赞的。小露更可以告慰的是，老娘今年86岁仍然思路清晰，虽有些基础病，依旧能够自理，依旧算得上健康，特别是遇到两个儿媳的比着孝顺，遇到下一代的懂事，再遇到下下一代即重孙女的乖巧可爱，心情格外的好，完全称得上幸福老人。

其次要告诉小露的是，他去世这40年发生了称得上“当惊世界殊”的巨变，既有物质生活的天翻地覆，也有精神生活的史无前例，再也不用因没有编制而矮人三分，大批的下岗，大批的自谋职业，大批的可容易就能赚到大钱。但也有让他目瞪口呆的富豪穷奢极欲个一掷千金，让他接受不了的巨大贫富差距，让他想象不到的底层人为活命拼命挣扎的可怜。大的惊人的贫富差距，让需要同情的可怜人太多太多，无法想象的底层人艰难，让需要帮助的困难人，太多太多。还有让他难以想象的道德滑坡、碰瓷讹人的社会风气，人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比他那个时候淡薄的多，疏远的多。尤其是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人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制作者传播者，再也不用为发表不了文章而发愁，更有那些披着作家外衣的胡编乱造，胡说八道，丑化祖国母亲，抹黑新中国，侮辱人民英雄，凡是讨好西方腌渣祖国就能获奖，获大奖，获国际大奖，连屎尿诗都能堂而皇之走进多少文学青年梦寐以求的杂志、名刊，等等，等等，如果没有这些生活的经历，没有耳闻目睹的实际，就很难想象它的真实性，它的发生可能性，但就实实在在发生了，如果没有坚定的生活定力，没有经受生活磨难的忍受力，没有深入实际体验底层生活艰难的承受力，极容易产生走偏的想法做法。

由此想到网络上盛传一小男孩的理想是“想当行长”“想继承我们的家产”（据调查，孩子的父母都是银行的领导，爷爷也在银行退休），一小女孩的理想是“我想当贪官”。无论想当银行行长的男孩还是想当贪官的女孩，都表达了孩子当“官”捞“钱”、过人上人生活的理想。其实当初小露寻短见、想不开，也是因为没有“权”钱帮助那些穷人的缘故，而根本区别在于这些孩子是满足私欲的为己，小露是天真的为人，这种区别隐含着理想追求的倒退。有人以为两个孩子只是“童言无忌”的说说，不应该大惊小怪，但这毕竟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任其发展早晚会走上邪路，孩子们从小就把贪图权利和享受当作追求，与家长、学校乃至社会有直接关系，是西化渗透“一切向钱看”和极端利己主义观念侵蚀孩子们的恶果。小露当年的悲观失望轻生可怕，现今的孩子被金钱腐蚀更为可怕，如果不加强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教育，就很难担当接好共产主义事业班的重任，这就是打开40年尘封记忆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是说绝不能像小露一样失去生活的勇气。伟人曾经说过，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哪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换言之，生活也是一种斗争，向困难向各种想象不到的困难斗争，为家庭为社会做贡献，怕困难，向困难低头，甚至以结束生命逃避困难，不可取，也没有任何价值（当然不包括那种以生命唤醒社会的牺牲）。豫剧《秦雪梅吊孝》秦雪梅埋怨商公子心胸狭隘的“想奴夫也读过些圣贤列国，想奴夫也看过些英雄传略，古圣贤谁不遭流离颠簸，大英雄更难免困愁坎坷。这些人倘若是都像你死过，有丰功和伟绩如何创拓？你应知为君死死得其所，你应知为民死重如泰岳，你应知报国死千载受祚，你应知为士死万古不磨。像你这狭量人哪有几个”唱词，就很有借鉴意义。平民百姓底层人生活都很艰难，既有农民工为了养家糊口抛家舍子的辛苦，也有干了一年拿不到工钱的苦力人心酸，既有随时被辱骂被扣钱的艰难，也有随时被呵斥被解雇的风险，与那些挥金如土让人瞠目结舌的富豪比，真的是相形见绌，与那些来钱特别快特别容易的权贵比，真的是心理不平衡，与那些把狗看的比人贵狗霸比，也真的是愤懑不已……，可以说底层人不坚强、不咬紧牙关、不会忍受白眼和冷漠，就无法生存，就活不下去，但这些难这些苦也绝不是任何轻生寻短见的理由，这也是小露死的太不值得，太没有价值的根本所在，因为他的死丝毫没有改变任何，只是逃避了自己的应有的担当和该负的责任，造成父母失去儿子的痛苦。

人生道路真的是坎坷不平，且不说为了远大理想的流血牺牲，且不说以前常说“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且不说为了父母孩子家庭的忍辱负重，即使自己无忧无虑的成长，也会遇到诸多的不顺，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委曲，有点沟沟坎坎就觉得活不下去，周围发生一点想不到的事情就觉得天昏地暗，看到点腐败不公和恃强凌弱就觉得整个社会一片漆黑，遇到点困难和沟坎就失去生活的勇气，会有多少人该自杀？说到底，小露当年轻生实际是不负责任的选择，是把自己的责任推给弟弟的逃避，是对家庭父母乃至国家的辜负，是对朋友的绝情绝交，所以很有些为小露当年的行为感到不值，感到惋惜。

生活，是一种奋斗，只有努力为生活奋斗，才能在奋斗中得到快乐！生活也是抗争，只有迎着困难不畏艰险，才能在维护合法权益中得到价值；生活是适应社会的自我砥砺，只有不断锻造自己提升自己，才能淬炼成钢，成为家庭乃至社会国家的顶梁柱。

最后想说的是，回忆小露，目的是希望所有人尤其是底层人不要太脆弱，不要做无谓的牺牲，要坚强的活着。青少年应当有“肩负天下兴亡”的追求，忧国忧民无疑是难能可贵的正能量，但这种忧国忧民必须迸发出昂扬向上、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并能转化为消解社会阴暗面、社会不正之风和战胜影响底层生活邪恶因素的积极作用积极因素，绝不能向当今横行的精致利己主义低头，也不能向充满铜臭的道德败坏屈服，更不能搞什么“以死抗争”，这并不是以此否认历史上必要必须的以死抗争，而是要从死的价值和意义出发，以小露为例，拿自己的性命并没有唤醒什么，也没有达到任何他所期望的效果，更没有人知道他多么了不起，多么高尚，他留下的就是父母好多年以泪洗面的难以释怀，留下的还有自己应尽的责任一下子推给弟弟们，实际上寻短见所谓的以死抗争，本质就是一直躲避，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软弱。而他的两个弟弟，都自强不息，与命运抗争，与困难抗争，且特别的孝顺老人，自然成为平民阶层的成功者，这就是奋斗斗争与逃避轻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忧国忧民首先而且必须坚强，必须担当，悲观失望，寻短见，都是愚蠢的行为，因为所谓的殉情唤不醒人们的自私，所谓的抗争对私有化不起任何作用。

朱自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在当时是一种气节，可放在私有化就是“傻子”。上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在现今的任何的轻生行为，都是不负责任给家庭留下痛苦和伤痕，都是对忧国忧民的歪曲和亵渎，青少年都应当牢记伟人的嘱托“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应该而且成为国家民族的未来和希望。这就是写给小露的话，也写给与小露一样人的话。

梁启超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反之，少年弱则国弱，少年愚昧无知则国愚昧无知。青少年要有远大的理想，要有担负天下兴亡的壮志，不能逃避，不能消沉，不能随波逐流，重新重新唱响“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就是青年节回忆小露兄弟的根本所在。

2024年4月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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