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1世纪，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冉冉升起。可是，我们关注小村。一个又一个形形色色的小村庄构成了这个庞大的国家。我们的作者们来到南街村、小岗村、周家庄、夏家峁……它们有的保留了集体经济，有的开创分田入户的先河，有的在新农村建设的大浪中，沉沉浮浮。记录它们，就是记录这个时代。这一组中国村庄的故事，和大家一起讨论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出路。
30多年过去了，小岗村一直作为农民自主选择分田到户模式的象征存在着，分田之后的故事则少有人细细探究——村民是否就此走上了自主、富足的康庄大道?本文的作者从田野中带回那些已经成为历史的，还有正在发生的故事，告诉我们村民们分田想解决什么问题?是什么造成了这些问题?小农经济在市场化、资本化经营的当下遇到了怎样的困境?作为一个象征的小岗村又如何为这一历史地位所限，难以进一步探究自主走出困境的可能性。
2008年7月，沈浩还活着。我问他：“这些年，小岗村的经济为什么上不去?”他说：“原因有很多方面，村民很‘懒’，是思想上的懒，不愿干活是其中一方面。”他表达这样一个事实：外面(政府和社会)的资助太多，村民对此产生了依赖，干活对于他们的生活改善似乎有些显得苍白。“可是来硬的，直接去掉外来补助，那等于断了小岗的活路，可不这样做，小岗就会像吸毒一样，更加难以自拔。来软的话，就只有像我现在这样，慢慢耗着。一句话，矛盾啊!”
沈浩，1964年生。2004年，他从安徽省财政厅来到小岗村，任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2006年底，沈浩在小岗村任职三年届满，村民集体按下手印强烈要求把沈浩留下来;2009年去世，官方讣告“积劳成疾猝然去世”。
小岗村初印象
小岗村所在的小溪河镇领导再三强调“不要进农户家里!”“去大包干纪念馆和村委会看看就可以了!”但我们自己租了一辆车，进了村。
进小岗有一条专门的支线公路，修的质量很高，送我们的司机说这是去年刚修好的，原来是柏油路，现在是水泥的了。约摸过了半个小时的车程，看到了小岗的地标——牌楼，上面有费孝通题写的字。从村牌过来，路的两边种的是黄豆、黑豆、水稻等，还有人在插秧，临近村委会的地方还有一个养猪场和一个钢构厂，钢构厂的大门关着。
牌楼的一侧是刚竣工不久的小岗村党委和村委会的办公楼，一个中部的农村能有这样办公地点已经可以用奢华来形容了。对比我长期做田野的关中地区，不少农村村委会甚至连个办公地都没有，有什么事情就直接去村长家里开会。牌楼的另一侧是一个大广场，现在正在修，要赶在下半年前完工。
小岗村的核心地带分布在一条主干道两旁，这条主干道名叫“友谊大道”，是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援建的。在小岗村主路上行走的大多是学生，有本地的小孩、中学生，还有各地来调研的大学生。主干道两旁分布着规格较为统一的二层小楼，有很多户人家还在起新房子。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下半年中央会有比较重要的领导来视察，县里、村里的财政鼓励农户盖新房，每户补贴2万元。”
沿着主干道向东步行大概20多分钟就来到了万里题词的“大包干纪念馆”，这是所有外地人来到小岗后的必修课。门票20，学生票10元，导游再加十元。一幅幅展板以时间为序介绍当年“大包干”的辉煌历史。
三十年前的分田故事
我们第一个接触的村民，是村小卖部的主人。他说，没有那场变革的话，今天他们的生活也许会更穷。而在今天，他依然支持这项政策，他说：“家庭单干，至少能让我们获得温饱，获得收益。”
在农民的记忆中，分田是因为穷。小岗村当年生产队长严俊昌的四子严德友回忆：“两岁的时候，做过一次手术，父母说，要给小孩留一点好吃的，补一补，就是这榆树叶。” 大包干带头人之一，当年的大队会计严国品就去蒙城要过饭，对于这段青春故事，他记忆犹新“那里地比较平，盛产山芋，比这里好一些，这里的土地肥力不够。也去过浙江、常熟要过饭，不管人家家里好不好，有人要饭，总要给一把的。一个月下来，除掉自己的吃的，还能带回家20到30斤粮食。”
18户天天在一起，一睁开眼睛就在一起干活，天天商量鼓动，从春天到秋天，就决定分田了。可是要做这种反革命的事情，谁也不相信谁，所以严力学的父亲严国昌才提出按血手印的想法，严国品说“不怕你不承认，那天晚上我在，但是我什么也没问，也不阻拦也不管。”
那天晚上按了一次，后来中央电视台拍电视的时候又按了一次。第一次按的时候没有下雨，中央电视台拍的时候用水泵把水抽到屋顶上去的，说是下大雨有气氛。电视里还说是在村委会按的，吃饭都吃不饱，哪里来的村委会?
这些话，虽然都已经讲了无数遍了。但村民还是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讲着，在讲的过程中，很难说是越来越接近真实，还是越来越偏于想象。或者说，为什么分田、如何分田本身已经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村民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讲述?
首先，是他们不得不讲。作为共和国农村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否定分田，就意味着否定1970年代末以来的农村改革。因此，政府、媒体，甚至市场都要村民去讲，当年多穷，分田之后多富。通过反复强调，来论述今天道路的合理性。
其次，农民的讲述中也包含着他们复杂的感情——既爱又恨。爱，是因为分田曾经给他们带来荣耀和今天的福利，农民说“小岗村的人饿不死”，因为政府不会让他们饿死，各种政府补贴接踵而来，维系着这个万万不能破灭、不容置疑的神话;但他们也恨，因为他们心里明白，小农经济已经制约了小岗村的发展，但是他们无法甩掉、也出于私心不愿意甩掉这个沉甸甸的历史包袱，所以今日的小岗村举步维艰。
所以今天，在杜润生去世之际，重提小岗村分田之事，重新让农民讲述，或许作为符号的价值和道路选择的意义更为关键。
小岗村为什么穷?
在主流的历史叙述中，将小岗村的穷简单归结为集体主义的经济生产方式，认为缺乏效率，大家出勤不出力，干活不积极。但事实上，在访谈中，我发现一个事实。1960年代全村18户，每户都干过队长，矛盾激化，谁也不服谁。而矛盾的背后，是宗族的力量，一方面严氏家族排挤其他姓氏;另一方面，严氏不同支脉之间矛盾亦十分复杂。导致忙于斗争，每年竞选生产队长拉票等花费过大。到1970年代中期，18户人家，公社派来了20个左右的工作队，工作队的主要成员是知识青年，虽然工作队下乡的名义是支援生产，但工作队队员并不懂如何生产，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借助外来的力量，协调家族内部的矛盾。
到这个时候，或许分田单干，是唯一化解矛盾的方式。但小岗村经历了短暂的经济复苏之后，到1980年代末开始，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家庭联产承包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真的适合小岗村吗?
后分田时代的产业困境
在进入小岗村之前，我们看到大幅广告牌“小岗面业”、“小岗皮鞋”，但村民介绍这些都跟小岗村没有直接关系。
我们能看到的小岗产业有两个。
一个是严德友的葡萄园。他说，他从2001年开始经营。2002年，90%以上的村民都开始套种了，2003年全村开始大面积种植，一般人家5、6亩地，每亩平均纯利4000元。
据严德友讲，他现在主要是雇佣附近的年纪大了，不能出去打工的老人在葡萄园里忙些活，他们主要做套袋、防虫、防鸟、防病等活计。除掉给他们的工资，每亩每年能赚2000元，共200亩地。
第二个产业是蘑菇基地。蘑菇基地是承包制，工人每月500元工资。对于老板来说，每个大棚租金400元，但政府会给每个棚补贴5000元。但一位老板说，蘑菇产量不高，销路不好。厂家压低价格收购、条件苛刻，棚主卖给他们几乎不挣钱，所以大棚主要盈利即政府的补贴;其实工厂也不愿意收购蘑菇，但政府行政要求，同时给工厂补贴，才让这个产业链看上去“正常”运行。现在农民在种植蘑菇的态度上有点消极。
小岗村的出路
2008年7月6日，我访谈了小岗村党委书记，沈浩。他认为小岗村的出路在于重新“走农民合作化、组织化的道路，发展现代农业”，这样“一是可以节省资金和劳动投入，降低了成本，二是农产品可以卖个好价钱，提高了效率。”但他强调，“现在农民的合作化、组织化，主体是农民协会，党委和村委会只是起一个引导和服务的作用，农民是自愿的。”
但事实上，他说“大部分村民在观望。”他还提到，近30年来，小岗村成为样板，是政策养活了小岗村，村民不需要太勤劳，就可以活得不错。
但是日益增长的消费支出还是让村民们在本村的收入显得捉襟见肘。一位徐姓农民介绍，1995年左右，大批的小岗村民开始外出打工。
小岗村也没有逃离“流动”与“留守”的魔咒。三四十岁的青壮年劳力全部外出，留下来的大多是老人与孩子。还有是家庭较为庞大，负担较重，以及为了照顾小孩上学而留下来的人。
结语
在小岗村做访谈，真的特别困难。几乎每一个村民说话做事，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首先，很多村民家门口每天都是车水马龙，有些甚至一天要接待五六批记者。30年来，他们见的太多了，他们说的也太多了，从作家、记者到每年络绎不绝的学生，很多话他们可以不过脑子地随口背出来;其次，很多村民不愿意说，他们担心万一说错话，被写出来，领导会批评他们。
小岗村的历史功过，以及它走过的路，过于复杂。但我仍然期待，一个负责任的、长期的民族志考察。或许这有这样，才能解开近半个世纪的谜，也才能还原或者打破这个分田的神话，还历史一个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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