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进联合国的问题上，大家都认为中国应该排除万难，努力争取加入联合国。但是这件事情上，毛主席表现出了高超的智慧，毛主席不这么认为。毛主席说去了联合国，有一个谁给谁合法地位的问题。这么提问题，毛主席是第一人。

 

 

今年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但是如果要问一个问题，到底谁给谁合法地位？不是联合国给中国合法地位吗？毛主席未必这么看。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回望当年毛主席所做出的那些英明决策，佩服毛主席的高瞻远瞩。

 

1945年联合国成立，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那时候是中华民国，是五大常任理事国。后来中华民国被打翻了，中华民国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天安门广场升起五星红旗，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中华民国残余的一小撮人就到南方东边的一个小岛上去了。筹建联合国的时候，中国当时是处在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没错，但是当时还有个背景，中国处于统一战线形成联合政府的状态，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政府有中国共产党人。这个背景很多人都没有谈到，其实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国共第二次合作，那时候出现了很多共产党员比如周恩来、董必武等一些同志，八路军也编入到国民革命军系列当中，中国共产党在联合政府当中就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这个背景之下，对于中国加入联合国这件事情中国共产党人是表示支持的。而且当时中国组成的下一任联合国代表团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一定要跟各位说，过去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大家都不怎么讲，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是中共一大的代表之一董必武，他在代表团里面的威信非常高，在国际上受到重视。中共那个时候代表中华民国所提出很多在联合国的重要意见，现在查资料会发现好多都是董必武先生提出的，法学方面的造诣非常之深。

 

 

蒋介石当时所领导的中华民国参与联合国的筹建，成为联合国常任的五个理事国之一的时候，代表团当中的重要人物是董必武，而且主要的法律方面的文件是董必武同志亲自起草的。

 

联合国一直同意的《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文本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同志代表中国签的字。讲这个史实，是为了强调中国共产党在联合国从筹建，到后来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在里面所起的作用，因为中国现在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联合国成立刚四年的时候，中国国内发生变化了。“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把老蒋彻底给掀翻，共产党取代了国民党。人民选择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为人民服务，所以共产党取代了国民党。如果没有这个，那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是没有道理的。

 

当时共产党取代了国民党之后，美国人奉行扶持老蒋的反共政策，老蒋和美国人都认为这点土八路，这几万军队，怎么能经得住美国人的800万美式装备？结果不到三年的时间，摧枯拉朽，老蒋的部队都是豆腐兵。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在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按照联合国的明文规定，“在一个国家内部由于政权变化，政权更迭之后，新政权取代旧政权，继承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在1949年10月1日开始，就继承了国民党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所以我们为什么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是你早就该给我的，但是你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当时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就任命了。后来大家知道，美国接着扶持老蒋，不允许新中国代表团加入联合国。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恢复这个合法地位做了很多工作。1950年，我们的周总理向联合国提出：“在联合国讨论美国侵略台湾问题的时候必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这个意见得到当时苏联等国的支持，等到后来九月份的时候，联合国安理会决定接受中国的要求。

 

这个时候，中国任命时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伍修权为大使级特别代表，率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这件事也很少有人讲。所以现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的时候，这件事和董必武代表中国签字这事我要特别强调一下。

 

伍修权大使在会上发言，除了揭露和控诉美国侵略朝鲜、侵略台湾的罪行，还专门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核心意思是说：联合国如果坚持拒绝代表4亿7千5百万人民的新中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那就不能在任何重大问题上作出合法决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重大问题，尤其是有关亚洲的重大问题。没有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参加，联合国就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联合国。

 

当时苏联和印度也分别提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但是美国在第五届联大否决了这些提案。所以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应该把当年董必武签字的《联合国宪章》连同伍修权大使当时的发言，作为历史资料重新拿出让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所谓的热搜新闻都是很肤浅的，都是些泡沫，没有一点深入的勾连，没有历史感。

 

美国操纵联合国，剥夺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共产党人当然非常愤怒，中国当时很多民主党派也都非常愤怒。在新中国进联合国的问题上，大家都认为中国应该排除万难，努力争取加入联合国。但是这件事情上，毛主席表现出了高超的智慧，毛主席不这么认为。毛主席说去了联合国，有一个谁给谁合法地位的问题。这么提问题毛主席是第一人。

 

从国际上看，美国操纵联合国，阻止新中国进入联合国，不给新中国合法地位；但是从中国国内看，新中国不进联合国是中国人民不给美国、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国家以合法地位。

 

毛主席这个思想有一个以我为主的问题，是人格主体的问题。国际上看是你不给我合法地位，但是从我这看是我不给你合法地位。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毛主席的判断是新中国不要急于进入联合国。

 

毛泽东在1956年9月30日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当时也是很有名的政治名人，他们谈话时毛泽东问苏加诺，新中国早一点还是晚一点参加联合国问题？苏加诺说：“在美国不论到哪里，记者都问，印尼对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我们的答复是很坚决的，中国必须参加联合国。我们还补充说，如果联合国没有代表6亿人民的中国参加，那么联合国就变成了演滑稽戏的场所。”

 

 

说完了这个之后呢，苏加诺以为毛主席一定会赞同他的话，因为这是基于中国利益。毛泽东问：“你认为中国进入联合国，是早一点好还是迟一点好？”苏加诺说：“越早对联合国越好。”毛泽东说：“我们曾经想过另外一方面，不参加也不坏。”苏加诺一愣，翻译完了之后很认真的盯着毛主席，心想这是什么道理？毛泽东还说，对于联合国，中国早参加或者迟参加，这两条都要准备。苏加诺说：“要快才好。”毛泽东说：“我们觉得慢一点好。”

 

当苏加诺进一步询问毛泽东，为什么中国不急于参加联合国的想法时，毛泽东说：“英国、美国、法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我们迟一点在国内给它们合法地位，就好一些。”苏加诺说，“那如果在联合国里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参加，那帝国主义不就更猖狂了吗？”毛主席说，“我们可以在联合国以外反对帝国主义。”

 

毛主席还谈到新中国不急于同西方大国建交的问题：“关于建交问题，我们不急于同西方国家建交。他们既然不急我们也不急，至于要拖多少年那就看吧。他们要拖多少年就拖多少年，我们天天说要同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国家建交，但是我们不讲时间，中国人民办事就是不讲时间的。有些人讥笑我们，说中国人总是慢慢来。我们恰好就是这样。”

 

毛主席就像一个智慧的老人在聊家常一样，因为毛主席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以我为主的，是要争取战略主动的，是从长远角度、站到更高的位置上来考虑问题的。

 

现在回过头来讲，主席是非常有远见的。在新中国刚刚建交的时候，我们国力非常之弱，美国人控制联合国，我们如果那时候进去了，他会设置很多障碍。

 

隔壁王奶奶是一个解放前才入党的老同志，她教导我们，上赶着不是买卖。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和隔壁王奶奶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事一定要水到渠成，要各个方面条件都具备了。

 

郭德纲做相声也是铺平垫稳那包袱才响，不要太勉强，不要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就急着去做一个超过自己能力的事情，即便是好事情也要循循善诱因势利导，争取瓜熟蒂落。

 

毛主席在这方面有大智慧，后来1957年的时候，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还讲过这个问题。毛主席说：“新中国不急于同美国建交，也不急于进入联合国，我看还是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后或者是更长的时间。”

 

毛主席算的太准了。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有什么用意呢？就是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的地位，使它处于孤立的地位。你拖的时间越长，你欠我们的债就越多，你越拖，你就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就越孤立。后来亚非拉，包括帝国主义同盟国的某些国家，同意中国加入联合国，乔老爷哈哈大笑。那就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所以毛主席的这个智慧，在今天我们讨论中国的外交政策问题，讨论中国遇到很多很多难事的时候，想起毛主席多少年前说过的那个话，仿佛穿透时间迷雾，直指当下。

 

还是毛主席说的对，还是毛主席说到了根本点上，还是毛主席说的深刻，还是毛主席指的那个道是光明正道。毛主席还曾说，他们不赞成我们，我们准备等候他们一百年。

 

 

美国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他也是找茬的。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却反咬一口，说中国侵略朝鲜，年复一年地使用暂缓讨论的提案，阻止中国代表权问题进入联大议程。毛主席指出不再主动向联合国提出恢复席位的要求，转而放眼联合国外的世界——亚非拉地区。

毛主席看事情更广，看到了广大的亚非拉地区。二战结束之后，这些被殖民的国家相继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随之而来的冷战让一些新兴的亚非拉国家成为美苏之间争夺的目标，有的国家刚刚独立就因为西方势力差点丧失了主权。这个时候亚非拉国家普遍认识到一个问题：要想维护自己的政治独立，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就必须加强国际合作。

 

所以1954年的时候，这个苏加诺，就刚才跟毛主席讨论问题的印尼总统就提出来说，“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办一个亚非国家参与的，讨论亚非人民自己切身利益的会议？”大家赞成，于是乎，29个亚洲和非洲地区的国家联合发起了这么一个会议，会议地点就定在了印尼。后来被称作“万隆会议”。

 

 

万隆会议上，中国代表在这发挥了重要作用，于是有个万隆精神。印尼您去过没有啊？我是去过的，万隆会议的这个会址我专门去照了相，在万隆会议会址左手边拐出来小巷子的小饭馆，还专门吃了一次印尼饭。

 

万隆会议的团结精神，对新中国的领袖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亮相机会，我们周总理成了会议上的大明星。在那个会上，这些国家看到了新中国的形象，交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周总理亲自前往万隆，展现了新中国第一外交家的风采。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司马南频道”微信公众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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