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
1.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30年4月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开始公开肯定朱毛“工农武装割据”做法和伟人的中国革命方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直接建议中共中央任命毛泽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1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驻上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国际措词严厉的指示：“我们认为继续推迟成立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文职政府是极其危险的，这会影响建立根据地和建立纪律严明的红军。你们要采取果断措施立即在赣南组建有较高威信的中央局”。
依据国际意见和中共中央的定位，拟议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其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中国革命的最高领导机构，直接领导政府和军事等各项工作。
1931年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直接领导苏区革命，确定周恩来为书记，到任前由项英代理。
2月28日，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最终确定苏区中央局人员组成名单。
1931年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伟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2.苏区中央局书记，临时中央的组成和结束条件
①1931年春，项英到任，很快兼任中革军委主席。4月，负责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中央三人代表团达到苏区后，根据项英实际工作表现，和苏区工作需要，任弼时不久即向临时中央发电，建议改由伟人代理中央局书记，代理中革军委主席。
②9月临时中央组成。时任中共中央负总责王明和周恩来，确定博古、张闻天组成的临时中央时，明确告诉博古、张闻天：到政治局委员集中的地方后，必须把中央权力交出来，取消他们中央委员身份。
随后，确定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以中央代表身份赴苏区。
③10月，临时中央批准伟人为中央局代理书记。
11月3日，共产国际回电，批准临时中央组成，批准伟人为苏区中央局书记。
④同年12月，周恩来抵达苏区。
1932年1月，伟人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再度被批判，无法继续主持会议，中央代表主持会议，伟人到东华山养病。此后任弼时一度代理中央局书记。
⑤1943年，随着整风运动深入发展，大家越来越认清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起源，王明是党内“三股歪风”的罪魁祸首时，为了推脱自己的责任，王明才向中央揭秘说，博古、张闻天当年领导的中央其实是不合法的。
王明说：1931年秋天，他和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博古、张闻天等组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由于博古他们既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没想到，到中央苏区后他们却不提此事，竟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
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伟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根据宪法规定，主席在苏区政治、军事、人事各方面，有“主持大计”权力，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政府各组成部门，发布命令均须首先宣告“奉中央政府命令”或“奉中央政府主席命令”。
至迟至1934年，王明已从莫斯科告知国内：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意见，用毛主席名义对外宣传中国革命。
同年2月3日，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被张闻天取代，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也被事实上虚化。
差不多同时，王明在莫斯科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在“以毛泽东同志任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我们现在已经在几百个县建立了巩固的苏维埃政权。
1934年8月，王明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意见，专门询问苏维埃政府选举结果，当得知“博古中央”擅自撤换毛泽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后，明确表示莫斯科“很不满意”，说这“不能不是工作当中一个大的缺陷”，却并没有马上报告共产国际，更没有立即纠正“博古中央”的错误。
在王明、康生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密信中告知：苏共和共产国际对伟人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给予高度评价，指示迅速印成各种文本的小册子广为散发，“俄、德、英、法、日本、高丽、蒙古、西班牙、波兰、印度等十几个国家的译本”，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
而如此待遇，如此高规格出版伟人著作和文集，实乃中共党内第一人。即使后来以马列主义理论权威自居的王明，也没有得到如此的待遇。
1936年 “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在不承认陕北中央的同时，对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汇报时，依然不得不表示“此间对外宣传，仍然用毛主席的名义”。
然而，这却是伟人革命战争年代最为痛苦的一个时期。
4.临时中央和六届五中全会
1933年初临时中央到达江西，进入中央苏区，继续以临时中央名义主持工作。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会议由博古主持。博古本想撤销伟人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但共产国际不同意。
最终结果，伟人被提名并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5.没有证据表明，伟人在长征前，已经知道共产国际1931年11月关于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命的决定，和1934年密信内容。
6.当时的中央领导竟然存在“不了解”伟人的情况
“同他(指毛)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他在斗争报上发表过。但他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张闻天，1943年 12月《反省笔记》）
7.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伟人在没有出席的情况下，破天荒地排在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与王明、周恩来一起当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应邀在共产国际七大第一个致贺词的来自中国苏区的代表滕代远（李光），按照中国代表团拟就并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发言稿，高呼：“我们对共产国际中有像季米特洛夫、台尔曼、毛泽东、拉科西和市川正一这样的英勇旗手而感到骄傲，他们在一切情况下都高举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并且保护和捍卫它，在列宁斯大林所创建的共产国际的旗帜下，领导群众走向胜利。”
无论是从为共产国际七大准备的材料中，还是苏联公开出版的报刊上，莫斯科都开始把伟人称作“年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展示、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莫斯科给予伟人如此殊荣，在当时中共党内找不出第二人，意义非同一般。
1935年《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3和34期合刊上，发表了署名“赫”（亦有译为赫鲁晓夫）的文章《中国人民的传奇领袖》（亦译作《勤劳的中国人的领袖毛泽东》）。
12月13日，《真理报》发表了哈马丹写的文章《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
8.提出“遵义会议实质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的第一人。
1937年12月，王明携康生、陈云来到延安时，演讲道：“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在实际斗争中领导中共进入一个新境界”。随即，王明召开中央会议，调正了书记处，也调整了“党内排名”，把毛泽东排在第一位。
1938年王明首先披露“遵义会议实质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9.“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1938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从苏联回国的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口信，“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他对即将回国的王稼祥说
:“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1939年12月29日，共产国际审查李德的第一次会议结束后，国际监委会主席福洛林专门找毛泽民谈话，希望他能将中国同志在审查会上的发言和意见，用最精练的语言概括出来，提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志，以便他更准确、更系统地了解中国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情况以及错误。
1940年1月8日，根据福洛林主席的要求，刘亚楼（王松）、林彪（李进）和毛泽民（周全）提交《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
报告提到的一个重大疑问，即，“遵义会议这样重要的决议案”为什么历时3年之久，“尚未到达国际主席团”？“我们不了解过去中国驻国际代表团在干什么”？！
10.“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会上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以上材料，均有对公开的权威资料的对照查证，经得起历史检验。
作者：万象真人 来源： 乾坤纵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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