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第三次有影响的人口论述当属1958年。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也就是在那次访问中,成形了“赶英超美”想法。1958年新年伊始,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的八年历程,毛泽东乐观地展望今后的发展“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7】 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到来的年代。1958年4月毛泽东看到了河南省封丘县县委给他写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介绍了该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苦战两年,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应举社”的故事令毛泽东非常兴奋,欣然奋笔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并作为《红旗》创刊号的首篇文章全文发表。毛泽东写道:“‘一个苦战两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的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8】 在全国人民大干快上赶英超美的背景下,毛泽东发表这段人多力量大的鼓舞人心士气的讲话也是必然的,这是毛泽东以人为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思想的体现。也正是这段“人多力量大”的观点成为后来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有力武器,进而成为毛泽东 “出尔反尔”的根据。 可以说这三次重要的讲话代表了毛泽东的主要人口论述和思想。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论著中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其人口观。可以看到在这篇论著中不仅体现了充分尊重人的价值,而且给出两种认识和解决中国人口与发展问题的思想和方法,其一是制度革命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其二是发展经济。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来理解毛泽东上述充满革命激情的、充满革命乐观的、针对艾奇逊人口悲观论的论断,毫无疑义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热情。实际上,中国革命成功本身就以铁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的胜利和马尔萨斯人口决定论的破产。至于后来在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遇到挫折和人口转变释放出的人口增长而产生的人口与发展的矛盾并不能否定毛泽东在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上所体现出的智慧。 自200多年前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以来,关于人口与发展问题(人口与贫困、人口与经济增长、人口与资源环境等)的认识以及解决相关人口问题之道就争论不休。在以往和当代的论争中,主要有三种认识观点:第一种是以新老马尔萨斯主义为代表,坚持认为人口增长是导致人类贫困和苦难的根本原因;第二种是以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派为代表,认为人口增长不是问题而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原因,因为历史记录证明当世界人口增长时,人类的福祉也在提高;第三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认为人类贫困和苦难与其说是人口增长引起的,不如说是由社会制度和经济安排的运作而引起。正因为在人口与发展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所以,也相应地产生了三种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的对策,这就是“减少刀叉派”(马尔萨斯主义主张),“增大馅饼派”(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派主张)和“制度改进派”(马克思主义主张)。第一派的认识主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如食物)是有限的,制作的“馅饼”不足于养活增长的人类人口,所以需要减少人口以解决人类贫困发展问题;第二派的认识主张是,不是“馅饼”有限不能养活人类,而是“馅饼”做得不够大,问题的本质是要把馅饼做得更大;第三派的认识主张是,不是“馅饼”不够也不是非要把“馅饼”做得更大,而是“馅饼”的分配不公,需要对“馅饼”公平再分配。【9】 所以,面对中国人口问题,毛泽东的首要“处方”是发展经济做大“馅饼”,建设新制度分配好“馅饼”。 事实上,毛泽东这些人口观并不仅仅停留在对艾奇逊的批判上,其以人为本、民生为本的人口思想更体现在后来的实践中。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涉及中国人口问题时,列举了一个非常富有启发的例子:即毛泽东时代给我国留下宝贵人口遗产的事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虽然我们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批判过马寅初的主张,但是在人口素质即教育和健康上比起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却大有收获,毛泽东时代的全民教育普及和全民医疗的“赤脚医生”制度使全民人口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教育普及率大大高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及印度就是一个明证(见表2、表4),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同一个起点上,到70年代末,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高出发展中国家10岁之多;人口教育水平也在20世纪70年代末达到较高的初中普及,而这一切又为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储备了丰厚的人力资源,打下了良好的人口基础。阿马蒂亚·森指出,毛泽东本人也许并没有考虑到他领导下的这些社会变革会有这样一种特定效果。但是这里存在着一种普遍性的联系,因为这些社会变革(普及识字、基本的医疗保健和土地改革)确实能增强人们享受有价值和更有保障生活的人类可行能力。【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的人口实践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以人为本解决人口问题的大战略。即使在60-70年代我国人口快速增长形势下全面实施计划生育时,也始终没有突破以人为本和依靠群众、尊重群众意愿的底线。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对于人口与发展问题的认识和主张,再次陷入马尔萨斯人口悲观论的“泥潭”之中,偏离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多是负担”的价值导向制定实施相关的人口政策,一味追求“减少刀叉”的“控制数量”。1980年全面实行史上最严厉的广大群众根本无法接受的“独生子女政策”,如今随着“独生子女政策”问题的不断出现,越发证明当初出台此政策时的狭隘和短视;放在今日全球化及日益开放的大时空背景下,越发显示出了毛泽东人口思想的深谋远虑。毛泽东的人口观和人口思想全面而丰富,首先反映的是无产阶级政党所持有的“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以及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宗旨;【11】 同时还包含着全面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之道的思想,即制度改进和发展经济以及符合群众路线群众意愿的计划生育。注 释: 【1】 [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15.【2】Zhongwei Zhan(2008),Historic Demograthy, in Demography [Ed. Zeng Yi],in Encyclnpedia of Life Support Systems(EOLSS), Devolopment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UNESCO, Eolss Publishers, Oxford, UK[EB/OL]. http://www.eloss.net.【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2.【4】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619.【5】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625.【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87.【7】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762.【8】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J].(红旗)创刊号,1958(3).【9】李建新.三种认识和解决人口问题的途径[J].人口研究,2002(6).【10】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于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60.【11】梁中堂.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28.【本文得到北京大学管理科学数据中心智库类课题《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再思》的研究支持(项目批准号:2018 KEY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