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福：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丰富意蕴

毛泽东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深入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基础上，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性质、内容、方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便形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 

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关键在于解决好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问题。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群众观点，特别是列宁关于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先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的《讲话》就是围绕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他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首发于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

 

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关键在于解决好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问题。首先，文艺工作者要树立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应当把自己的立足点和思想感情转移到工农兵群众方面来。只有自觉转变和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愿望。其次，文艺工作者应当深入到人民群众生活中去，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社会学习，熟悉和理解各种人和事。同时，深入研究社会的各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研究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精神面貌。要熟悉和理解作为文艺创作原始材料的一切生动的生活和斗争形式，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再次，文艺工作者应当从人民群众的实际思想水平和精神需要出发，正确处理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文艺工作者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能动反映论，深入阐明了文艺与社会生活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文艺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这一思想，与一切主观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文艺理论划清了界限。

其一，提出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的论断。毛泽东依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回答了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问题：“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毛泽东还指出，“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文学艺术原料创作出来的东西。”文艺家可以而且应该对过去优秀的文艺遗产加以继承和借鉴，也可以在过去文艺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但这并不能代表自己的创作，也不能代表生活的源泉，因此真正的艺术家还是应当更多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

其二，做出了文艺创作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论断。毛泽东根据能动反映论，创造性地精辟指出，生活美与艺术美，“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文艺家要创造出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文艺作品，就必须发挥审美创造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经过文艺创作典型化的过程，创造出具体生动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来。

文艺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和新经济服务的。”文艺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关于文艺与经济的关系。由于经济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所以经济对文学艺术有着最终的决定作用，没有一定的经济做基础，文学艺术是不可能发展和繁荣的。但是由于经济对文艺的决定作用和文艺对经济的反作用，都是通过中间环节比如政治、道德、宗教、哲学等起中介作用的，所以文艺与经济的发展繁荣并不都是同步的。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由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也是一定阶级或群众根本利益和意志愿望的集中体现。因此毛泽东认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他特别强调，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不能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由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愿望，是由阶级和群众的政治以及革命事业来集中表现的，因此为人民大众服务与文艺从属于政治、为革命事业服务是统一的。由于政党是阶级的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所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文艺要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管理和监督。

关于文艺与革命事业的关系。由于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是阶级的经济政治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愿望的集中体现，因此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的革命任务的。“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所以，文艺是不能脱离革命事业的。

文艺作品应当是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的内容与形式这一基本范畴的理论，针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过分强调作品的艺术性、过分强调作品的政治性两种倾向，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的‘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这就全面而辩证地论述了文艺作品应当是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牢牢地把握了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

在文艺批评标准问题上，既然文艺作品是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那么，文艺批评标准也就有两个方面。毛泽东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实际上就是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思想标准首先包括政治标准，但比政治标准更宽泛，还包括道德标准和哲学标准等，只不过在革命战争年代特别强调了政治标准罢了。毛泽东主张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我们不能把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绝对化，更不能对政治标准做狭隘的理解。文艺作品多种多样，有的政治性强，有的政治性弱，主要看作品的大方向是否正确。在艺术标准方面，同样需要辩证地对待，要区分作品在艺术上的高下，也要允许各种各样艺术作品的自由竞争。

此外，在文艺批评方面，毛泽东还主张将作家的动机和作品的实际效果统一起来。他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毛泽东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资料图片】

在阶级社会中，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性的人性。同时，也要注重阶级社会中人性的丰富性和不同阶级的人之间的共同的人性。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简明扼要地论述了人性问题：“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人性就不合乎人性。”在这里，毛泽东着重叙述了“在阶级社会中，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性的人性”，没有否定在阶级社会中人性的丰富性和不同阶级的人之间还有共同的人性。

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把人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和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和审视，认为人是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的、具体的人，人既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由于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决定了人在思想感情方面表现的人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不同时代、民族、地域、阶级、阶层的人，必然有不同的人性，如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阶级性、阶层性、个体性等。由于人作为一个“族类”而具有的基本相同的生理和心理结构，以及共同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不同的人也有某些共同的人性。世界上不同民族、地域、国家、阶级、阶层的人共同处于地球村这个矛盾统一体中，除了斗争性外，还有同一性，这也是我们与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因。

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从人民生活中吸取文学艺术原料，来创造作品的借鉴。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文化发展都是“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理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绝不可能拒绝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这就把为什么和怎样继承、借鉴优秀中外文化遗产的问题讲得非常透彻了。

那么，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新文化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继续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当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由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属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无产阶级领导社会主义文化的范畴，所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仍然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国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对现代化、面对世界、面对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根据马克思关于精神产品的理论，以及列宁关于文艺创作应有两个“广阔天地”的论述，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了“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后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是充分认识和尊重文艺和科学发展规律的体现。提出这一方针，正如毛泽东所说，是要使“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观点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这是符合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的。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强制的方法去解决。”实践证明,“双百”方针是正确的，我们坚持这一方针，文学艺术就会繁荣发展，反之，文艺事业就受到挫折。

为了在批判继承文学艺术遗产的基础上创造新时代的文学艺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文化的发展要坚持“古今中外”原则，对一切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包括文学艺术成果，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要学习和继承。当然，对于古今中外文学艺术遗产，要有批判地继承和借鉴，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为此，他又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的方针，这是毛泽东对文艺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文化继承和创新辩证关系的具体运用。

“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基本精神是既要真实地再现现实，又要充分地表现理想。

从文学艺术的存在方式来看，文艺作品处处以富有审美意义的感性形态的直观形象感人，这种审美形象既具有感性特征，同时又渗透想象虚构和情感等精神过程。当然，也不能脱离理性的作用。因此，从思维方式来看，无论文艺家创作还是受众欣赏都要运用形象思维，当然也不能脱离逻辑思维。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着重谈了“诗要用形象思维”的问题，这对其他文艺创作也都是适用的。这封信公开发表后，文艺界开展了文艺创作思维方式的讨论，促进了创作质量的提高和公式化概念化现象的衰落。

文艺家把生活美转化为艺术美的主要手段就是典型化，典型化是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其要领是运用概括化和具体化相结合的途径，通过充分的想象和合理的虚构，创造出独特个性和普遍共性相统一的典型人物、环境和情节、意境，反映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和某些本质方面。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恩格斯关于文艺创作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思想，总结文艺创作经验，提出了典型化的原则，即在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过程中，在“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的基础上，“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

与文艺创作的典型化规律相结合，毛泽东对创作方法也发表了一些珍贵意见。创作方法指文艺家在一定世界观和艺术观指导下，处理艺术与现实关系问题所依据的精神原则和表现手法。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主要有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和真实面貌反映生活，追求艺术情景与现实情境的相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按照生活应当有和可能有的面貌来反映生活，追求艺术情景对现实情景的超越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以及把客观世界当作主观世界的象征和标志来描绘，追求艺术情景对现实情景的暗示和寄托的象征主义创作手法。早在1939年，毛泽东曾根据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文学艺术的任务，提出过“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曾说过：“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1958年，他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繁荣的需要，明确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同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中国新诗的出路时明确指出：“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同年5月8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两次强调指出，马列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革命者，我们主张革命热情与求实精神统一起来，“在文学上，就是要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统一”。

综上所述，“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是毛泽东长期探索，精心研究，并且集中专家、学者智慧的结晶和产物，它的产生是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坚实的理论前提和充分的文艺依据的。其基本精神是既要真实地再现现实，又要充分地表现理想。在革命理想的光辉照耀下，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在对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描写中显示出革命理想的光辉，把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和浪漫主义的理想化结合起来，塑造现实与理想统一的艺术形象。

（来源：昆仑策网，原文载于《文艺报》2021年5月24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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