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继金：“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问题”——毛泽东倡导全党学习哲学

 

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正确制定革命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因而，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将哲学问题视为“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问题”，发起成立新哲学会，倡导全党学习哲学，亲自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高校去讲授哲学课，并研究和撰写哲学著作。可以说，毛泽东对哲学情有独钟，其哲学方面的成就，使其不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光荣称号。

一、“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问题”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属于世界观和方法论范畴。据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回忆：“毛泽东第一次到陕公讲哲学课时，一开头就说：‘今天跟你们讲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问题。’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哲学问题，说成是‘翻天覆地’的大问题。”

毛泽东为何将哲学问题视为“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问题”而倡导全党学习呢？

首先，辩证法唯物论是最正确和最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精神武器，也是做好一切革命工作的前提。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作为方法论的哲学是基础，学好理论的关键是学好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是哲学的精髓，“有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毛泽东在经历了中国革命从曲折、挫折到转折的艰苦磨砺之后，深深体会到政治路线也好，军事路线也好，都离不开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毛泽东指出：“辩证法唯物论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的课目，因为主观主义与机械观这两种错误的理论与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员中间存在着，因此常常引导干部人员违反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要避免与纠正这种缺点，只有自觉地研究与了解辩证法唯物论，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辩证法唯物论是具有高度的和严密的科学性，同彻底的和不妥协的革命性密切地结合着的一种最正确的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好中国的事情，是离不开辩证法唯物主义的，否则就会犯错误。“如果不懂得辩证法，则我们的事情是办不好的，革命中间的错误无一不违反辩证。但如懂得了它，那就能生出绝大的效果。一切做对了的事，考究起来，都是合乎辩证法的，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们首先是干部，都应用心地研究辩证法。”

 

其次，辩证法唯物论有助于分析和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理论基础。“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毛泽东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一切从普遍原理与特殊实际相结合出发，坚持“特殊”与“普遍”相统一是认识论和辩证法精髓的观点，而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是违背辩证法唯物论的。毛泽东批评王明“左”倾路线者“对于事既不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对于人自然也不用这种方法”。他认为“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如果离开了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就会只是胡闹一顿，决无好结果可言”。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使之发生内容和形态的改变，形成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的、具有中国内容和表现形态的、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又坚持普遍原理与中国特殊实际相结合；不能因为强调“特殊性”而否定“普遍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沦为经验主义；也不能因为强调“普遍性”而否定“特殊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落入教条主义的窠臼。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真谛所在，也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出发点、根本点。因此，学习和掌握辩证法唯物论，有助于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关系，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理论基础。

二、“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

曾经访问过陕北的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就曾这样描写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们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时间专门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几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1937年8月，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夕，郭化若去看望毛泽东，“见主席办公桌上摆满了马列主义的书籍，拿起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翻了翻，见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毛主席的墨笔小字旁批”。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为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作报告。】

毛泽东喜爱读书，爱好文史哲，总是把研究哲学放在首位。从1935年11月起，毛泽东便开始认真钻研哲学。1939年1月17日，毛泽东致何干之的信说：“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 1938年2月1日起，毛泽东又开始写《读书日记》。他写道：“二十年没有写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点学问。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月17日至昨日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1—385页。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387—416页。”毛泽东1943年12月20日给胡乔木写信说：“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毛泽东精心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哲学书籍，写了几万字的批注。除了《资本论》《反杜林论》《谈谈辩证法问题》《劳动在由猿进化到人的过程中的作用》《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外，毛泽东还阅读了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布哈林著的《历史唯物论》，故托里雅诺夫著的《机械论批判》，以及当时在延安能够找到的其他中外哲学著作，特别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张如心的《哲学概论》，郭烈夫的《唯物论》等。在陕北，毛泽东阅读的哲学书籍，从《毛泽东选集》注释考证和近些年其他书籍考证，有据可考的哲学著作24种。这些著作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古今中外哲学和哲学史著作。毛泽东阅读哲学著作，在著作上横批、眉批、打勾、画杠、圈点、作注。有些书籍甚至反复研读过10遍。

毛泽东不仅自己阅读、研究哲学，还热心组织大家一起学习和研究。1943年12月24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向他推荐了恩格斯的《劳动在由猿进化到人的过程中的作用》《自然辩证法》导言和郭烈夫的《唯物论》等，并说：“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陈云回忆说：“在延安，我当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毛主席先后三次当面同我谈过，要学哲学，还派教员帮助我们学习。”“我们从1938年开始学习，坚持了五年。先学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那时我们读的书，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外，还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也读点别人的著作。”

为了提高大家的学习兴趣，更快地提升理论水平，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还组织哲学座谈会，定期交流。据郭化若、莫文骅回忆：1938年9月，毛泽东曾约他们和许光达、陈伯钧、萧劲光、萧克、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10余人组织哲学座谈会，其“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持续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每次都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并事先指定一个报告人，准备好发言提纲，作中心发言，然后让大家发表意见。毛泽东对每个人的发言都认真听，并作笔记。毛泽东除了插话，都是在最后讲自己的看法。议论的中心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较多。实际上是对红军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杨超也回忆说：“当时毛主席在小组中征求对他著作的意见，讨论时毫无拘束，就在他家中开会……我们在讨论中，有一段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阶段的论述，在会议中大家都敞开思想，发言踊跃。对主要矛盾阶段问题讨论中有人讲：‘主席，如果说有主要矛盾阶段，那么非主要矛盾阶段和次要矛盾阶段如何解释。’以后，主席就把这种思想概括在《矛盾论》中矛盾运动的形式、过程、阶段的概念中，充实了矛盾运动过程论的思想。”可见这种学习和研究的方式也促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在这一基础上，后来又陆续成立了一些专门研究哲学的团体，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延安“新哲学会”。在毛泽东的带动和组织下，延安思想理论界对哲学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形成了热潮。艾思奇对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哲学与生活”、“思想方法论”，陈唯实对“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周扬对契尔那夫斯基的美学，范文澜对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和培元对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陈伯达对中国近代哲学思潮、中国古代哲学专题，潘梓年对“逻辑与逻辑学”，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一批颇有质量的论文和专著。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在反复研读、博览群书，特别是悉心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基础上，毛泽东撰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其中的主要部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实践论》主要解决的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问题，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矛盾论》主要解决的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问题，提出了特殊与普遍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实践论》和《矛盾论》实际上都是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哲学依据的，最终都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服务的。胡乔木说：“它是教育人们如何正确地思想、正确地行动和正确地学习的最好的教科书”，“在中国思想史和党的思想工作上有极重要的价值”，“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基础”。1955年苏联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中说：《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著作是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具体材料创造性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的卓越的典范。”

三、“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

德国人李德在《延安纪事》一文中说，毛泽东很早就特别重视“抗大”，这从以下情况可以看出来，他成了“抗大”的保护人，像在保安一样自己授课，除了军事课外，还教政治课、理论课，甚至哲学课。毛泽东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不仅为“抗大”制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而且亲自在“抗大”讲哲学课和作形势报告。

 

 

从1936年10月27日至西安事变发生，毛泽东在红军大学（“抗大”前身）开设并讲授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课程（后来在延安出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就是在此基础上加以整理的）。从1938年到1939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就到“抗大”讲课26次。1937年4—8月，毛泽东为了给“抗大”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门撰写了讲授提纲《辩证法唯物论》(《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讲稿的主要部分)。每周二、四上午上课，每次4学时，下午参加学员讨论，总课时达到110 多学时。原“抗大”学员何启君在日后回忆说：“毛主席给抗大讲话、上大课，有时几乎隔几天便有一次。能够直面聆听革命领袖的谆谆教诲，当然是非凡的福气。” 1960年，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兴奋地回忆起他在“抗大”当哲学教师的情况:“写《实践论》《矛盾论》，是为了给抗大讲课。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去讲课，可以总结革命的经验。” 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说：《矛盾论》“是一九三七年写的。当时大家都去前线打日本了”，“那时抗日军政大学要我去讲一讲哲学”，“他们强迫我去讲课，我没有办法。这是写的讲义的一部分，花了几个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每天晚上写，白天睡觉。讲课只讲了两个钟头。我讲课的时候，不准他们看书，也不准他们做笔记，我把讲义的大意讲了一下”。毛泽东宁可少讲具体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工作，也要给思想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革命干部讲哲学，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他要教会革命的领导者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毛泽东在“抗大”上哲学课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仅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联系起来，将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的最新的理论成果及时地充实到教学内容中，而且用丰富多彩的实际生活事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脱离实际的讲课不仅使学生缺乏兴趣，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而且还背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毛泽东严肃批评了当时根据地学校教育中存在的“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的做法，强调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毛泽东在“抗大”上课时，每次都是半天时间，中间休息20分钟。他往往利用休息时间找学员拉话，了解学员来延安以前在各地区的情况，同时也征求大家对他讲课的意见，因而毛泽东讲课始终联系抗战和学生的实际，具有时效性。毛泽东曾回忆当时自己讲哲学课时的情形：“不能照书本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作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在毛泽东言传身教下，“抗大”要求教员在讲授时，“每一抽象的概念的说明，都必须证之以具体的例证，每一具体经验的讲述，应当引导向一定的原则。”在讲述任何革命理论时，“都必须特别注意到与当前中国革命运动相联系，以及与学生所切身经验过或者所能体验到的许多实际工作实际斗争相联系。” 

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课，推动了延安高校对哲学的教育。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和各根据地开办的二十几所干部学校，均把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列为教材，把哲学列为主要课程，分批分期地对党的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延安时期，毛泽东倡导全党学习哲学，讲哲学，研究哲学，并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依据，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正确制定中国革命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习近平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很重要的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他在列举“需要反复精读”的毛泽东著作篇目时，首先列出的是《实践论》《矛盾论》。习近平指出：“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两篇代表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作出哲学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途中，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依然是我们党赢得伟大胜利的法宝，必读的经典。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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