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主席诞辰127周年】
研究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其目的在于对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建设起到借鉴和指导作用。虽然现阶段国际国内各方面环境、条件等与毛泽东时代有了很大不同，但是，腐败的本质和性质没有变，腐败发生发展的规律没有变，惩处腐败的规律也没有变。而且由于社会民主化程度日益提高，科技手段广泛运用，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的意识日益高涨以及我们多年反腐倡廉的实践积累等因素，反腐倡廉的条件和环境更为成熟。这些都给我们践行毛泽东反腐倡廉的思想和实践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基层是反腐倡廉的第一线，更是检验老百姓对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满意的终端，为此，笔者根据毛泽东反腐倡廉给我们的思想和实践启示，重点结合基层实际，提出以下思考：
一、在施政导向上，必须把“全心全意为人民”作为党工作的唯一中心，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最基本的施政前提
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施政导向，在一定时期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黄赌毒黑、卖淫嫖娼、贪污腐化、坑蒙拐骗等社会恶习之所以在短时期内就基本销声匿迹，正是因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有着坚定正确的施政导向。党的十八大后，党内风气和社会风气逐步得以净化，社会转入良性运转轨道，也正是由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一身正气，克服重重险阻，在坚决反腐除恶的同时，将施政导向回归到“以人民为中心”上来才取得的。但在现阶段，基层对中央的施政导向还有一些误读。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在有关文献中同时出现了“两个中心”，即既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又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导致基层在实践中的茫然。笔者认为：一个国家，到什么时候也不应该忽视经济建设。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建设只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手段。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忘记了经济建设是为社会发展和政治目的服务的，就会错把“手段”当“中心”，就会导向社会为了“中心”而不择手段。许多带血的GDP，许多腐败问题和黑恶势力的形成，就是这种不择手段的必然结果。今天，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量问题已经被揭露后，我们必须总结和反思这种历史教训，从理性上认识过分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带来的严重社会恶果！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从“旗帜”与“导向”的角度，进行一些辨析。中国有句古话：君子喻于义而小人喻于利。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君子和小人不同的价值追求，也决定了不同人群所追随的旗帜不同。当一个施政团体举起“义”的旗帜时，在旗帜周围首先围绕的必定是谦谦君子，尽管也会有趋利小人，但在君子占主体的情况下，趋利小人必然要夹起尾巴来做人，否则就会受到大多数人的谴责，难以在这种氛围和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下去。而毛泽东的成功就是因为深谙这种义利观。毛泽东更伟大之处在于没有简单地就“义”而论“义”，而是把中华民族传统的“义”上升为阶级大义、民族大义，上升为最广大人民的大利大义。在这一“义”的旗帜上，明显的标注就是毫无功利目的的公平正义。这种“义”，最后升华为一种主义，这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下，与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这种“义”的精要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视人民为主人，为普天下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在党的七大上，更是明确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党的宗旨，写入党章。这正是毛泽东一生坚贞不渝的做人、立党、建业、施政导向。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人，大都具有追随社会导向的天然属性。正是由于毛泽东将中华民族传统的“义”高度升华，才使绝大多数党员和革命者的精神境界得以巨大升华。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革命战争年代，有那么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奋不顾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英勇不屈，慷慨赴死；为什么有那么多出生于优越家庭中的城市青年，放弃城市舒适的生活，自愿跑到延安的小山沟里去吃苦受累，奉献青春甚至生命；为什么建国后会产生数以万计的雷 锋焦裕禄式的无私奉献的英雄模范；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有无数的普通老百姓会公而忘私，见义勇为……但是，当一个施政团体举起“利”的旗帜时，在这杆旗帜周围首先围绕的必定是趋利小人。这从改革开放初期基层先富起来的群体中主要成分构成就可看出一斑。我们不否认在这一群体中确实有依靠勤劳致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但我们更不应该否认，这部分人中更有不少人是依靠坑蒙拐骗、投机取巧、偷税漏税、贿赂开道、走私贩私、巧取豪夺暴富的。而这部分人，恰恰是被传统社会价值观所不齿的人。人是社会导向的追随者，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大多数人看到曾经被社会所不齿的人，受到社会导向的褒扬时，其固有价值观就会被完全颠覆；其传统的固守也就会被逐渐放弃。人具有 “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特性，当社会把追逐利益作为一种主要导向，无异于去刺激人性中追求欲望满足的动物本能。而人的欲望具有越刺激越强烈的特点，永无止境也永难满足。当社会环境允许人的这种动物本能毫无顾忌地释放时，人性中“恶”的因子就会被空前地激扬起来；当做“天使”意味着物质利益和做人尊严的“双损失”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向往做“野兽”。而这种“恶”的因子一旦被无限激扬，必然会像脱缰的野马，肆无忌惮地去践踏社会。这种践踏如果得不到正当的遏制，就会泯灭一切社会道德良心，践踏一切人间公平正义。现实中许多中小型国有企业由承包转向破产，许多乡办村办煤矿被“合法”地转为个人所有，许多矿产资源被廉价“圈占”，老百姓赖以生存的水源被污染或枯竭，事关子孙万代健康的环境越来越恶化，土地被廉价收购，房屋被强行拆迁……就是这种“恶”的因子无限激扬的结果。当强势者变本加厉盘剥社会时，就会有更多的弱势者为了改变自己的境况，而寡廉鲜耻被迫走上邪路甚至不择手段，社会生态就会受到毁灭性破坏。从新中国大地上基本销声匿迹的卖淫吸毒，以及性病、艾滋病等许多已经绝迹的传染病如今到处蔓延，到假药品、假食品、地沟油充斥市场，无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豆腐渣工程和种种暴雷事件屡屡发生；从人人对贪污腐败由心底里的痛恨厌恶，到不少人羡腐、盼腐为能腐败而绞尽脑汁；从买官卖官由私密走向基本公开，到欲壑难填的官员敲诈勒索；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风尚，到坑蒙拐骗偷的随处可见；从老太太小孩子见到损害集体资财的人也会主动出面阻挡指责，到警察见到大街上杀人都要躲开走；从人民公仆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到警匪一家、黑恶势力遍地横行；从见义勇为成为不少人的向往和追求，到没有人敢去救助路旁跌倒的老人；从女大学生为了改变命运不得不去卖身，到儿女不赡养老人，父母遗弃自己的亲生子女……这一切无不是忽视“以人民为中心”、唯“经济为中心”的导向刺激的结果——这也为“颜色革命”提供了越来越重磅的炸弹和更加广阔的市场。上述分析无可雄辩地证明：“义”是社会和谐的粘合剂，而“利”是社会分裂的催化剂；“义”具有明显的“善性”特征，而“利”却有明显的“恶性”特征。当社会不讲最广大人民的大利大义，不顾一切地去为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而奋斗时，社会和谐稳定、公平正义只能是“乌托邦”式的一厢情愿。上述事实也无可雄辩地证明：过分地依赖于经济手段去刺激社会发展，既刺激不来方志敏式的对清贫的淡定，也刺激不来董存瑞、黄继光式的对死亡的大义凛然；既吸引不回钱学森式的海外孜孜学子，也造就不了王进喜式的一代英雄。而只能使强者更恶，弱者更弱，最后导致大量社会问题的发生，社会生态遭到毁灭性破坏，甚至导致亡党亡国！而如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定位为全党施政的唯一核心，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基本前提，纳入党的基本路线，从政策制定到社会行为，就会逐渐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也能逐渐消除社会生态的不平衡，更可减少类似于“阿拉伯之春”导火索那样的事件发生的几率。这不仅事关老百姓福祉，更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
二． 在依靠力量上，必须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坚持走民主防腐反腐的路子，在基层真正建立起有效有序的群众监督和参与机制
“民主是腐败的天敌”。毛泽东防腐反腐的最大特征就是把民主权利真正赋予广大人民群众，这是古今中外反腐史上所独一无二的，也是毛泽东防腐反腐成功的主要原因。毛泽东最理解人民，也最相信人民，从延安与黄炎培谈话时的即兴回答便可知。毛泽东一贯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推动者。要避免人亡政息，就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在政策和体制上赋予“人人起来负责”的权利和手段，这样才可能实现依靠人民群众来反腐防腐。而在依靠群众反腐防腐方面，由于一些历史顾忌，导致党内一些人至今仍然心有余悸。这种顾忌，主要源于对“文革”中的群众运动没有理性思考和理智的认识。只要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文革”之所以带来一些暂时的混乱，就在于将“群众监督”演绎为脱离党领导的“群众专政”，导致了无政府主义现象，这是我们应该总结的历史教训。但我们决不能泼脏水连孩子都泼出，就此而否认毛泽东时代群众监督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更不可否认，“文革”的长久功效在于告诫权力执掌者：任何人如果胆敢忽视群众甚至践踏群众，不管你权力多大，地位多高，最终会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在今天看来，这一深远的历史意义已经越来越凸显。要解除这种思想顾忌，还必须从理性上深刻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有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才是反腐防腐治国理政的真正“动力源”。资产阶级国家，在多党轮流执政体制下，监督的主要动力源在于在野党。在野党只要抓住执政党执政的弊端，就能操纵自己的“民意”，向自己主张的执政目标迈进。因此，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是有内在驱动力的，是主动型的。而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中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毫不动摇。但是，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鱼与熊掌往往不可兼得。任何体制都有其一定的弊端，我们的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克服和避免这种弊端。在一党领导体制下，虽然也有各种监督机构和监督机制，但这种监督，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同体监督”。虽然我们也有各民主党派参与监督，但由于诸多限制特别是人事决定和管理权掌握在党委组织部门，往往使这种“异体监督”的职能变得相对薄弱，在基层更容易有名无实。而在“同体监督”体制下，许多监督很大程度上极易被权力或金钱“同化”或“异化”。特别在我国这样一个异常注重人情的国情中，更是如此。从近几年来揭露出的大量腐败案件，充分说明现有的监督体制和机制，已经远不能适应加强和完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需要，更不能真正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满意。而作为国家主人的广大人民群众，面对官场权力运行却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是腐败的最大受害者，也最具有监督的积极性，因此，是一党领导体制下监督的真正“动力源”。要解除这种顾忌，还需涉及到对中国政治架构的总体设想。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民族众多的大国，必须有独特的政治架构。因此，在中国，必须在保证党中央绝对权威和各级党的领导贯彻中央精神的前提下，更多地建立和完善发挥群众监督功能的制度机制，充分体现政治的人民民主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意志和老百姓的意愿相统一，动员和激发亿万人民群众为实现党的理想和人民的幸福而努力奋斗，也可极大地避免党脱离群众的危险。要激发群众，就必须依靠群众。在基层，特别是在与群众直接打交道的市县乡三级，就监督而言，就是要建立起一套有序有效的群众监督机制。无序的监督会带来一定的混乱；而无效的监督，却会严重挫伤群众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当前，基层建立有序有效的群众监督机制，必须从以下几方面抓起：
一是在权力基础成分中要真正有民意参与。任何个体对权力的监督，都是弱者对强者的监督，一定程度上无异于以卵击石。要使腐败得到遏制，必须通过权力来监督权力。而这种监督权力的权力，必须有民意参与而不是只有“官意”。在我国目前体制下，对行政权力监督的最高机构就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而党内权力，除要发挥各种专门机构监督作用外，要更注重党代会的监督作用。因此，必须要通过机制体制制度的建立，让真正的、一般党员和普通群众认可的代表，加入到权力构成体系中，以真正代表党员和群众去监督权力。这就要求从解决党代表和人大代表的来源上做起，从基层做起。要改变现阶段党代表、人大代表大都由上级组织指定的做法，使更多的党代表和人民代表来自于公开竞选，是真正被党员和选民认可并选举的，而不是由上级组织指定，以使其真正代表基层党员和人民说话。要减少组织指定人选和下派人选比例；要在基层破除视“全票当选”、“全票通过”为荣耀的观念，确立所谓“一致”预示着监督机制有名无实的理念。对政协委员也可参照此种办法。二是在权力监督机构的构成中，要有真正的民意代表参与。要在真正恢复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常务委员会最高权力机关地位的同时，在常委会组成人员中，必须要有相当比例的通过公开竞选的代表参与。三是在权力组织过程中体现民意。在继续坚持现行选举体制，而决不搞“全民选举”的前提下，在市县乡三级，要在严格规范和审查任职资格的基础上，试行被选对象由组织推荐和公开竞争相结合，实行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差额选举，以促使基层干部实现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统一。四是在对权力的具体监督过程中要有民意参与。如各种检查、考核等，可让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员等具体参与，以使其真正掌握第一线工作的全面、实际情况，而不是只在最后看到情况通报。五是要让更广泛的代表参与对权力行使的监督与评价。如地市以下要利用每年的党代会、人大会、政协会，组织与会者评价当地最廉洁和最不廉洁的单位及干部，并要保证这些评价成果的有效运用等。六是要充分利用现代网络平台，组织并利用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成果。要在健全法制、严格禁止恶意攻击和造谣中伤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好网络平台的监督作用。对人民群众的举报特别是实名举报和信访以及质询、求助等，要建立“有举（访）必回”“有问必答”制度，除涉及个人隐私或重要机密的事项外，一般应该公开回复，以接受社会评价和监督。要在进一步加大党务、政务公开力度的同时，加快对各级各类单位和领导干部网络评价体系建设，使权力行使处于强大的网络监督氛围之中。七是要探索群众代表参与腐败案件查处的办法。对于群体性上访所揭露的腐败案件，只要不涉及个人隐私和重要机密的环节，都应该让群众代表参与，并随时了解掌握查处情况，以确保案件查处的客观公正和对所反映事情的全面了解，有效地消化一批长期性的群体上访案件。八是建议党和国家考虑有关基层民主建设规划和设施纲要，切实将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的的民主建设落到实处，形成刚性制度。
只有保证这些众多的民主监督制度的“有效性”，才能一方面激励群众监督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给权力拥有者发出一种信号，让其知道社会有强大的监督网，稍不注意就会引起震荡，以使权力拥有者思想上感到一种无形的社会监督压力，促使权力规范运行。
三．在治理重点上，必须牢牢抓住基层“领导干部”这一关键，通过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促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使腐败问题从“源头”是得以遏制
毛泽东曾强调“治国就是治吏。”腐败是公共权力的滥用，而公共权力则掌握在各级领导干部手中。任何领导干部都是从基层逐步上升到高层，因此，基层是干部“之源”。“苗歪必然瓜劣”，要使腐败得到长期性遏制，就必须从基层干部提拔任用管理抓起。党的十八大后，查处的大量腐败分子的事实证明，许多腐败分子就是“边腐边升”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腐的越狠提的越快”的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警示我们，旧有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已经远远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绝不能只是修修补补。改革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前提是大力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关键是改变“少数人决定一切”的干部选拔任用决策机制，建立起干部选拔任用的“固式机制”。
一是要建立以实绩评价和平时民意评价为基础的公职人员政绩积累指数评价体系，以既便于对一个干部的忠诚、干净、担当及其他各方面的情况进行长久考察，防止“弱能”、“带病”干部被提拔重用；又同时建立起干部能上能下的干部遴选机制（笔者在职期间，根据这一规律，曾经研究出一套政绩指数积累评价体系，并付诸于实践检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二要拓宽基层干部选拔渠道，防止优势部门“垄断”干部提拔指标。三要建立规范的后备干部“人才库”，防止“以人找岗”“以人设岗”的现象出现。四要建设“干部网路监督综合平台”和干部“黑名单”制度，防止有问题干部“带病提拔”。六要实行用人失策失误追究机制，严肃查处用人中的不正之风。
通过上述一系列制度建设与改革，确实使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得以大力推进，使干部作风得到根本性改观，素质得以明显提高。
四．着眼于“不想腐败”，在进一步完善适应新时代的系统思想道德体系的同时，注重发挥好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优势，从思想上建设党
“不想腐败”是腐败治理的最高境界，而其基础是有一套足以令人心服的系统的思想道德体系。这套体系应当包含有政治、经济、文化、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内容。毛泽东治党治国及反腐倡廉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一部完善的、系统的、各方面互相配套，互相统一的思想道德体系“读本”。而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经验之一，就是注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正是由于这两点，才使毛泽东时代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思想上建立起“不想腐败”的牢固堤防。但多少年来，注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党的法宝，在基层已经基本上被丢到爪哇国里去了。代之以的是“用经济手段”来教育管理干部和社会。这是导致不少领导干部信仰坍塌，理想丢弃，价值观错位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必须接受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再扬党的传统优势，把思想上建设党作为反腐倡廉的固本之策。从思想上建设党必须结合新时代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系统的思想道德体系。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此方面做了不懈努力。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进行了极大丰富，基本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构架。这一体系的基本内容表现在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为着力点，以诚实信用为突破口等方面。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各级领导干部和社会各阶层中强化教育。但实事求是讲，由于多少年惯性的影响，更由于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的吸引力远远大于“空洞”“不实惠”的思想道德的吸引力，因此，不少基层领导干部宁可将业余时间用在看股市、看微信甚至下棋、打扑克上，也不肯去认真学习思想道德体系的有关教育资料，致使思想道德体系建设与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为此，必须要采取得力措施，加大这一工作力度。
一是要系统整理。要组织专门人员，在继续完善思想道德建设体系的基础上，编辑通俗易懂，易于记忆的专门读本，供不同层次的人员学习。
二是要明确要求。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能流传几千年，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科举制度，要参加科举就得对许多警句格言“死记硬背”。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影响深远，也在于“文革”期间“背语录”蔚然成风。这种“灌输式”教育虽然备受诟病，但实践证明，对于固化思想观念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对理念的烂熟于心，就没有行动的高度自觉。因此，从学生到公职人员，特别是党员干部，都要根据不同要求，下达一定任务，熟记若干条思想道德“语录”。三是要落实责任。要把思想道德体系教育纳入对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考核内容，一把手要负总责，并要配备专门的思想道德辅导员。
只有如此，才能通过长期坚持，使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理念深入人心，也才有可能逐渐形成新的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从根本上改善党风和社会风气，也可为 “不想腐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五．在具体环节上，注重防微杜渐，敢于对恶行的始作俑者“亮剑”，逐步消除腐败“黑洞”
“防微杜渐”是毛泽东反腐防腐的重要经验之一。腐败说到底是私有制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只要私有制不消除，腐败的萌芽就会滋长。即使有朝一日私有制从体制上消除了，但“私有”的余毒和观念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除。因此，反腐败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但应该看到，任何恶行总是从苗头开始，然后逐渐成风的。只要我们时时警惕，防微杜渐，敢于对社会恶行的始作俑者“亮剑”，就可使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遏制。如最近网上报道“多地大楼被炸，真相令人心惊”，披露一些开发商为了保护楼价的高昂，宁愿将盖好的大楼炸掉，也不愿意降价卖给刚需族（见2020年11月12日“百姓聚焦热点”网报道）。如此报道属实，就应该对这样的始作俑者予以严厉打击、处罚。因为即使高楼纯粹是开发商出钱盖的，但其所利用的都属于社会资源，而并非纯粹属于“个人的合法财产”。我们毕竟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资源就应该受到国家政策和法律的保护，而绝不能任由一些人随意而为。况且此风一开，一旦有人争相效仿，将会激化社会矛盾，带来严重的社会恶果。因此，不把这样的人罚的倾家荡产甚至追究其刑事责任，就难以遏制住“资本”的无限贪婪，就会把我们的国家引向歧路。在党风廉政方面更是如此。如我国党风和社会风气恶化的前期，就是从公款请客送礼、超标准公务接待、跑项目开支等看似“小事”的“合理性”腐败开始的，如果最初我们能够防微杜渐，就不会有后来的贪腐成风。但这些举动，在当时的基层却被一些领导视为“思想解放”的举措。而其后果是污染了社会风气，毒化了社会心理，也留下了腐败的巨大“黑洞”。现实中有的人以因公请客送礼、“跑项目”为名大肆贪污，中饱私囊的事例比比皆是。正因如此，一些人也就“越送越想送”、“越贪越敢贪”。因此，在今后长期的反腐败斗争中，借鉴毛泽东防微杜渐的经验，注重从“小事”抓起，从具体环节抓起，是预防“合理性腐败”“假公济私腐败”的有效措施，也是防止腐败成风的清源之策。在当前，特别要从不作为、不担当，提高办事门槛等“小事”抓起，只要有人敢开先河，就要严肃进行处理，以使社会普遍盛行的新的不正之风得以有效遏制。总之，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反腐倡廉经验，可以借鉴和运用的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累赘。“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我们近半个世纪了，但毛泽东的思想、实践、情怀并不应该离开我们；毛泽东对中国历史规律的研究和中国国情认识的真知灼见并不应该被忘记。毛泽东之所以为伟人，之所以至今还令亿万人民难以忘怀，就在于他的心中永远装着人民，装着人民的一切，因此，一切的人民也才会在心中永远装着毛泽东！
张黎平：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特点研究（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研究系列之一）
张黎平：形成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的原因分析（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系列之二）
（作者：山西吕梁 张黎平；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更多文章请看《昆仑策网》，网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kunlunce.net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