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以来，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被陆续整理出版，已发行十辑。与过去发现的战国竹简相比，其显著特点是多为经史类文献。其中有的篇章至今还保留在《尚书》《逸周书》中，有的散佚两千年后横空出世，有的长期蛰居地下而不为人知。清华简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为中国古代文明探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出土文献资料，开启了古史研究的新境界。
去伪存真 考而后信
孟子曾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告诫人们对传世文献要善于鉴别真伪，不可盲从。《汉书·艺文志》所提到的《文子》《伊尹说》《力牧》《风后》等书，班固即以“依托”言之。这种托名古人立说的风气，在战国秦汉时期颇为盛行，其后仍有所见。最有名的是东晋梅赜献于朝廷的伪《古文尚书》，在唐代还被作为官方认可的经学读本，堂而皇之流传千年。历经宋元明清学者的不懈努力，才得以揭穿其中晚书二十五篇作为伪书的真面目。
一段时间以来，有的论者从地下出土的简帛佚籍得到启示，于是援此例彼，大胆为梅本古文《尚书》翻案，主张当作可信的史料来使用。所作相关研究论证疏阔，却不惜臧否前贤，一时相演成风。直至清华简中发现与梅本相异的真古文《尚书》，局面始得改观。
清华简《尹诰》《说命》即是战国时期流传于世的古文《尚书》，与梅本所见全然不同。《尹诰》又称《咸有一德》，它本是《尚书》中的一篇，秦火之后一度失传，西汉中期重出孔壁，为逸《书》十六篇之一，至西晋永嘉之乱再度散佚。从《书序》《殷本纪》所列《咸有一德》次第看，本篇为伊尹诰汤之文，与清华简《尹诰》的内容若合符契，构成二者同为一篇文献的二重证据，说明今传孔传本《尚书》以《咸有一德》为伊尹诰太甲之书必为伪作。而清华简《说命》即先秦文献多次引用过的古本《说命》，与今本《说命》从形式到内容都存在着本质差异。由此人们看到先秦时期古文《尚书》的原貌，使前人关于伪《古文尚书》的意见得到确凿证明。这是出土文献在古书辨伪上取得的重大成果。
鉴别古书真伪，评估史料价值，是古史研究的先决条件。清华简作为战国中期即已流传的出土文献，同样需要进行可信性研究。出土文献要真正成为研究上古文明的珍贵史料，由表及里、去伪存真、考而后信的探索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如清华简《耆夜》《保训》形式上为历史叙事，实际并不具有史书性质。不少人把它们视为王室档案一类的西周文献，以前者为记录武王戡黎之文，后者为周文王遗言，应该是有问题的。细加考析可知，《耆夜》并非史官的即时记录，亦非由王室档案整理出的作品，而是战国时期楚地士人虚拟的一篇诗教之文。《保训》的情况与《耆夜》相类，也是战国前期假借文王名义的托古言事之作。运用它们探索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的生长机理是有价值的，但要用于研究虞夏商周历史则未必适宜。
集萃征史 别有进境
上古史研究可资利用的第一手材料是非常稀缺的。商周以前自不必说，即使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大量甲骨金文，也因内容单一难以适应重建古史的需要。至于《尚书》《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其中第一手史料也是凤毛麟角。非常幸运的是，清华简的发现充实了这方面的资料，有利于推动上古史研究的深入。如《厚父》《皇门》《祭公》《芮良夫毖》诸篇，其著作年代与所记史事年代基本同步，或源自西周王室档案，或为时人所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尽管它们在流传过程中，不免发生文字讹误，或有后世加工，但大体保持了初始成篇的面貌。据以集萃征史，别有进境。
清华简《祭公》《皇门》见存于今本《逸周书》中，但《逸周书》错讹甚多，已非原貌。如简本记载祭公身染沉疴，穆王前往探视，躬身问政。当朝三公毕[~符号~]、井利、毛班亦被召见，聆受诫勉。“毕[~符号~]、井利、毛班”本为三公人名，传世本却误作“毕桓于黎民般”，致使后世训释离题万里，真义难明。循此考察可知，三公非指太师、太傅、太保，或司徒、司马、司空，乃朝中执政大臣的通称，且不以三人为限，主要由卿士寮、太史寮有关部门的主官组成，或三四人，或五六人，通常有一人为首席执政大臣，总揽百揆。在王权羽翼下的三公合议制行使中央政府职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执政色彩和优化行政决策的进步作用。又如，清华简《皇门》是一篇以西周原始档案为蓝本，在春秋时期略有加工润色的历史文献。简文所见西周门朝制度不是传统上认为的三朝五门，而是三朝三门。
清华简中的《厚父》《芮良夫毖》是两篇不曾传世的西周文献。《厚父》所记周武王与厚父君臣间的对话，不仅代表了周人对国家起源的认知，也反映了中国早期民本思想的萌动。过去不少学者认为民本思想是战国时期才有的政治理念，然《厚父》提出“民心惟本”，表明这种思想以及概念早在西周初年即已产生，适与《尚书》周初诸诰明德重民思想相印合。《芮良夫毖》是一篇讥刺时政的政治诗，反映了西周晚期的政治危机和厉王革典的实质，表明周厉王的所作所为已严重突破了国家伦理的基本底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虐之君，而不是一位需要恢复名誉的有作为的改革家。
稽古钩沉 拨云见日
由于上古史研究第一手材料的匮乏，致使晚出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二手材料也常常被广泛利用。此类文献的制作年代与其纪事年代存在巨大的时间差，基本上是后人写作的东西。其形成过程相当复杂，至少有三种可能性，一是依照旧文整理成篇，二是根据传说敷衍成章，三是编织情节杜撰成文。多数情况是真赝杂糅，神话与传说并存，传说与史实交织，极难分辨与取舍。因此，需要通过利用多学科研究手段，严密审查材料，发掘史实素地，稽古钩沉，求真致用，以期拨云见日，文明重光。
清华简中也有此类晚出文献，深入研究可以突破旧的知识盲区，形成新的历史认知。如清华简《尹至》《尹诰》等篇是有关商汤名相伊尹的记述，它们未必都是商代文字，但对考索伊尹有关史迹不失为重要资料。研究发现，伊尹并非姒姓的有莘氏人，亦非庖人出身的媵奴，而是因遭洪灾投靠有莘氏的子姓伊氏之长。他促成了殷氏、莘氏、伊氏战略同盟的建立，为灭夏兴殷大业作出了杰出贡献。清华简《程寤》叙述太姒做梦、文王占梦、太子发受诫等内容，当是数百年后战国时期的作品。篇中涉及所谓文王受命，既非受殷王嗣立之命，亦非受封西伯之命，而是受皇天上帝之命以取代殷人对天下的统治。文王受命、称王、改元三位一体，奏响了东进伐商的序曲。
清华简《金縢》系近年出土的重要经学文献之一。与今本《尚书·金縢》相较，不仅内容大致相合，而且有些异文对解决有关历史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金縢》大体作于春秋中世，然非伪书，所载武王在位三年、周公居东即东征的史实真实可信。清华简《楚居》是战国中期楚人自己撰作的一篇重要文献。篇中记述楚先、楚君的居邑及其迁徙，远较传世文献为详。就其所述战国时期楚人居邑状况来说，《楚居》不失为当时人的作品，但涉及楚人的族源地问题，它实际上也成了传说资料。结合多重文献详加考察，可以发现楚人源起中原，待周初熊绎之时，南迁丹水之阳，立国江汉，终成真正代表芈姓楚族的南方大国。
清华简是一次惊人发现，资料尚在陆续整理公布之中。它是一座富矿，值得学者付出艰辛，深入开掘，以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作者：杜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华简与古史寻证”负责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西周史》”首席专家、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头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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