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不难发现，给我党我军造成最大的危害的，无疑是王明。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原为一般干部并受过多次处分的王明，一跃进入中共中央，成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又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了王明路线统治全党的时期。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路线方针开始在各地贯彻。党中央派遣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他们对怀疑、不满意或者不支持他们的同志，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帽子，加以“残酷斗争”。
他们甚至以同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使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受到诬蔑和伤害，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
1931年４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６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这两人的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党采取果断行动，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
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12月底到达中央根据地的瑞金。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９月下半月，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
这个中央临时领导机构，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
王明左倾路线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
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王明很有理论水平，其作品《两条路线》（后更名为《为中共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曾在我党内影响很大。当年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批评，最犀利的就是毛主席。他说他们——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无非就是不知道几个事情：第一不知道人要吃饭，第二不知道打仗要死人，第三不知道路要一步步地走。
毛主席的话看似非常轻松，但实际上抓住了要害，教条主义搞了许多高深的理论，反倒回避了实际的生活与斗争。
从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曾在红军时期统治我党长达四年，使我军由三十万变成寥寥数万，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白区的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
举重若轻的毛主席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终结者。但谁都没想到，两年多后，王明卷土重来，这一次却是以右倾的姿态。
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共产国际领导人担心曾与国民党经过十年血战的中共领导人能否正确地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因此派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的王明回国，“帮助中共中央”。
共产国际对王明的评价是：“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
1937年11月底，王明携带着共产国际对于中国抗战的最新指示从苏联来到了延安，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一批我党领袖“冒着纷飞的大雪”在机场迎接，毛主席致了欢迎辞，他充满热情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
在欢迎会上，王明作为回应也讲了话，话语中多少有些反客为主的口气，他说：“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
双方都有一种我才是主人的感觉。
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召开十二月会议，王明挟共产国际指示的威力，提出了“一切经过抗日统一战线”的论断，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说，“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在会上我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客观上等于支持了错误路线。”
当时，毛主席的境地十分孤立。1943年，他仍然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做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当时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合影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明坐在了C位，毛主席则站在了后排，还是边位。
十二月会议后，王明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又是毛主席一针见血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之要害：让抗战“服从”统战，一切“服从”国民党。
既然是“一切”，那国民党如果消极抗战呢？如果国民党妥协投降，溶共灭共呢？也要“服从”？
到时不服从还来得及吗？
“一切服从”思维之致命伤，就是忘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夸大了它暂时抗战一面，而忘记它反动和妥协投降的一面。
现实教育了所有人。项英迷信“服从”，造成军部覆没。后来新四军扩大到十几万人，以斗争求团结，蒋介石也只好认账。
所幸的是毛主席敢于坚持正确路线，在抗战中壮大发展了革命力量，打退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并为日后建立新中国打下了基础。
左起：周恩来、博古、王明、叶剑英
建国后，毛主席曾这样谈论王明：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 “左” 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 “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这段话的出处在1956年9月24日毛主席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这个谈话后被以《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为题目，收录了《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这段讲话，太犀利，也太接地气了，非常之生动活泼。（刘继兴）
来源：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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