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永：重读毛泽东的五封信 感受伟人的人格魅力

1950年5月至1957年六月间，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主席给湖南的亲友、熟人及基层政府先后写过5封信（原载《求是》杂志之前身《红旗》杂志1982年第16期），写信的内容涉及毛主席的亲友和熟人关于基层问题的反映、关于个人问题的请求和关于对基层政府涉及毛泽东亲友如何严格管理的态度和建议，读来倍感亲切，真切感受到领袖的风采和人格魅力。

现将五封信的主要内容抄录于下，以飨读者。

 

给毛逸民的信

（1950年5月8日）

逸民同志：

1月30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感谢你详细地将乡里情形告诉我。

乡里贫苦人民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暂时只好忍耐一点，待土地改革后就可能好一些了。那时人民政府也可能给人民以一些帮助，例如贷款等，人民就可以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

烈士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以照顾。

你在乡里做工作，很好，可以常常来信，告我以乡中情形。

请你替我问候乡里的同志们，希望大家努力和进步。

 

给文南松的信

（1950年5月12日）

南松表兄：

正月来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运昌兄给我多次信，我回了—信，寄南县白蚌口，不知他收到没有?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十哥、十七哥还在否？十一哥健在，甚慰。他有信来，我已回了一信，不知他收到否？你说乡里缺粮，政府不发，不知现在怎么样？还是缺粮吗？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想吗？来信时请详为告我。

 

给李漱清的信

（1952年10月16日）

漱清先生：

惠书收悉。承告乡情，甚感。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尚祈谅之。顺致敬意。

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

（1954年4月29日）

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诸同志：

毛月秋同志来北京，带来你们的报告，甚为感谢。

我的亲戚唐家圫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现有文秉璋同志的一封信，付给你们看，我是同意文秉璋同志的意见的，请你们加以处理。并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秉璋的信给唐家圫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此致，同志的敬礼。

 

给孙佩君的信

（1957年6月8日）

佩君同志：

5月16日的信收到。己在初中毕业，甚慰。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寄上三百元给你母亲，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

从以上五封信的内容来看，主要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关于反映毛泽东家乡群众生活困难问题的回信。在第一封信中，当时在中共湘潭县黄龙区委工作的毛逸民给毛主席写信反映乡里贫苦人民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的问题。毛泽东主席回信说，这些困难暂时只好忍耐一点，将随着土地改革的推进有所缓解。事实上也是这样，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在建国初期很难治理，那个时期说得上国穷民苦了。我党在建国初期即深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人民群众分得了土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全国性的“耕者有其田”，由此从根本上开创了治理贫穷的新纪元。在第二封信中，毛泽东主席的表兄文南松于当年正月给毛主席写信，提到乡里缺粮，政府不发，毛主席回信中急切地追问现在的情况是否有好转，是否还缺粮，是否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想吗？表现了毛主席十分同情人民群众的处境，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了领袖与人民的深厚感情。

第二类，是关于相关亲属、友人希望毛泽东主席帮忙解决个人或局部范围问题的回信。在给毛逸民的回信中，毛主席直接了当地指出，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几百万户烈属都需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表明毛主席心中装着全国的所有烈属的困难，而不可能单独地特殊照顾家乡的烈属，需更从全国范围来解决这一问题，表现了一国之最高领袖顾全大局的胸怀，这正是毛泽东的人格魅力的重要体现。在给文南松表兄的回信中，毛主席正面回答了关于表兄文运昌的工作问题，“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在给孙佩君的信中，毛主席尽管因为孙佩君的母亲陈玉英曾于1927年初至1930年间长期陪伴和照顾过杨开慧，但对于孙佩君已初中毕业正面临升学希望毛主席帮忙的请求，直接表明态度，“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即指明这类事靠自己努力，不能考取就回家复习再考，表现了对晚辈的严格要求。而对于孙佩君的母亲陈玉英，则“寄上三百元，以后还可寄一些。”表现了毛主席对老人的感激和关怀之情。当时的300元可是不小的数目，而且一国的最高领袖寄给一个曾经有恩于已的人，又是多么的郑重其事。对这一母女的不同对待，恰体现了领袖的人格魅力。在给李濑清的回信中，毛泽东的用词表现了对这一文化老人的尊重，语句精炼独到；而对于李老提出的希望毛主席管一管他所反映的问题时，毛主席笔锋一转：“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尚祈谅之”。几句话表明了观点，又回复了来信者的意见，既通情，又达理，让人心服口服。

第三类，是关于家乡有些亲友不大服从地方政府管理问题的回信。这是毛泽东主席所回的五封信中最长的一封，字数几占其他四封的总和，足显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严肃和重视。曾任韶山党支部书记的毛月秋到北京时带来了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给毛主席的报告，内容涉及到毛主席的亲戚唐家圫文家有些人不大服政府管的事。这在毛泽东的眼里认为是很严重的问题，当即给唐家圫所在乡的党政领导回信表明自己的态度，严肃批评少数亲戚的错误做法，并明确表示：“文家任何人，都要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同时，毛泽东转石城乡党政领导一封毛泽东表侄文秉璋同样看法的信，要求乡里领导将毛泽东回复的信及文秉璋的信一并转送给文家的亲戚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这样的处理，既教育了文家的亲戚，又支持了基层党政部门的工作，使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显示了人民领袖处理人民问题的高超艺术和严格约束亲属的人格魅力。

笔者首次见到毛主席的五封信时，恰是笔者由军官到法官的1982年，因偶然机会而获得。当时如获至宝，一口气连看了若干遍，被领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兴奋不已，即珍藏保存至今，成为法官生涯的不竭动力。尽管现已陈旧发黄，但毎当重阅，仍有兴奋之感。笔者之所以借重读毛泽东的五封信谈自己的重读感受，是因为笔者认为，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亲笔回复亲友和基层组织的信，反映了毛泽东始终不脱离群众的爱民情节，始终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始终支持各级党和政府的工作，始终对自己的亲友保持良好的关系并进行严格要求。今天掌权的人们又做得如何，有比较才有鉴别，有对照方显差距。时下官场腐败居高不下，有些掌权的人只顾自己捞官、捞钱，对人民疾苦麻木不仁，对亲戚朋友一味纵容，对说情送礼乐之不疲，对下级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样的官，倘若读到这五封信，与毛泽东的人格魅力相比，不汗颜才怪，不害羞才怪，不自责才怪！

【附】毛泽东手稿：致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1954年4月29日)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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